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长长的幽深弄堂，一边是高高的清水红墙配浅黄色简洁分隔柱，另一边默然而立着几座深宅大院，夏天的太阳，很高地挂着，没有一丝风的吹拂，只有茂密梧桐间不时传来高歌的知了声，穿越寂静的空间，在长巷里回荡，知了和梧桐遮荫的幽静马路，是记忆中夏天的一个标配，而这里，是全上海除市少年宫外，最漂亮的一座区少年宫，长宁区少年宫。

上次回国，走在愚园路上的我，突然注意到对面马路一座别致的哥特式风格的漂亮建筑若隐若现于梧桐树后，那座建筑，虽然我只去过几次，却一眼就能认出，穿过斑马线径直朝着黑色大铁门走去，只听保安在我身后喊，今天不开放，我转头，笑着说，我不进去，就看一下。

还是绿色的大草坪，那座儿童户外游戏组件似乎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个少年宫，只是正门带着陌生开到了愚园路上，保安跟着过来，我解释说小时候来过这里，这次看到就想旧地看一下，保安不置可否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似要确认我不是别有用意搞破坏般，嘴里不情愿地接了一个字“奥”。东张西望看完准备离开，却听保安说，你跟我来吧！诧异间，就见他打开了大铁门的一边，说，进去看吧，不要进室内，里面有人在办公，看到了不好。我惊喜于这突如其来的转机，马上跟了一句，不会影响你吧？保安说，没事，记住不要进室内。我欣喜若狂于保安的善心，道谢后走进了这座久违的院子。

时隔很多年，再次走进这座花园，陌生里带着一点点依稀的记忆和熟悉，树一定还是我儿时见过的树吧，因为有几棵长得很高很高了，偌大的草坪，见不到一个人影，望向主建筑，也是经典电视剧《围城》的外景地，赵小姐的府上。曾看到介绍说这是邬达克的作品，惊讶间特地去问了建筑历史方面的不二专家，他的回复是否定的，但无论如何，这座建筑，历经九十年的风雨，依然历久弥新。而从1960年开始，这座花园洋房，在经历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之后，终于尘埃落定，变身为给众多孩童们一生美好记忆的长宁区少年宫，而少年宫，也让这座洋房，成为了永远的少年象征。

这座充满跌宕起伏命运的建筑，最先的男女主人分别是民国交通部长王伯群先生和蒙古族后裔，出身世代官宦之家的保志宁女士。

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王伯群先生，是1924年创建的大夏大学创始人，第一任董事长，1927年，又被公推为大夏大学校长，他从遍走上海寻找大夏大学建址用地开始，再到慷慨出资，之后又为大夏大学的发展全心付出直至1944年因病去世，可谓是将自己后半生的大部份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

而保志宁女士，外公是驻澳洲梅棚总领事，叔父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她在考入沪江大学后，因为不喜欢，遂中途转学至大夏大学。而一次学校庆典，喜爱昆曲的戏剧社成员保志宁登台献演，台上轻舞云裳余音绕梁，而台下的王伯群已然拨动心弦一见钟情，两个有缘的人最终成就了这段相差24岁，轰动上海滩的恋情。所谓有缘人终能遇见，如果当时的保志宁不执意转学，何来后面的这段美好姻缘？

王伯群开始在全上海选址欲建造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婚房，最终定址于愚园路1136号。1930年开工兴建的这座四层洋房，哥特式建筑的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共计32间房，客厅以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少年宫至今还保存有东方风格的彩色壁画在大厅的墙上，门窗拉手也全部紫铜制作，而面向主楼的1.3公顷草坪，水池小桥假山百花点缀其间，安静祥和的美景，似乎也是在期盼未来的岁月静好。

1931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盛大婚礼，尽管当时只完工了主楼，花园尚未动工，整座洋房直到接近三年后的1934年才完全竣工入住，同年，他们在这座楼里迎来了第一个新生命。

身为交通部长，设计公司和施工单位自然极尽全力建好这座洋房。恋情已经引起轰动，而不惜巨资耗时三年多的豪宅更是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质疑，一时间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监察委提出对王伯群弹劾的议案。在许多因素的反复权衡下，王伯群主动提出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

1937年，凇沪战争爆发，作为大夏大学的校长，王伯群先生开始组织大夏大学西迁贵阳，但这也意味着王家要举家搬迁至贵阳。离开愚园路前夕，保志宁将房子和室内一切物品委托给叔叔看管，此洋房费时费心费钱，王伯群还为此丢了官，却在享用了不到三年，就不得不弃屋远走，实为极大的遗憾。

然而，在他们离开上海一年多后，这座宅子就再也保不住了。1939年，汪精卫由日本抵沪，几经周折和寻寻觅觅之下，最后将愚园路的王家宅邸作为他上海的行宫。他在这个公馆前，发表了对中日关系的解读及前进目标的讲话，同年8月，在此秘密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更在此与日本签署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

每次汪精卫抵达上海之时，途经的大段愚园路被封，只准许封锁区内的居民凭证出入，他的车队到达前半小时，军警开始清路，所有行人被赶进就近弄堂，背对马路不准回头，所有面对愚园路的沿途窗户都必须全部关闭，在一片死寂中，六七十辆由小汽车，军用敞篷汽车，载满日军或伪军的卡车，还有驾着机枪的装甲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往汪公馆，而没人知道，汪精卫，究竟是坐在了哪一台车里。

而当年王伯群从安全考虑，特地将正门开在了这条幽深弄堂里而非愚园路上，这也给之后的这座汪公馆带来诸多好处，而除了汪公馆，同条弄堂另一侧的几幢洋房，在汪精卫入驻公馆后，也被同时征用，配给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和外交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以及和平军总司令，而万航渡路76号特工则全权负责安全保卫（曾经在前文严家花园里简述过特地开辟的镇宁路，也是为了愚园路和万航渡路间的快捷以及安全保卫，逃离便利之主用途），而即使汪精卫不在上海的日子，整条深弄依旧戒备森严，六七个军人和一名军官长期在弄口荷枪实弹站岗，外人绝不可靠近。

抗战胜利后，保志宁返沪，但房产已由国民党军统接收，她只得请姻亲何应钦出面，才得以收回这栋见证她爱情的洋房。但保志宁的经济实力已不比从前，在费力支撑豪宅之后，终于在1947年夏天，听从何应钦的建议，将别墅的部份出租给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之后不久，保志宁带着年幼的孩子们远赴台湾，然后再远赴美国定居。

到达美国，一切从零开始，重新入学校学习，出门工作，抚养五个孩子长大就是她余生最重要的事业，她的一生，总让我想起上海的另一位女子，永安公司的黛西，她们都出身优渥，每个知道的人都认为她们就会那么顺风顺水荣华富贵一生，却不想之后因历史因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开始一种远超出想象的艰难生活，但是，再怎样难以想象的艰难，这两位真正的名媛，却都在极度的逆境中，用自尊自强，书写了她们无比曲折却又丰富的一生，而这又哪是一心模仿或误以为是贵族的人群能理解的呢？贵族历来不靠衣食住行的排场显摆来炫富体现，更不会靠虚荣攀附来勉力支撑，那充其量最多只能算土包子一朝成了暴发户的作派（现实领军人物王思聪），真正的贵族只能是通过许多令人心生敬意的优良品质和勇敢积极的精神，特别是逆境下的坚强来彰显来赢得世人的尊敬，而她们二位，用各自的一生，精彩演绎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幸运的是，她们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各种颠沛流离，在她们步入黄昏之时，终于找回了难能可贵的岁月静好。而保志宁女士更幸运的一点是，她和王伯群先生十多年的婚姻，虽然短暂却始终恩爱如初，保志宁一直坚持在公开场合甚至在日记里，都尊称夫君为伯群先生，而王先生60岁病故后，依然年轻的保志宁女士，终身未再结婚，只是一心一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把他们的孩子们抚养成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她用余生的行动，来怀念那段真挚的爱情。

写这篇文，不时有很多感想萦绕，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赘述，但感慨最深的之一是，当年的王伯群先生，满腔热情地用自己的资金，人脉，全心全意把大夏大学从创始的艰难带到辉煌的发展，一度被媲美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不是空得虚名，而这其中，倾注了多少如王伯群先生保志宁女士那样的群体知识分子们的全情投入，也由此联想到曾经的西南联大，也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应该还排得上全球办学历史上最短最苦最穷的大学了吧，但仅仅八年的存在，毕业生不到四千，却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数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百多位人文大师，一百多位两院院士。。。。。。

那时的人，虽然物质生活远不如现在，甚至饱受动荡和困苦，但精神世界或许比物质很富有的现代人群丰盛，那时的人，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理想和信念，有勇敢和担当。当年的鲁迅先生如预言大师般精准预见许多现象级存在，除却鲁迅先生的睿智勃发，他笔下的一篇篇檄文一个个人物，或许是他早已通透了民族的共性特性，才能提前一百多年写下了这些依旧适用于现在诸多现象的文字，而一次次的许多不同发生，也仅仅只是在一次次验证鲁迅先生当年对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的深刻认知吧，若真的如此，应该欣慰还是悲哀，而如果鲁迅先生活到当下，不知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想。

六月，应该是大多数孩童们最喜欢的月份了吧，深信每一位曾经的少年，都有过年少时简单而纯粹的快乐，那种快乐，可能只是买到一本好书，听到一首好曲，甚至，只是抬头看到一群鸽子，夕阳陪伴下列队飞越城市上空的归巢，即使过很多年，那些看似微小的一刻，却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成了长植于心间的美好，虽简单却生动，虽遥远又真实。只愿在这浮躁的世界，继续持少年之心，享童心之乐，心里始终有温暖，眼里依然有清澈和星辰，即使和这个名利的世界格格不入，那，又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