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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官的说话在能找见根据的时候就摆根据，如果找不到根据那就编根据，反正李长官的说话是有根据的，这次李长官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有根据的，就是张自忠自己写的这封信。

有意思的是，张自忠这封信真正的样子和李长官记述的有一些不一样，当然啦，不一样只是一点点啦，就那么一点点而已——

“仰之我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死）。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有一处不太一样的地方，李长官所记述的信里面没有出现“38D、179D”部队的番号，而是代替为“各师”。

——这是个问题吗？李长官的回忆录是二十年后写的，也许就是记不住数字而已嘛。这完全不是记住还是记不住的问题，为什么这封信的其他文字都一样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字不差，难道说李长官在文字上记忆是超级准确的，单单对数字是没有兴趣的？

二十年前别人写给别人的一封短信，你要是能记忆成基本上一字不差那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你自己第一次写的真情书也不行、是不是？那么李长官在回忆录里记述的这封信就是经过查阅抄上去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又不把部队番号列上去呢？

先看原文，张自忠的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过河与敌一拼”，再一个就是要联系“38D、179D”。

38D就是第59军第38师，179D就是第77军第179师，这两师人马是这次河东追击日军的主力部队，这两支部队必须要听从命令、不怕牺牲才有完成这次任务的可能性。6日白天，张自忠命令第179师“由普门寺经青石桥、马家集向田家集”、第38师由“由丰乐河以北地区，经耗子岗向田家集追截北进之敌”。现在晚上张自忠在信中说，“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张自忠的意思就是说，和“38D、179D”能不能取得联系是此次作战的关键。

第38师是张自忠的嫡系起家部队，取得联系那还用说吗？况且第38师现驻地就在总部东边20里，这有什么联系不上的？此夜往普门冲给冯治安送这封信还跑了60里呢、是不是？既然第38师不是问题，那张自忠其实就是在说第179师，因为不好明说，那只好把第38师一起说上。张自忠在这封信里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第179师没有到，那自己也要“带马之三个团”打下去，说白了也就是张自忠在以死相逼冯治安把第179师派出来。

这次河东追击日军，能拿得出手的部队只有第38师和第179师，第38师自然没有问题，张自忠担心的是第77军第179师。张自忠过河督战的目的是为了能指挥第179师，但是为了能使第179师全力投入作战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冯治安代替张自忠指挥，这样的话第179师自然就不是问题。李文田很清楚第179师的指挥问题，与会者除刚刚来到的第75军军长周罍、第94军军长李及兰之外，其他人都清楚这个情况，所以在会上李文田当场给冯治安打电话，张自忠并未反对——如果张自忠当时反对，那么冯治安就没有必要说话、没有必要摆明自己不想去的态度，是不是？

但是冯治安明确地摆明了自己不想去的态度，这就引起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张自忠亲自过河，再一个是张自忠担心第179师会不会派的出来？

在这个担心第179师的作用下，张自忠就写了这封信——不管第179师来不来自己都要过河，你冯治安看着办吧。这就是张自忠写这封信的意图，而且是派人连夜送到冯治安，如果这只是一个“决心书”、“遗书”，实在是没有专人连夜送到的必要，这样做完全就是军情需要。

其实呢，河东还有一支部队是真正要联系的，那就是第59军第180师。第180师在日军的攻击下已经溃败已经失联，张自忠渡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第180师，那为什么不在这封信里说一定要联系上第180师呢，因为没把握。那么没联系上第180师是不是也要“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呢？张自忠并没有这么想，所以说这封信专指第179师。

再看一个细节，张自忠在这份信中两次提到第38师、第179师，第一次是说“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而下面则是“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紧接着的两句话张自忠为什么要把“38D、179D”的顺序颠倒？第一句话是联系上“38D、179D”，这个顺序是很正常的，序号小的在前面嘛，而第二句话是说联系不上“179D、38D”，颠倒顺序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就是张自忠用心所在，也就是指“179D”。

张自忠在“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死）”，这个意图就再明显不过了，就是对冯治安以死相逼。张克侠回忆，“……未到荆门前，蒋介石发表了59军与77军合并成立第33集团军，张自忠为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张与冯虽是拜把兄弟，但矛盾很大，冯不听张的指挥，对军队的作战造成不利的影响。”此时张自忠为完成作战任务，竟然如此激烈，实在是令人感叹。

张自忠、冯治安的恶劣关系也不是什么秘密，李长官自然心知肚明，二十年后记述这封信，恰恰是把第38师、第179师给抹没了，其实也就把张自忠这封信的意图给抹没了，而转成了“决心书”、“遗书”，这样你死不死跟李长官有个半毛钱的关系、是不是？

可以推想，李长官在向唐德刚叙述这段故事时，要求唐德刚去找张自忠的这封信，或者是唐德刚自告奋勇，因为二十年后任谁也记不住原词。找史（死）料对唐德刚自然是小菜一碟，找来了李长官收下，等唐德刚走了之后，李长官拿起笔来涂涂改改重写一份，然后再交还给唐德刚，于是唐德刚就傻乎乎地放进书里了。

现在碰到了战无不胜的《匝瑜定理》，自然一切暴露——李长官你要是没问题，那为什么要改呢？

说点儿无聊的，据说受到排挤，唐德刚于1972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至1991年退休，期间兼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2年。。对于这次的“职业转移危机”， 唐后来讲，全靠了自己的阿Q精神：“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