中苏两大灾难回眸
唐山地震三十周年和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二十周年祭

2006年 9月20日傅正明

傅正明

1976年的龙年，中国经历了文革的政治震荡。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这中共三大元老相继死去。伴随这类政治地震的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是当年7月28日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这场灾难对红朝皇帝之死具有预告的象征意义。唐山大地震的冤魂是毛泽东的殉葬品，也是极权制度的殉葬品。

现在，根据官方统计，当年将唐山翻了个个儿的毁灭性强震为里氏七点八级，死亡人数高达二十四万多人，伤残者十六万多人，百分之九十五的建筑物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可是，据最近一位读者给《 争鸣》杂志的信，一位中共高干认为死亡人数是四十二万，据笔者见过的几种英文资料，死亡人数高达五十万人，震级高达八级以上。

当时的唐山人对这一灾祸的抱怨和愤恨，主要倾泻在临震漏报的地震科技工作者的头上。最近读到一些纪念文章，从科学角度来看，我充分理解唐山地震预兆不足的特殊性和临震预报的难度。值得我们记取的是，据钱钢在《 珍视历史是最好的纪念》（《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号）一文中的披露，从政治角度来看，当时的国家地震局的掌权者实际上是文革中被提拔的"造反派"，领导班子忙于革命大批判，主要的批判靶子是当时中科院的胡耀邦和地震局的胡克实，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此外，几位研究专家都提到：当年，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年初就做出了唐山地震的中短期预测，可是他在震前被上级调到 "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因为地方政府害怕地震预报影响生产。中国人的人命的价值在那个时代乃至在今天都是不一样的。预报地震，尤其是京津地区的预报，主要是为了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因此，唐山人当年的抱怨有点找错了对象，他们无法认识到，极权主义制度和官僚作风应当对这一灾祸承担更大的责任。

唐山地震的人祸色彩，更鲜明地体现在震后救灾中。由于中国闭关自守和忽视人命的立场，被严密控制的新闻媒体对外报导时震级被大大压低。中国政府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援手，连联合国和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红十字会的援助也拒之门外。受波及的北京居民有不少人迁居到街头。中共高官自然转移到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带。倒塌的建筑物巨大的残骸沉重地压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灾民以其微弱的呼救等候外界的援手。幸存者挣扎着自救互助。连倒塌的监狱中的囚犯也主动组成抢险队救死扶伤。参与救灾的军队和民众以十指染血的双手救灾。工具器材设备的落后，大大减少了伤残者生还的机会。直到今天我们才得知，还有三千多最早赶到灾区救灾的海军航空地勤部队官兵在余震中近乎全军覆灭。那时，许多中国人还不知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何物。

无独有偶。在前苏联共产专制下，诸如地震、爆炸等大的自然灾祸和人为事故之类的消息报导，一概出于政治需要而严加控制。

新闻的封锁或新闻的"党性"，曾经使得苏联人民同样惨遭损失。1986年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 Chernobyl ）核能发电站爆炸事件，集中反映了当年的苏联极权制度和官僚作风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早就投身乌克兰独立运动并因此羁狱的两兄弟波格丹和米克海尔. 霍林曾说过：旧政权的崩溃，一个独立的、后苏联的乌克兰的诞生，实际上或在其象征意义上，是1986年4月26日下午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能站爆炸的那一刹那。

这一历史事件的残酷真相，一开始就被一种神秘的色彩掩盖着。震惊四面八方的轰然巨响之后，核爆炸释放的放射云像极权主义瘟疫一样笼罩并污染着广袤的土地。乌克兰、白俄罗斯境内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食用被污染的土地生长的庄稼，饮用被污染的水。约150万乌克兰人受到发射性物资的感染，不少人因此患了癌症，许多儿童患了白血病，许多婴儿天生畸形，惨不忍睹。到1987年，灾区六十四个集体农场的牲畜的幼仔同样畸形，甚至缺头少腿。灾民每天从国家得到三十五卢布的补贴，他们辛酸地称为 "棺木钱"。

事故刚一发生，某些在现场的工程师就上报了这一难以想像的灾祸，但他们的 "外行领导内行"的地方官员根本不相信放射物的危险，拒绝采取疏散人口和防止感染的补救措施。当地的最高官僚机构不断重复报导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但没有什么可怕的，反应堆完好无损。他们迅速向莫斯科谎报"军情"。而苏共中央出于政治的需要，同样要向世界撒谎，压制现场采访和报导，欺骗国内外舆论。苏联电视新闻尽管承认了这一事故，却把危险性降低到最低层次。因此，第二天，灾区的人们继续在放射云下作息，老人在河畔垂钓，对被污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鱼一无所知。孩子们在放射性灰尘中踢足球，青年团在主持一大批青年的户外婚礼，拉起手风琴载歌载舞，歌唱社会主义祖国。

当某些工程师告诉一家工厂的负责人：这里的放射性物资比正常状态高出几百万倍时，对科技一窍不通的负责人说：你们的计量器肯定坏了，必须尽快扔掉。当时，愚昧无知的领导人拒绝疏散居民的建议，在他们眼里，"恐慌症比放射物更糟糕。"

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事故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内，人们还不知道 "切尔诺贝利 "是怎么一回事，一家报纸以为 Chernobyl 意为 "苦艾"（ wormwood），闹出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一颗巨大的星从天际射来，火化就像一团火炬，它落到河里又弹起来。这颗星的名字是 '苦艾'，三分之一的河水变为苦艾，人们大量死于这种有毒的水。直到1989年，乌克兰的保健部门据实报道了癌症日益增加的病情，结果遭到上级的批评，指责他们关于发射物的言论危言耸听，给国家造成巨大压力。上级下令医生不得在死难者的死亡通知书上写明发射物致死的原因。此后，有毒的肉类食品仍然从污染区的加工厂源源不断运往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部，提供给那里的囚徒食用。

从以上两大灾难可以见出，在极权制度下，人祸往往伴随自然灾难而来。人们在抗灾救灾时，更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政治制度的肆虐。但是，追究天灾的人祸因素，在中国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说，切尔诺贝利已经成了前苏联的腐朽政治的巨大的悲剧纪念碑，那么，唐山还只是一场自然灾难的纪念碑。今天，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是要从唐山地震中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认识。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历史风云中已经赢得独立和民主，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而中国的新闻封锁，相对于比较宽松的八十年代，正在日甚一日地严酷野蛮。

表面上看来，劫后唐山已经焕然一新了，可是，在唐山人，尤其是在贫困的唐山人心中，既难抹去痛苦的历史记忆，也难面对新的伤痛：今日唐山乃全国八个贫富悬殊最大的城市之一。

今天，在乌克兰，仍然有许多工人在切尔诺贝利的废墟上清楚垃圾，他们同时也在清除前苏联的精神垃圾。国际社会已经广泛认识到，切尔诺贝利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而在中国的天灾人祸的废墟上，环境污染及其精神垃圾，仍然在蔓延和堆砌。这类垃圾对于国际社会的危害，尚未被充分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