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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质问。这俩人虽然第一次看到这个所谓《五月指示》，但是面对汪精卫的的质问也是毫不慌张，原本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早晚罢了，不过现在并不是一个好时间，自然明确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

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等人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好时间、凭啥不是好时间、是不是？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行使临时中央常委会职权。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本来汪精卫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话就是将信将疑，此时看见这个“五人宣言”，就是再糊涂也明白过来味儿了，7月15日召开会议，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于是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不过汪精卫决定要“和平分共”，不要象蒋介石那样搞的你死我活的，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很明显汪精卫再次犯错，你想“和平分共”、而共产党却准备武装夺权，于8月1日，贺龙第20军等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

人家都干起来了，汪精卫于8月8日也开会决定“武力分共”，在开始搜捕共产党人。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下令东征讨蒋，委任程潜为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随即调动第6军等部队参战。

8月19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乘机调第6军第17师陈烈、李隆光两团参加围攻长沙，作为暴动的“发火药”，夺取长沙建立革命委员会，从而引发秋收起义。不过决定稍晚了一步，湖南省委命令没到、第6军就全军开拔东征，陈烈所部到达九江后被张发奎所部包围缴械，部队中的中共党员被驱逐，中共因此失去对第6军中部队的控制。

陈烈与所部3名营长等中共党员离开部队，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后奔赴广州参加12月11日由叶剑英、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香港，与组织失去联系。

1929年，陈烈潜回上海寻找党组织失败。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领导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人称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党”，也就是现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陈烈参加该组织并成为骨干。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秘密将邓演达杀害。1931年10月17日午夜，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黄埔革命同学总会也被查抄，陈烈及部分同仁被捕，并引渡南京关押。

陈烈人缘比较好，经黄埔同学多人力保出狱。陈烈出狱后被邓演达生前好友第18军军长陈诚招致麾下。第14师是1931年教导第3师改编而来，陈诚为首任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土木系中，第11师为第一、第14师为第二。陈烈先后任第14师第40旅第82团团长、第79团团长、第40旅副旅长、旅长，现为第14师师长，成为陈诚土木系的后起之秀。

1939年7月5日陈烈升任第54军军长，1940年陈烈牙疾复发，治疗失当罹患败血症，蒋介石闻讯派出专机欲接至重庆治疗，但因病情恶化，陈烈于1940年10月31日病逝军中。

国共你死我活拼斗近30年，期间情况异常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神迷，不过像陈烈这样跨三党的传奇经历，实为罕见。如果陈烈和三位共产党员营长的第6军第17师第51团参加“秋收起义”，必定改写军史以及其他可以改写的。

未能参加“秋收起义”的另一个团长李隆光是李立三之弟，也是黄埔1期第6队的。第6军被缴械后李隆光并未像陈烈一样去搞“广州起义”，而是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去了。1929年5月回到上海，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往广西南宁从事兵运工作，改名李谦。9月，任广西第4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协助大队长张云逸改造部队，建立中共秘密组织。12月11日百色起义，任红7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2纵队纵队长胡斌，第3纵队纵队长韦拔群），中共红7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11月，纵队改称师，李隆光任红7军第20师师长（第19师师长龚楚、第21师师长韦拔群），此时开国上将李天佑为军部特务连副连长。

1930年8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红７军在奉命北上“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途中，遭遇围追堵截，伤亡极大，1931年1月部队进行缩编，李谦任红7军第58团第1营营长。2月3日部队在粤北乳源梅花村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李立三之弟死于“立三路线”，也是一种历史讽刺。

9月19日，日军第9师团终于突破第14师黄桥畈阵地，向西7里的坡山村继续进攻，这一突破使得波田支队主力可以在鸡笼山展开兵力，向北第18师阵地发起攻击。

第18师主阵地为临江背膀山，与鸡笼山之间曹家山即成为激战之地。波田支队向曹家山的攻击从19日起毫不停歇，第18师毫不退缩，将波田支队的进攻一次一次打了回去。20日波田支队加大强度，天地江一体作战，空中飞机穿梭投弹、江面上炮艇排炮齐射、地面上从鸡笼山冲出来日军一股接着一股波浪冲锋。波田支队同时也派出小部队从第18师背后江面登陆，也被也被第18师全部击退。

曹家山已成火山，阵地被炮火反复犁过来犁过去，部队被一次接着一次打光。李芳郴不断从主阵地背膀山派出部队向曹家山输送兵力，就这样连续激战16小时，21日曹家山终于失守，富池口仅剩背膀山一道屏障，而第18师的兵力已在曹家山争夺战中损失巨大，李芳郴不得不向张发奎求援，22日，后方半壁山守军第98军第193师奉命抽调一团兵力增援背膀山。

曹家山争夺战异常惨烈，不仅仅守军第18师损失惨重，波田支队也被打得鼻青脸肿，即便现在占领了曹家山也没力气连续进攻，只能停下来喘气。23日，委员长给张发奎下达命令，富池口还要坚守七天等待援军。

第18师现在兵力实在所剩无几，李芳郴这个新上任的师长带着刚刚补充起来的湘军师，打到这个份儿上实在是可以了，说实话上级应该现在就派援兵接替守卫。现在又来命令让再守7天，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下子李芳郴彻底崩溃了，在电话里向转达命令的张发奎说，“总司令，我请示您报告委员长，我连三个小时都守不住。”

李芳郴说的是实际情况，此时第18师兵力无几，而背膀山的阵地形势更为恶劣，长江水面开阔，临江而立的阵地形势一览无余，日军可以肆无忌惮发挥空海火力，打击效果极佳。这种情况下，第18师残余兵力“连三个小时都守不住”基本算是实际情况，不能算太夸张。

张发奎也很清楚也现在的作战情况，但是自己作为第2兵团总司令，只能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况且自己手中也没有部队，只能压服，“李师长，蒋先生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戴德。不论你能不能坚守7天，你的责任是为他尽忠。我本人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也应该为他尽忠，因为他是我们的最高统帅。”

而李芳郴并不能接守“尽忠”这一命令，因为就算“尽忠”也守不了三小时，何必“尽忠”？于是“一再重复那句话，让我转告蒋先生。”

张发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将李芳郴的态度上报，“他不应如此回答。如果没有蒋先生的命令，我会命令他掩护其他部队的撤退，然后让他自行撤退。”

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更了解战况，也完全清楚委员长所说的7天援兵就是瞎扯，第一是没有援兵，第二是7天后的援兵也等于没有，但是委员长的瞎扯也是命令，只能转达不能更改。李芳郴也只能回答“成仁”，如此张发奎再将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计划上报，这样就可以把委员长的瞎扯命令转圜回来。

现在李芳郴的态度就是说委员长的瞎扯命令就是瞎扯，张发奎并没有把能把委员长气疯的“请求”立刻转达上去，而李芳郴已经绝望，天黑之后竟然脱离部队不知去向。24日清晨，第18师官兵发现师长跑了，也完全丧失信心，残兵也纷纷向后撤过富水退至半壁山，放弃了背膀山、富池口。

张发奎只能将现在的情况和李芳郴的答复也一同上报，“蒋先生嚎叫到，‘立刻枪毙他！’”

李芳郴是跑不了的，1939年3月被抓，按道理当然是枪毙。陈诚找到张发奎，请他为李芳郴求情，张发奎拒绝了。不过没有张发奎的说情也没所谓，李芳郴不仅仅是黄埔出身，更重要的是陈诚土木系的人，这样的话，那就判3年吧。

判了3年也不给他坐3年牢，3月被抓、10月即被释放，而且给了一个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中将高参的名义，很明显是准备复起之前的铺垫。虽然第18师在富池口打的很惨，李芳郴也确有苦衷，但是这种阵中弃职潜逃的事情，实在是军中大忌，即便陈诚有心、但是复起根本无望。李芳郴的中将高参一干就是4年，到了1943年8月调任第9战区郴永自卫区司令兼永兴县县长，1947年12月调任第16绥靖区中将高参兼江北指挥所主任，1949年5月离职后移居澳门，1952年移居台湾，1959年退役，1991年9月26日病逝台湾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