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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汪精卫再次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执意还要搞“和平运动”，那蒋介石只能下杀手了。这一点汪精卫集团中也有认识，汪精卫秘书的曾仲鸣看到拒绝谷正鼎后就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其实重庆方面早已计划行动甚至已经开始动手了，在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之时，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之前将其除掉。戴笠随即带领亲信及能讲法语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前往河内，亲自坐镇指挥行动。

暗杀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蒋介石迟迟不能下定决心，还在利用各种途径促使汪精卫幡然悔悟。在此期间的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被人袭伤头部，发表“艳电”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被人用斧子砍伤头部，这都是计划取性命而出了差错才逃了一命。而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于1月18日被枪杀，这一切肯定都是军统所为，是真正的杀鸡给猴看，但是汪精卫还是执迷不悟。

谷正鼎来访是最后一次挽回努力依旧失败，于是回到重庆的戴笠给河内发来了执行命令。陈恭澍带领6人在21日夜强闯汪精卫住宅，但因为行动慌张，误认曾仲鸣为目标而开枪射击。

这次行动可谓完全失败，枪响之后留守车上的陈恭澍极为紧张，只携带一名最先出来的杀手开车离去，后两人自行归来，三人被抓。

4个小时后情报传来，汪精卫毫发无损，戴笠立刻命令陈恭澍回重庆。陈恭澍回到重庆之后、戴笠根本不想见他，即便是躲空袭钻进防空洞面对面也是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终于召见陈恭澍，派任代理第三处处长，去上海主持工作。这个安排未必就没有让陈恭澍死在上海的意味。

不过这次陈恭澍很争气，在上海两年就先后暗杀了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而在1941年10月，陈恭澍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为保全性命投降，暗中却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有意思的是，陈碧君听闻陈恭澍被俘获，连夜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审问”陈恭澍，“她心存报复，盛气凌人，跺足狂吼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硬逼着一定要当场写口供。”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以汉奸罪逮捕，两年后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随即隐姓埋名，死在何时、葬在何地无人可知。

陈恭澍

这次“刺汪”失败之后，军统又想了两次办法均未成功，汪精卫的警惕也越来越高，但河内是肯定待不下去了，时间长了不愁人家抓不住自己。可是“制裁命令”已下，天下之大已无容身之地，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日本这一条路了。而日本方面也获知汪精卫在河内“遇刺”，虽然现在的首相不想理他，可是汪精卫在河内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这个事情要是真的发生，对大日本的声誉还是很有影响——以后谁还来投降？还是影佐祯昭出马，4月16日抵达法属印支港，与汪精卫取得联系，4月25日夜汪精卫登上贼船，5月6日抵达上海，8日上岸，完成了投敌。

这次留在香港的陈公博并未追随汪精卫而去，到了夏末汪精卫到广州之后邀见陈公博。虽然二人见面、汪精卫还出示日本方面的“君子协定”，但是陈公博还是不认可，回转香港。

很快汪精卫在上海召集会议，做成立伪政府的准备，再次电邀陈公博，陈公博还是不去。

1939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签订所谓的“中日基本条约”。这次汪精卫正话反说，告诉陈公博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你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其实哪里有什么可讨论的？双方一坐下、日本方面就掏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扔在桌上，日本要求的权力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要求的权利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上了汪精卫的当赶往上海，准备在这个“中日基本条约”的讨论中发挥一些反对作用。结果到了上海一看，“条约”已经“讨论”了一半。陈公博在上海盘桓半月随即回转香港。在上海时一次与影佐祯昭同饭，陈公博当面质问，“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这位日方首席代表想都没想就点点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去年在上海与汪精卫方面“重光堂”谈判时千好万好、什么两年撤兵啥的骗你上船，到了现在汪精卫已在彀中，真面目何须再掩饰？

汪精卫的“中日基本条约”议定的同时也在准备成立伪政府，陈公博不愿参与其事，从上海脱身回香港仅仅几天，陶希圣和高宗武突然来访，陈公博感到吃惊，因为这两位现在是汪精卫重要助手，为何在此准备成立伪政府之际脱离汪精卫？二位语焉不详，只是言道自己二位走后、汪精卫更要找陈公博了。

陈公博没有想清楚这里边的事情，但是等到第二天再去找二位，已然不知所踪。未及陈公博反应，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

“汪日密约”的披露，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日本亡我之心和汪精卫卖国行径，从而坚定了国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汪精卫投敌之前，中国确有相当多的人士对日本抱有幻想，而此番“汪日密约”的披露彻底打消了这些幻想，即便在汪精卫投敌之后再附逆者，也是形势所迫、被动上船的权宜之计，而绝无与虎谋皮的打算了。而此事件对于汪精卫之流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都跳出来说这只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而非定案，其实心中恐惧万分，“最为伤心的是周佛海，……，对暴露密约一事极为愤慨，认为这是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从双鳃流下，却不去擦掉，唯有仰天长叹。”周佛海还咬牙切齿在日记中记述，“今后誓将高宗武、陶希圣这两个畜生杀掉！”

这个极其重要的“高陶事件”的发生，必须要说到陶希圣的夫人万冰如。1939年12月13日，万冰如携5个孩子从香港抵达上海。12月30日“中日基本条约”定约，汪精卫“绑架”部众共同签字，而万冰如对陶希圣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圣、万冰如

高、陶二人脱离上海之后，万冰如去见汪精卫、陈碧君，要求带两个孩子去香港劝说陶希圣回转，而留下三个大孩子在上海读书，其实是给汪精卫作为人质。汪、陈不疑有他，不过也就只能这样办。1月13日万冰如登船，18岁大女儿琴薰站在码头大哭，而妈妈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也是痛哭。

万冰如携子抵达香港之后，杜月笙、万默林出手将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接出来。而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携带高、陶二人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专程从重庆赶往香港，亲自掌握进度。21日上午陶希圣三子乘坐的轮船出吴淞口刚到公海，萧同兹就将文件照片送至《大公报》社开始制版、排版、印刷。三个孩子乘坐的轮船于第二天、22日抵达香港，全文刊登《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的《大公报》立刻上市。

高宗武、陶希圣是汪精卫的重要亲信，也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密约”的谈判，却在签字关头幡然悔悟、弃暗投明，真可谓悬崖勒马。

陶希圣后来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再就是去了台湾，1988年去世享年90岁。这次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没有高宗武一开始的擅自赴日，应该不会发动。高宗武原本年轻才高，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干才，结果闹出这样天大的事情来，这让高宗武彻底灰心丧气，后来更名高其昌，赴美定居，1994年去世，享年89岁。

正如高、陶二人所言，到了建立伪政府前夕的三月初，陈碧君邀请陈公博赴上海。陈公博已有感觉，就问陈碧君是否要成立“政府”了。陈碧君倒也干脆，“你对这一点是赞成还是反对，请你到上海和汪先生说。”于是陈公博决定赶赴上海，准备劝阻汪精卫成立“政府”。结果到了上海一看，“政府”其实已然成立，正在筹划“还都”南京。陈公博和高、陶二人不同，看到事已无法挽回，遂决定加入“伪政府”，计划在“伪政府”中帮助汪精卫，“徐图补救”。陈公博也与汪精卫等人确实不同，1940年5月赴日，天皇着海陆军大元帅礼服接见，而陈公博故意着便服。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在日本，陈公博代理“伪政府”主席，1946年6月3日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