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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者与名城同归于尽，确实是“死而重于泰山”，余成万失去流芳千古的机会，战后反倒成了阶下囚。1950年余成万定居香港经营米店、杂货店、当铺、农场，种菜养鸡生意甚是红火。1955年三个匪徒入室抢劫，警察到后余成万被抢匪当成盾牌，结果死于警察乱枪之下，这与当年死于常德就是天差地别，无怪当时张灵甫感叹“可惜”。至于张灵甫本人，在孟良崮的最后时刻，命令卫士开枪将自己和副师长蔡仁杰以及第58旅旅长卢醒一同打死。解放军在洞口经过战斗进入山洞，山洞内尸体杂陈，这也就搞出了一些混乱说法。

那么此时的张自忠是不是也有此时死于战场、千古流芳的想法呢？张自忠一天一夜来不断向各方请援、寄希望于第38师等各部来解围，应该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张自忠确实在“死地”一直坚持到最后直至牺牲。再者说，张自忠把第33集团军总部当成自己的“陪葬”，这也是不允许的，这和余成万在常德的情况完全不同。第57师的任务就是守常德，而最后第57师也基本打光，师长指挥作战的责任已经完成，战死对职责是负责的。而此时第33集团军各部有的在河东作战，有的担任河防任务，张自忠的责任不是一死就能放下的，这一点张自忠本人自然很清楚。

张自忠阵亡之后战局继续恶化，第38师、第179师也纷纷退回河西。第38师撤退时安排一个营殿后，黄维纲亲自向营长栾升堂交代任务，营长栾升堂向师长黄维纲建议，“张总司令孤军渡河作战，遭到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再蹈那一次的覆辙。依我看，迟退不如早退。”

第33集团军当然不会对总司令的阵亡做正式总结，但是部队总会有自己的认识，营长栾升堂脱口而出认为张自忠的阵亡是因为撤退不及时、不坚决造成的。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16日凌晨总部遭遇小股日军时如果行动坚决的话，自然会是安全撤退的。

而黄维纲却不完全认可这个认识，听了栾升堂的这个话之后，“黄维纲笑了一笑说，‘我也考虑过迟退不如早退……’”

如果黄维纲认可张自忠的阵亡是撤退不及时的话，那就会点头同意，而黄维纲却是“笑了一笑”，自然是包含意味——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啊。

黄维纲保定军校第7期，1920年投身冯玉祥部队，1924年任第1师第1旅第2团营长，第1旅旅长是韩复榘。1925年韩复榘任第1师师长，黄维纲为其属下第7团团长，1926年在韩复榘第6军任旅长，后调任第2集团军步兵监，主管训练，又调任第2方面军参谋处处长。黄维刚基本上属于韩复榘调教出来的人物。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黄维纲投身张自忠，张自忠对黄维纲青眼有加，委以第4旅第2团团长。黄维纲军事能力卓越、人情练达，很快就超越张自忠的各位旧部，1932年底升任第38师第112旅旅长，成为张自忠部队最重要的力量。

1933年长城抗战黄维纲亲赴前线督战，焚毁身后临时桥梁以示死战，战后获青天白日勋章。

1937年抗日军兴，第38师扩编为第59军，黄维纲升任第38师师长，已经接手了张自忠的衣钵。1938年临沂大战时第38师是主要作战力量，以后每战都是主力，可以说张自忠当第33集团军总司令靠的就是黄维纲第38师，至于第180师，后来提都不要提了。

黄维纲深得张自忠信任和倚重，黄维纲对张自忠的了解自然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所以黄维纲对张自忠的的阵亡自然有着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当然不能和下属明说，只好“笑了一笑”而过——

张自忠带兵严厉，一方面对士兵爱护有加，另一方面对士兵要求也严格，军事训练抓得紧由此得了一个外号“张扒皮”，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张自忠骂人时爱说“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张自忠指挥作战时更是不讲条件，要求部队即便全部牺牲也要完成任务，属下诉苦只会招来一顿臭骂，如此长期以往，军中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张自忠在军中的威信也无可动摇，不过这就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是张自忠的命令可以得到很好地贯彻，但是另一方面在军中就不存在什么军事民主，而张自忠本人也被自己所树立的威信所绑架——如果自己在困难面前低头，那以后如何再说“扒皮”？

16日总部被日军留置于南瓜店山谷中，张自忠完全清楚情况的严重性，天不亮就派人向窑湾渡口求援。从早上9点开始遣散部众，甚至向远在150里之外的第74师李益智求援，但是就不向东面30里的第38师派出联络人员，当然更是不向东突围，简直是“坐等”第38师来找自己——“我看算不了什么！黄师长天黑可赶来解围！”

在一天的战斗中情况不断恶化，从头到尾也只有顾问徐惟烈小声建议移动移动位置，也没有明说撤退，即便如此也遭到张自忠的呵斥。参谋长李文田深知张自忠的脾气，和黄维纲一样对张自忠绑架自己看得很清楚，于是干脆啥也不说——因为说了也白说还要挨骂，何必呢？到了最后自己带着卫士架上张自忠跑吧。

日军第39师团对第33集团军总部的“捉提攻击”并不成功，原因就是没时间了，明日必须要折返枣阳，这边只能打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好了。此时张自忠所带部队有第74师三个团，每个团算少一些700人好了，再加上手枪营三个连算300人，再加上窑湾增援180人，再加上总部人员大概差不多3000来人。而此次战斗牺牲500余人，也就是五、六分之一，加上负伤撤出战斗的人员，咱们翻番算，也就是说此次战斗损失兵力也就是四分之一到不了三分之一，远远不是全军覆没。

牺牲的干部有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马孝堂少校等等，这都是张自忠身边的人，而战斗部队中，第74师师长及三个团长还有第74师一众师部干部全都逃脱，甚至是连负伤的都没有。即便是最后时刻张自忠五人当中，二十余年的随从副官朱增源也安然逃脱，所以讲，但凡张自忠采取一丁点儿机动措施，就绝对不会遭受这样的损失。黄维纲正是看到这些，才会“笑了一笑”是不是？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和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李家钰是在1944年5月的“豫中会战”时撤退途中被日军伏击，总部200余人全部阵亡。二人之中张自忠声望高，已成为民族英雄，其实在匝瑜心中，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不论是上将还是普通士兵，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比如说在台儿庄牺牲的那个女战士，或者说是那个18岁的女孩子刘守玟，虽然对日军一枪没有打过，甚至是连日本兵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不过她为我们民族、为我们国家洒尽最后一滴血，她同样是我们的民族英雄——18岁的女孩子刘守玟身受重伤临死前喊“妈妈”，这是正常的，不需要给18岁的一个女孩子编故事了。

另外再说一个无聊的，就是张自忠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其实李敏慧并非绝食而死，而是身患子宫癌已至晚期，在张自忠牺牲三个月后病逝，因为时间比较接近所以又搞出来一出“化蝶”。其实二人关系极差，不交一语达十余年。咱们不知道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搞成这个样子，但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夫妻之间的最大事不过是另有感情，不过彼时张自忠似乎没有这个事，倒是后来在北平娶过小老婆，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冯治安在北平也纳妾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