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铁二号线中山公园站出来，虽然不是高峰时段，却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点点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即使不戴墨镜甚至不用手搭凉棚，也能用眼睛直视片刻。朝右望去，不远处，一幢高楼，逆着阳光，屹立在那里，那里是落成不久的Raffles大厦，而在它之前很久的时候，我刚刚得知，那块地，疑似是曾经的圣约翰大学校园一部份，圣约翰大学，外公曾经求学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于那里毕业，他和紧靠着圣约翰的愚园路休戚与共，那一刻，心里不由暗暗庆幸，圣约翰的大部份遗迹包括群楼基本还是得以保护完好，才能让后辈们在华政探寻触摸到先辈曾经的青春足迹。

仅以此系列，作为对外公的缅怀，也对我自小生活的地方一个久别重逢的整理和记录。我想，外公如若有知，必会欣慰，因为终于有一天，不再耐不下心去听一些典故的我，终于可以静下心认认真真地去了解这条路的历史，认认真真写下这条马路的一些被尘封的往事。

而促成我特意数次认真探访这条路上各条不同弄堂的另一个外因是某一天听朋友说，有朋友去上海，特地说想去愚园路看看，于是当朋友陪着朋友在愚园路上时，发了个极短的信息：站在愚园路上想到你。读到信息的那一刻，心里满怀感动。对愚园路没有回忆和太多感情的外国游客都会在有限的行程里特意造访，而我这愚园路的曾经的小孩却似乎并不比远方的游客对愚园路了解得更多。思乡之情带着隐隐的复杂情绪在那一刻突然泛滥，那早已熟背于心的街道和已经陌生的店家，还有在银行门前无比熟悉的带着S形的马路，还有愚园路路史陈列馆，一一浮现于眼前，生于斯长于斯自以为再熟悉不过的愚园路，却有着那么多不同寻常不为所知的故事。

愚园路，迥异于其他一些知名小马路，她很低调，这从许多洋房别墅都隐藏在弄堂深处甚至是弄堂的横支弄可见一斑，马路上看似平淡无奇，只有梧桐，店家和弄堂入口，可一旦进入弄堂，却往往是别有洞天，而弄堂里还经常套着弄堂，一些别墅就这样七弯八拐地隐藏在弄堂深处，尽量的富不外露，像极了真正有资本的人，基本不会因为深怕别人不知道而去刻意营造显富来增加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所谓虚无价值，生活的本质是给自己过的而不是随时现给外人甚至陌生人看的。

而不同的弄堂还经常能通往其他的弄堂或马路，这样的特殊建筑方式，也让这条路有了不同寻常的优势，得以在不同时代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各种或巨大或深远的作用。可以这么说，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于一体的马路，这在上海，不敢说唯一，却一定是罕见。

这条从未更名过的马路，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定下的永不拓宽的64条马路之一，她是一条集爱国，政治，谍战，经济，人文于一体的历史之路，更是一条见证了近代风云历史的马路。这条路上的几乎每一条弄堂，现在多是优秀历史建筑或者历史保护建筑，它们承载着着属于不同时代的各自精彩。

今年是愚园路建路一百年，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和历史往事，虽已随着时代的脚步渐行渐远，但却终于，在愚园路的路史陈列馆里，得到了铭记和永生。

愚园路的得名来源于路的最东端，曾经名噪一时被外人称作富甲王侯的某富商于光绪十六年建造的私家花园愚斋，从寥寥的照片看，愚斋内假山亭阁，小桥流水，百花争艳，更有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德文诗碑石刻，只是遗憾于几十年里的数度易主，愚斋目前已无据可查其确切方位，只知在愚园路最东段，常德路南京西路范围内，而辜鸿铭先生的碑刻也已不见踪影，实为憾事。

愚园路因而由此名演变而得。之后随着法国梧桐，西式洋房的不断出现，愚园路成了当时绅士洋行买办等名流汇聚之地。

时间追溯回1900年，时值风起云涌反对慈禧太后之时，7月26日，在愚园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国会命名的会议，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短暂的中国国会。

中国国会的发起人唐才常，和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清末维新派领袖人物之一，在日本结识了流亡的康有为，唐才常1899年回国，之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密议欲用武力推翻慈禧政权，拥护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他遍邀上海名流八十多人出席中国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容闳，章太炎，严复，汪康年，期间，容闳被推举为会长，留英学者严复为副会长。之后，容闳起草了中国国会对外宣言，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清朝之权，欲在复起光绪皇帝。而章太炎在会议中因坚持对满洲人士不可同室议政而愤然易服剪辫，也因此，章太炎成了历史上剪辫易服第一人。

尽管唐才常创立的中国国会与通常意义上的国会差别巨大，但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之后，唐才常组织成立的自立军起义，这场介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间的全国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和作用，它使革命派得以醒悟也让改良派分流。

之后由柳亚子牵头，蔡元培，廖仲恺，鲁迅，曹聚仁，何香凝，李叔同等重要成员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多次会议，也在愚园召开。由此可见，愚园未能得以妥善保留实为憾事，那是一笔怎样的财富损失。

而在此事件里不得不提到的是由日本归国的保皇党重要人物之一，康有为。康有为在人生的最后六年，在愚园路购下十亩地皮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园，取名游存庐，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康公馆。公馆内，临街的二层楼被开成了天游学院，主建筑则为中西合璧二层小楼十间房，楼内客厅舞厅餐厅卧室一应俱全。另在庭院里建了一座古色古香外竹内木的竹园，这成了康有为经常聚集文人雅士，招待宴客之地。公馆内还挖有一小湖可以泛舟，上架两座木桥，而庭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木，包括从日本运至上海的400株樱花，从苏州买来的400株桃花，还有开绿花的梨树，紫藤和葡萄棚架立于湖边，并养有孔雀，猴子，麋鹿，而500尾大金鱼，则在水里自由游弋。

康有为晚年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待在游存庐内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是他的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以及曾居住于同条马路的教育家蔡元培均是游存庐的座上宾。而他对弟子梁启超格外关爱，曾先后在梁家急需用钱之时，慷慨资助5000银元，约合如今人民币三十多万给梁启超及家人。所以，之后二人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虽是情理之中但却也令人唏嘘。

然而，在康有为70岁的时候，也正值北伐军所向披靡之时，为避北伐军锋芒，康有为不得不决定带着全家离开上海前往青岛，按之后康同璧的日记：先君离沪时，亲检遗稿，巡视园中殆遍，曰：我与上海缘尽矣！其落寞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就在康有为到达青岛不久，却突然辞世。他去世后，学院即刻关停，但游存庐还持续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30年，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该产业出售给兴业银行，但兴业银行却用这十亩地，将原有的康公馆拆了个一干二净，随之建起20幢小楼，成了现今的愚园新村，又一个巨大的遗憾之作。

如今，虽然弄堂还在，但却早已人去楼不再。而人生几十年，无论曾经多么的叱诧风云，却终究在历史长河面前，成为永恒不变的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