诘问奥斯维辛
―― 读凯尔泰斯的小说《没有命运的人》

傅正明 / 《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

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第一部自传性小说《没有命运的人》，是作者荣获诺奖的主要作品。在《苦工日记》中，凯尔泰斯提到，《没有命运的人》这部小说就奥斯维辛提出了下述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发生奥斯维辛？这个问题没有理性答案；二是，它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所描绘的情节；第三，幸存是可能的吗？第四，在幸存之后还能继续幸存下去吗？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来看看凯尔泰斯关于命运和自由的思想启迪。

⊙ 奥斯维辛为什么发生？

小说主人公少年科维斯刚被抓到集中营，就听到囚犯们谈论上帝的“不可理喻的意志”，谈论犹太人的命运。一个拉比说，犹太人曾经“抛弃了上帝”，这就是今天的犹太人惨遭连累的渊薮。科维斯对这个解答显然感到不满意，但他无法得到理性的答案。小说避免了行而上的追究。只有成熟的凯尔泰斯本人才能把这个问题深入思考下去。在小说《我——他者：变形者纪事》中，凯尔泰斯对二十世纪进行了总结，他发现将近一百年来，一切都变得更真实、更赤裸裸了：“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变成了行凶作恶；资本被用来建造附设焚尸炉的害人工厂；法律变成行骗的游戏规则；反犹主义造就了奥斯维辛；民族感情引发了种族灭绝。毋庸置疑，我们时代就是一个真实／真相／真理的时代。”

由此上溯，我们发现，在欧洲文明两千年的历史过客中，少有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能够摆脱对犹太人的偏见。犹太作家威塞尔（１９８６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论文化艺术中的革命》一文中，曾谈到康德、费希特、伏尔泰和歌德等欧洲文化名人，他指出这些伟大哲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企图证明：对犹太人的恨与对人类的爱是可以调和的；他们所宣扬的平等、正义，是把犹太人排除在外的。像威塞尔等犹太作家一样，凯尔泰斯强调，奥斯维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发生的。因此，凯尔泰斯从宗教怀疑论的角度对上帝提出了质疑。在《苦工日记》中，他曾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小冤坟追究魔鬼，万人坑追究上帝”。如果说上帝让基督降临人世，那么，为什么奥斯维辛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中发生的？基督教文明，至少是基督教文明的践行者，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凯尔泰斯认为，追究这一点，就有可能为欧洲文明重新奠基。这就意味着，必须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实践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

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为反犹主义火上浇油。凯尔泰斯强调，奥斯维辛绝不是单纯的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他力求避免这种简单化的艺术表现，更进一步地探索历史和人类命运，追究普遍人性。只有通过具体的小说情节和细节的描绘，才能揭示普遍的人性，因此，自然转向了第二个问题。

⊙ 奥斯维辛是怎样发生的？

对于科维斯来说，一切灾变都是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小说的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犹如科维斯对他的同学讲述一个旅行故事，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而然。生活的荒诞性在于，科维斯最初甚至巴望到德国劳改营去，他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遇，因为许多青年人都在德国找工作，有些“淘气”的孩子，甚至被他们的父母送到劳改营去接受教育。这里出现了一种“视角的反讽”，即读者知情，作为当事人的小说主人公却被蒙在鼓里。然而，命运捉弄了他，命运往往与人的期望和奋斗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就是命运的捉弄或“命运的反讽”。

要追究奥斯维辛的发生过程，必须考察下述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施暴者来说，大屠杀是在拥有权力的领袖、“元首”与群众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问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犹太裔德语作家卡内蒂（１９８１年诺奖得主）都曾作过深入研究，并且影响了凯尔泰斯的创作。曼本人就曾有反犹倾向，拥护过希特勒，但他后来终于彻悟过来。在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中，曼将纳粹的欺骗性比喻为魔术式的催眠术，小说中的魔术师可以当众催眠，令咖啡馆侍者马里奥侮辱自己。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是研究政治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力作，曾经由凯尔泰斯翻译为匈牙利文。在小说《惨败》中，凯尔泰斯描绘了主人公的一个幻觉：他在一栋办公室楼空荡荡的走廊里，突然听到千万个人的脚步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扑来，最初，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种把自我消融在群众中的“酒神的狂喜”，但他很快感到，他必须靠边站，必须从那些正在被施加催眠术的群众中走出来。

另一方面，从受难者一方来看，奥斯维辛的发生，甚至得到犹太人自己的配合。犹太裔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曾揭露了在大屠杀中犹太人内部的一个机构与纳粹的合作。在诺奖演说中，凯尔泰斯谈到他一生刻骨铭心的二十分钟：他随一群犹太人被送往伯克劳死亡营时，在车站的一片恐怖中度过的瞬间。为了进一步确证史料，他阅读了塔丢兹．博罗维茨（ＴａｄｅｕｓｚＢｏｒｏｗｓｋｉ）的完整叙述，其中一个故事题为“女士们先生们，到毒瓦斯那里请走这条路。”后来，凯尔泰斯从纳粹警卫队一个士兵拍摄的现场照片中，看到可爱的犹太妇女和青年，都有与纳粹协作的诚意。他们协作的条件当然是自己活命，但结果如何呢？仍然难以逃脱死亡的厄运。在诺奖演说中，凯尔泰斯辛酸地说：“当我想到所有这些现象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类似的方式重复时，我洞察到恐怖的机制，我终于明白了，让人性反过来自我作贱一番，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事情。”

中国人对于这种不断重复的现象太熟悉了。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不被整肃而整人的人，结果同样是自我作贱。这种恐怖的机制，在许多民族中都可以成功地运转。因此，凯尔泰斯实际上已经深刻地从人性的角度回答了奥斯维辛为什么发生的问题。

        ⊙ 怎样在大屠杀中幸存？

这是凯尔泰斯以他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的集中营的日常生活故事。

科维斯领会到，在高压之下，无论是鸣不平，还是祈祷上帝或抗议管理者，均无济于事。尽管如此，还是有囚徒对非人的待遇发出抗议之声。科维斯还听说有各种各样的逃跑的方式。可是，有人逃跑了，几天之后又看到他们被抓回来，在他们的脖子上打下了耻辱的烙印，有的甚至被打死了。科维斯从一个老囚犯那里学会一个原则立场：“最重要的事是我们不能屈服：这始终是一种智慧”。幸存的强烈愿望迫使他们“顺应”逆境。小说写到集中营分配的囚犯棉衣，由于经常被雨水淋湿，变成了硬梆梆的，根本不能保暖，囚犯经常冻得直打哆嗦。由于室内湿气厚重，他们采用砖厂的粗厚水泥包装纸铺在地上隔离湿气，有人把包装纸塞到棉衣内保暖。但这类行为，在集中营也是违禁的，作者写道：“违禁就是反抗命运，结果这样一桩犯罪很快就被发觉了：一顿棍棒打在背上，打在胸口，噼哩哗啦，很快使得罪行彰明昭著。如果棍棒不再继续打下去，那就高兴起来。”

比寒冷更难熬的是饥饿。无论是祈祷或逃亡都填不饱肚子。科维斯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寻找食物。囚徒们分配到手的食物原本就很少，但他们仍然尽量省下一点以防更加缺粮。科维斯告诉我们，“如果说，我没有吃树皮、铁片或小石头，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咬不烂，消化不了。但是，例如，我尝试过沙子，如果我看到草，那就从来不会犹豫—遗憾的是，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营地，都看不到一根草”。

囚徒们在拥挤的铺位上熟睡，借以忘记一切苦难。集中营也有自杀的情况，科维斯听到他们讨论这类事件，避免自杀。凯尔泰斯曾以一句悖论来表达他的观点，他说，唯一的真诚的自杀方式就是继续活着。的确，自杀原本是一个人否定黑暗现实的最高形式，因为自杀者是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进行这种否定的。凯尔泰斯则希望以活着的形式来达到同样的否定黑暗现实的高度，这就是他的批判精神的表现。他要既活着又达到自杀的同样的社会效果，只有靠写作，靠写真实。由于他处处看到黑暗现实中的光明的一面，这才使他得以幸存，使原本活得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同时也在作品中传达出这一信息，从而缓解读者由于同情而造成的伤感。

饥饿、寒冷和挨打，伤口化脓，缺乏药品治疗，囚徒们都挺过来了，靠的是一种精神支撑。从全书看来，在科维斯眼里，自由的可能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科维斯尚未被抓到奥斯维辛时，他的父亲已经在一个劳动营了，科维斯的叔父威利对他解释说，目前的逆境，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度期”，因为盟军将“最后战胜德国人的命运”。另一个方面，就是科维斯所思考的爱的可能性。科维斯的亲生母亲是一个贤慧的妇女。她教育科维斯关爱继母和他人。她说，人们表示爱不是通过言辞而是通过自我选择的行为。正是母亲的这种爱和自由的教育，使得科维斯后来在囚犯们中间体会到并且以行为表现出一种关爱，并且最后严肃地思考自由与命运的关系。

⊙ 幸存之后怎样继续幸存？

对于奥斯维辛幸存者来说，幸存之后之所以仍然有个如何活下去的问题，是因为集中营里有些囚徒认为，这只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异常越轨事件，他们以为外界的文明世界当时还来不及知道集中营的真相，否则，已经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应当不能容许这样的惨剧发生。可是，他们错了，他们出来之后发现，文明世界不但知道，而且保持沉默，容许奥斯维辛存在。这样，在一个如此黑暗的世界上，是否值得生存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凯尔泰斯从奥斯维辛走出来时，时尚年幼，还来不及作如此深刻的思考。但是，回到匈牙利之后，他遇到了奥斯维辛幸存者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从一种极权主义转到另一种极权主义的重轭之下，犹太人仍然属于“异类”。他们将怎样继续幸存？

凯尔泰斯很快发现，奥斯维辛不是游离于欧洲历史的例外事件，而是不断重复的历史常态。在题为《自我认同的自由》的演讲中，凯尔泰斯指出，对于大屠杀幸存的作家来说，只存在一个哲学问题：自杀；一个现实问题：移民。

原本就没有祖国的犹太人的移民，毋宁说是永久的流亡。劫后余生的犹太知识分子，如意大利作家列维（Ｐｒｉｍｏ Ｌｅｖｉ）和生于罗马尼亚的诗人策兰（ＰａｕｌＣｅｌａｎ），最后均选择了自杀。我们并不鼓励自杀，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他们自杀的意义，忘却了死者的悲剧留给生者的启迪，那就等于再一次杀害了他们。这是人类的奥斯维辛记忆不能容许的。比比皆是的自杀同样出于人的无奈，出于反叛的渴望。尽管凯尔泰斯与列维、策兰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处境和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凯尔泰斯没有自杀，他选择了为历史作见证的角色。他很快就开始写作《没有命运的人》。当有人奉劝幸存的科维斯忘却那些恐怖事件，放下包袱而自由地过一种新生活时，科维斯想道，“我承认，这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我的确不懂，他们怎么能够要求一种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也指出，已经发生的就发生了，我不认为，对于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对记忆发号施令。‘开始一种新生活’，我认为，只能在我再生的那一天，即使我大病一场或受重伤以后，累及我的理性，你们想要我忘却的还是忘却不了。”

在《惨败》中，凯尔泰斯的主人公进一步发现，他根本无法过上新生活。因为，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与旧制度的区别仅仅在于：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开宣称，他要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歹徒，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屠杀民众的职业刽子手却赋予自己以“民众精英”的称号。在诺奖演说中，凯尔泰斯表示，他特别留心观察这种独裁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他看到，整个民族如何被迫否定它自身的理想；他看到人们小心翼翼以求“顺应”的种种迹象。他恍然大悟，所谓希望，乃是邪恶手中的工具，康德的绝对必要的起码道德，只不过是自我保护的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婢女。但他们同时作出了反抗命运的种种尝试和自由选择，如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起义。尽管它被镇压下去了，但人们继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自由选择。

⊙ 命运和自由的启迪

从凯尔泰斯小说和他的多次演讲来看，作者关于命运和自由的思想，均要追溯到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即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

在希腊文化中，“命运”的概念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被人格化了，它的原意是 “强迫性”，引申为“必然性”。以埃斯库罗斯为代表希腊悲剧被文学史家称为“ 命运悲剧”，因为那些悲剧英雄对他们的命运进行了勇敢的反叛。在《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凯尔泰斯高度评价希腊天才把古典悲剧创作为不朽的抵抗野蛮暴行的典范。他所指的，就是埃斯库罗斯唯一一部直接介入现实以希波战争为题材的悲剧《波斯人》。凯尔泰斯所赞赏的，不是消极顺从命运的态度，而是积极因应以寻求自由的可能性。

在希伯莱文化中，命运乃是神授的使命。这种使命是与人的自由解放密切相关的。在《圣经》中，自由就是从捆绑的束缚中、从奴役下赢得释放，更高层次的属灵的自由则是从罪里赢得释放。“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但是，尽管科维斯年幼，却似乎悟出了仅仅“因信称义”是不够的，自由与行动和责任密切相连。

正如凯尔泰斯在《自我认同的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政治教育的两大特征，一是教人憎恨，二是教人撒谎。与此相反，表达爱和宽容，拒绝撒谎，讲真话，成了凯尔泰斯写作的鲜明特征，尽管他经常不得不曲折地表达他的思想。在获奖演说中，凯尔泰斯表示，“我们必须靠自己创造价值，必须一天一天地以执著的人道工作来创造价值。我们的看不见的努力最终将赋予这种价值以旺盛的生命力，并且有可能为欧洲文化重新奠基。自由，是隐匿在欧洲价值中的最崇高的价值。自由以丰富的色彩点染着我们的生活，它唤醒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存状态的确定事实，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