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骚然”的枣阳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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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全国性的“冬季攻势”之后，日军陆军参谋次长泽田茂认为，“即使减少一部分兵力，我们也不会被击退。”于是继续推行缩减在华兵力的计划，但是前线的意见并不是这样，第11军感觉“敌尚强大”，认为应立即计划一个大的反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持同样态度，并且积极准备。

其实在1939年12月，也就是日军占领南宁之后，第11军就产生了自己也来打一仗的想法，目标是宜昌。不过国军的“冬季攻势”率先发动，日军第11军只好先应付眼下的情况。到了1月国军攻击浪头渐渐回落，第11军重新研判，在2月定下了作战设想，于2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

“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

“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主要是指汪精卫一伙一直闹腾着要成立伪政府来体现卖国价值，可是日本人觉得汪精卫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成立一个什么“政府”作用不大反倒会惹恼了蒋介石。1939年11月，中国派遣军参谋铃木卓尔中佐以日本驻港武官的身份“策划建立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开展所谓的“桐工作”，当然是背着汪精卫的。

宋子良          曾政忠

铃木这个家伙在香港找来找去、最后盯上了时任“西南运输主任”的宋子良，中国银行董事长大国舅爷宋子文的弟弟，也就是小国舅爷。如果能搭上这条线，那岂不是能直通委员长的床？那不是连办公桌都跳过去了？还有哪条“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比这个更直接、你说说！

不过宋子良对此根本没兴趣，此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重要国土仅剩西南，此时无论是国家战略物资还是走私商品的运输都在“西南运输主任”的职责范围之内，皇军的那点儿金票实在是放不进眼里去，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是打死也不能现在当汉奸是不是？宋家也有一个“走私”的案子和戴笠斗了一场，这个咱们后文再说。宋子良于是拒绝和铃木卓尔见面，随即也向重庆报告了此事，意思是备个案也就算了。没想到戴笠听了信儿来了兴趣，要趁此机会耍一耍日本人、搞一搞汪精卫。于是戴笠找了一个特工曾政忠、也叫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本人接触——这个曾政忠与宋子良长得确实有些相似。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谈判期间，日方通过门上的锁孔偷拍曾政忠的照片，带回南京让陈公博、周佛海辨认是否是宋子良，结果一人说像、另一人说不像，这等于白忙活了，那只好死马当作活马，稀里糊涂继续干下去。

准备好了之后，“宋子良”向铃木卓尔发出见面请求，铃木卓尔自然非常高兴，于是双方一真一假地开始了“谈判”，就这样断断续续持续到了9月份。不过除了中国派遣军自身之外，这个“谈判”几乎遭到了日本其他所有政军界的冷眼，最后关东军直接摆明态度反对，这件事扯了大半年，中国派遣军自己也觉得味道不太对了，于是也就拉倒了。

其实“宋子良”的假把戏很容易拆穿，不过中国派遣军十分热衷于这是真的，于是就上了大半年的当。热衷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大本营一方面要消减在华兵力、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派遣军迫于中国军队“冬季攻势”的压力，从1月份就开始请求大本营增兵，而且要求是“精锐兵力”，“但年度已过而未见答复，极为苦恼。”

其实大本营内部也是意见十分对立，面对即将来到的世界大战，参谋本部作战课竟然提出要“放弃华中、华南”来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以期腾出兵力对苏作战，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主任荒尾兴功中佐认为，“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武力席卷重庆、成都，一条是从中国撤兵。然而，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就没有余力对付苏联。”不过这个“放弃华中、华南”的意见立刻遭到陆军次官阿南惟几涨红脸的呵斥，“要从皇军流过血的地方退下来吗？”

现在问题是既不可能撤兵，也不可能“席卷重庆、成都”，那么中国问题怎么办呢？此时2月底，正是中国派遣军的“桐工作”进行的热火朝天之际，似乎中国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于是中国派遣军有意搞一次大的战役配合“桐工作”来压迫重庆方面，以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会战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

去年的“襄东会战”是在“南昌会战”进行时，日军捕捉到了汤恩伯第31集团军移防第5战区的情报，随即萌发预想消灭汤集团，于是才有了所谓的“襄东会战”，目标单一，也是快打快走的准备。而此次“襄东会战”赋予了两个作战目标，一个是“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再一个是“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

说实话，这两个作战目标直线距离相隔200里，日军预想先在北路击溃汤恩伯第31集团军，然后南下宜昌，而宜昌是三峡入口，预构有强力阻击阵地，如何能快速得手？况且张自忠第33集团军集团军沿汉江布防，日军从北向南转进就要与第33集团军展开连续战斗，层层突破、彻底击溃第33集团军才能抵达宜昌、展开下一步任务，无论如何难度太大了。

日军对这些浑不在意，因为还是觉得中国军队的战力太差，特别是指挥水平奇差无比，两个目标就是两个目标，特别是攻克宜昌，这对重庆方面来说简直是颠覆性的震荡！这才能达到“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的目的，说实话，中国派遣军认为仅仅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已经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了。

鉴于这种认识大家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参谋本部就在4月10日下令进行宜昌作战，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兵力不够怎么办？那只好权变，4月19日陆相畑俊六决定，“未来将在华兵力减少10至15万，目前则为之增派两个精锐师团。”而这两个所谓的“精锐师团”到7月份才能组建完成。

另外有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宜昌。此次作战的目标之二是“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那么拿下宜昌是自然的事。可是大本营4月10日的命令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5、6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范围的作战。”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根据目前的精神和命令的含义，很明显是作战完成后还要返回原驻地，不保持宜昌。

打下来又不让占领？这岂不是“要从皇军流过血的地方退下来吗？”这自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可是现在的精神不仅仅是在华不扩大，而且是要收缩，于是反对意见被压制。

反对意见被压制是被压制了，但是可以预见将来肯定不是这样的。就像前一时期的“膺惩傅作义”攻击五原一样，原计划也是不占领五原，大本营、华北方面军、驻蒙军都有明确命令，而且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亲自飞往包头，向行动部队直接解释命令，但是以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为代表一批人阴奉阳违，还是要占领五原，联络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共同压迫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同意以日军特务机关领导“蒙古军”占领五原，结果遭至覆灭，让傅作义搞了一个“五原大捷”。所以讲，关于这个宜昌占还是不占，还是走着瞧吧。

此次会战，日军第11军决定投入4个师团的兵力。

第1期作战，第3师团由信阳出发，沿游河、桐柏、西新集公路向襄阳攻击，捕捉集中在襄阳东北的中国军队主力；由第40师团4个大队组建的石本支队沿同样路线向襄阳东攻击，打击中国军队左侧背；第39师团及第6师团3个大队组建的池田支队由随县出发，向襄阳东南取广正面攻击，捕捉中国军队；第13师团由安陆出发，以主力突破大洪山向樊城攻击；以上4支部队完成对襄阳东中国军队的合击。

第2期作战，第3师团由襄阳出发渡过汉水向当阳攻击；石本支队留置襄阳掩护；第39师团由宜城渡河向荆门攻击；第13师团由沙洋镇渡河向河溶攻击；池田支队由旧口渡河。

第1期的作战目标还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主要还是由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以及石本支队的四面合击。去年的“襄东会战”是东、南两面合击，再加上北面切断退路，准备包了汤恩伯的饺子。最后没有吃上饺子的问题是计划过于牵强，汤恩伯第31集团军也不白给，见机撤退了。而这次也是准备吃饺子，至于是不是汤恩伯倒是没有好意思明说，现在目标区域内的部队是第11集团军，如果第31集团军也装进去那自然更好。不过上次是两面合击没搞好，这次接受教训，搞一个四面合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