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1 第二部 冤杀韩复榘 第六章 逮捕疑云 第二节 会场抓人

?第二节 会场抓人

 “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这里李宗仁又用了一种修辞手法，借别人的口说出来“韩复榘糟了”，更显客观和增强说服力，而且再次撇清自己，“是大家说的啊，没有俺的事儿啊。”真是佩服李代总统得紧，果然是能者无所不能，唯一的三年识字儿生涯也不是好好学的，咋就会这样的高级写作技巧尼？

“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

生动！很生动啊！

1、  “走在最后”才可以看见随后的一幕，这是必须的，这是评书写法，李长官交代的很清楚；

2、  “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脸色发青、低头、蹒跚”，这充分说明韩复榘心里有鬼，立刻泄气了。不光大家觉得韩复榘该死，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该死了。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俺李代总统啊。

李宗仁的文字水平确实很高。

嘿嘿，不过当时韩复榘心里是绝对没有这个“鬼”的。俺推测反倒是他是希望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希望和蒋总裁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把现在第5战区情况好好说一说，把自己的计划好好说一说，把和李宗仁的分歧讲清楚的，这样才可以搞好后面的工作。因为韩复榘是想抗日的，而且他是有想法的、有办法的。

这个很正常。在工作当中，如果咱们遇到一些和顶头上司有分歧、而且自己要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都是想找再上一级谈一谈的，去争取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支持的。所以讲，韩复榘不想出席这次会议，派人四处打听，最后是李宗仁的话让他才上当的，这些说法是靠不住的。

另外要说到该死，那也是远远也轮不到韩复榘的。这个时候，要说杀“弃土避战”的，真是还轮不到韩复榘。同一级别中，也就是集团军总司令级别的，第一该杀的是宋哲元，也是第1战区付司令长官。

宋哲元这几年走的实在是太远了，大家都快看不见他那高大的背影儿了。1935年“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其实就是半个汉奸。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榘同意出席，可是宋哲元要求不出席会议，理由是“立场特殊”。这个理由未免过于胡说了些，果然蒋总裁火冒三丈，“你娘的！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了？”再发一封电报，必须出席！“必须也不去！”宋哲元还是不去，派付军长秦德纯代理出席。

这无论如何都很过火了，1937年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命令，第29军实行国军化，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

这对宋哲元来说就差不多是灭顶之灾了！怎么办？就在南京政府这个“部队国军化，金融国家化”的命令发出半个月之后，“7.7事变”！

天下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儿？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战后所有档案全部公开。根据这些战争贩子自己档案的“供述”，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明确判定“9.18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的，但并没有判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因为关东军策划“9.18事变”的证据很明确，可是远东国际法庭却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

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第29军中的某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当然，这是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不相信？而且这些日本的学者也只是没有证据的推测，“从动机上来看，某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这种推测在历史问题上怎能当真？你又不是匝瑜，肿么能用“推测”来评定历史？匝瑜对此运用辩证历史学和这些日本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俺是一会儿说一分为二，又一会儿又说内因、外因，再一会儿又说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过一会儿又说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一会儿说……这几个日本学者没在咱们学校里上过学，被俺搞的是晕头转向，当然辩不过俺！可是日本死硬分子就是不认输，又抛出另一个推测，说某党中央在“7.7事变”发生几个小时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他们党要不是预先知道、反应肿么会这么快？”这帮日本学者自以为又得理了，质问俺，“天下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儿？”

俺的信条是“向老婆退缩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向日本人退缩！”俺的回答只能坚定、坚定再坚定，那些老的理论威力不够用了，给他们来个最厉害的，也就是俺自己专有的、也是跟老婆学会的，具有匝瑜特色的特色理论，“俺说有就有，俺说没有就没有！”哈哈哈——，几个日本学者给气死啦！

“7.7事变”之后第29军更是乌烟瘴气，闹分裂，接着就是弃平津、弃保定，又不战而退跑到山东，气得韩复榘都不让他们进山东！实在是太可气了！德县战斗时，鹿仲麟从前线向冯玉祥汇报，“几个军一日仅行5、6里”，气得韩复榘跟委员长大叫“津浦路北段除了展书堂师无人打仗！”

这时候要是以“汉奸”、“弃土避战”来杀宋哲元，全国上下是拥护的。可是蒋总裁不这样认为。第29军从北平撤退，蒋总裁于7月29日上午和下午召开了两次特别会议，讨论了第29军从平、津撤退以后政府的方针，决定派徐永昌为保定行营主任，将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划为第1战区。蒋总裁自己兼任战区司令长官，统辖5个集团军。会后蒋总裁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在军事上说，宋(哲元)早应到保定，不宜驻在天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

这说明在军事上，宋哲元既违背指挥原则，又违反军令，这一点，蒋总裁是很清楚的。

“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

蒋总裁揽过推功，也可以说是委曲求全，全都是为了抗战。

“至宋个人责任问题，不必重视。”

宋哲元如此罪行昭彰，蒋总裁还要开脱宋哲元，此为何故？还不是想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吗？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韩复榘都没有宋哲元这样证据凿凿吧？就不需要问一问、审一审？

第2集团军司令刘峙在平汉线一退千里，得到了“长腿将军”的头衔。咱们前文已经说过了，跑是对的，不过现在舆论汹汹，杀了也就杀了。

刘峙对自己这一长跑成绩也很灰心，后来在回忆录里慨叹：“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蒋公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总是以忍让为先。当人们和我谈起东征西讨的战绩时，我便谢其雅意，说：你不看，窗外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请你去问长江里的水，古往今来，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哪里？我们都不过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分一秒，又何必为此认真，自寻烦恼。”他还经常独自一人，默诵老子的“智者劳，而仁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以此来平衡心理状态。

不过在《李宗仁回忆录》里，刘峙倒是对韩复榘指手画脚，“欺凌”了别人一下。李宗仁所描述的，刘峙在会上这种得命气盛的现象，俺也觉得很可疑。

在往下一个级别该杀的是军长，张自忠自然是“军级该杀榜”第一名，现在的得分是遥遥领先。“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天津市长，按当时汉奸的行情，上天平称一称，汉奸含量50%，实在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7.7事变”时，宋哲元在老家，张自忠从天津赶到北平，代行军长等权力。7月10日，在前线的何基沣计划趁日军大部兵力没有到达，准备夜袭丰台。张自忠立即叫停，“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现在要紧的不是打仗，而是和平解决。”由于何基沣序属第37师，不是张自忠的第38师，张自忠担心指挥不动何基沣，又通过军部向前线将领发布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总算还好，比张学良强多了，那位大公子是抵抗也是不许的。

宋哲元没有回到北平之前，张自忠与日本人谈判并签字了《香月细目》，张自忠又给自己捞了个“亲日派”的头衔。

7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跑了，于是张自忠就挂着这“三个代表”的牌子和日本人周旋。

平津陷落，张自忠大势已去，想尽办法从北平逃往天津，再乘海轮到烟台上岸，去了济南当然要见老朋友韩复榘。韩复榘对进来通报的人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见我干啥？”不见！派人给送到南京，虽然没绑着，但是叫押送！到了南京，军令部有明文，“解除羁押”。火车过徐州，很多学生听说张自忠路过，齐聚闹事儿。张自忠躲进火车上的厕所，这才躲过学生们的“搜捕”，这要是让这帮热血孩子们找到，说不定会发生惨剧啊，说不定这位日后的民族英雄就不会出现了。

张自忠坐着火车厕所抵达南京后，舆情哗然，报纸上长篇累牍、大字煌煌，“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报界一度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也有标语，“张自忠，自以为忠”云云。当时南京的学生成群结队到第29军驻京办事处，声言要打死汉奸张自忠，张自忠只好藏在汽车房的小阁楼上隐藏起来才算躲了过去。

所以讲，李宗仁所描述的、韩复榘自己认为自己该死，实在是瞎说。

“同日下午，委员长在其归德行辕召集以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委员长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撤退，我要严办他！’”

四个人谈话，范围很小，求证很困难，李司令长官给咱们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个小会议太小了，而且也没有会议记录，只能找当事人直接求证。好在李宗仁写这本书的时候这几位都还健在，那咱们大家一块去找他们去问问吧。

蒋总裁？俺不去，俺害怕，要去你去吧。

白崇禧现在台湾，是和李宗仁共用一个鼻子喘气儿的，找也白搭，而且这个事情他也是脱不了干系的，要干这个坏事儿，李宗仁一个人也干不了。

程潜，现在北京。李宗仁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会在大陆出版，因为大陆的出版特色是特色的，所以也就不怕有人去北京找程潜去。滑稽的是，1965年，李宗仁竟然自己回到了北京，是不是在‘人民政协’的红地毯上见到了程潜，吓了一大跳呢！李宗仁在北京写信，不让唐德刚出版这本书，这个对质的问题是不是原因之一呢？

写书的时候，李宗仁认为是对不了质的，只能相信自己的话，“韩复榘是委员长自己要办的，不是俺的主意。”

“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

程潜也是滑稽，自己的第1战区乱七八糟，而且现在已经搞的就剩下一半儿了，要说追究责任，第1、2集团军的二位司令、宋哲元和刘峙就是罪魁祸首，而且比韩复榘跑得更远，做的更过火。你程潜不追究自己管辖的这二位大将责任，反倒对别人战区的人指手画脚，实在是没有这个道理。此时俺要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俺就会拍案而起，“程潜！滚你娘的蛋！你说俺的人不行，你看你的人就行了？委员长，你可要一碗水端平，要杀一块杀，把这第1、2、3集团军的三个司令都宰了算了！”

大家看看俺说的对不对？蒋总裁应该不应该一碗水端平？是不是这个道理？

有没有这个道理在李宗仁看来是没所谓的，只要能在“大业”系列里出境就行，反正是不给程潜片酬的。“程潜是支持委员长办韩复榘的，跟俺李宗仁无关。”

“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我回徐州不久，即闻韩复榘已被枪决于武昌。虽未经军法审判，然此事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哎呀呀，这位李长官、李上将，真是好脾气，叫程潜给欺负成这样了还“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李宗仁是左撇清、右撇清，把刘峙、程潜和“离会众人”也都拉出来“作证”，甚至让韩复榘自己也出场表演“脸色发青，脚步蹒跚”，真是下足了工夫要从各个方面说明，“办韩复榘”和他无关，真真的是无关啊！不过，这次，真真的是露马脚了。

“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嘿嘿，韩复榘是你第5战区的付司令长官，要办他，你正司令长官为啥不说话？！

无论杀与不杀，你都有责任说话！你为啥“未发一言”？

为啥不说话？这实在是说不过去。以这位李代总统的聪明劲儿能没有意识到吗？肯定是想到了这是个问题，可问题是自己要撇清自己，这才是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啊，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现阶段的工作安排不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表态说“杀”，这就把自己又放进去了，和掩饰自己的目的冲突了，前面的文字工作就白做了；表态说“不杀”，委员长和程潜听进去了没有？后边如何讨论的？而且李宗仁要营造的气氛是“国人皆说可杀”，自己反倒说不杀，这不是自己搞自己吗？

在“撇清自己”和“应该表态”两者之间，李宗仁无法两全，只好在回忆录当中说自己不表态，留下一个BUG，而且李宗仁自己想不出来办法打补丁！

既然李长官想不出来、咱帮着他想好了。

咱们这次厚道点儿，假设李宗仁关于这个“四人会议”的记录是真实，再来分析分析这个会议。

李宗仁记述“大家方坐定”蒋总裁就开门见山说“我要严办他”，就是要引导大家认为这是“杀韩复榘”是委员长动议的，而让程潜接话就是增加韩复榘的“民愤”，其实程潜的话只不过是“应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肯定也不会意识到这就要杀人了。当程潜附和委员长的话说完了，回头一看，李、白二人“一旁默坐，未发一言”，肯定会奇怪，“这两个家伙为啥不说话？”念头一转就会立刻意识到，“娘的！又上当了！”

因为只有本战区长官事前知道了这个事情，才不会在要“严办”自己部属的会议上不再开口。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事前知道，这就两个可能了。第一种，委员长先有“严办韩复榘”的想法，然后征求了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也同意了；第二种，李宗仁首先向委员长建议的，委员长同意了。这两种情况都是事前已经达成了默契，那就无需再在会议上多说了。

那么，是哪一种的可能性呢？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是蒋总裁先动了“杀韩复榘”的念头，那么事前自然要和李宗仁沟通，那为啥李宗仁还要说“统帅部忽传出命令”呢？既然老大要杀人，俺做小弟的自然拦不住，你爱杀谁就杀谁好了，跟俺有半毛钱的关系？

可是李宗仁偏偏否认自己事前知道！这是没道理的。所以讲，第一种可能性里存在一个矛盾：蒋总裁要办韩复榘必然要事先和李宗仁通气儿，而李宗仁又极力否认自己事前知道，这又何必呢？

这样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站不住脚的，那只有第二种可能性了，“杀韩复榘”是李宗仁先动议的！这样，李宗仁否认自己事前知道就可以说得通了，就是为了撇清自己！让“杀韩复榘”这件事儿离得自己远远地！“俺是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动机全没有啊！”李宗仁自己的记述也恰恰符合这个“李宗仁先动议”的可能性，事前不知是掩饰，知道了就暗示会议是针对韩复榘的。

公安局审犯人最怕的就是不开口，就是打死也是一个字儿也不能说。但凡只要你开口，无所谓相干不相干的、重要不重要的，你只要说话，就会有马脚。瞎话是编不圆的，公安局抓住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破绽就可以让你全盘交代。因为你不能用一个接一个的瞎话去弥补前面的瞎话，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瞎话系统崩溃，编不下去的。

李宗仁费尽心机编造了很多，又是诬陷韩复榘“通日”，又是丑化韩复榘“识字不多，谈吐粗俗”，这次开会的描述也是编造的，最后也是——编漏了。

其实这就是心虚。这个时候你就说该杀就完了。别人都可以说得，偏偏你李宗仁说不得？如果杀韩复榘是正常的，无论是从处理程序还是从常理上来说，李宗仁都会与这件事发生关系。而正是因为做贼心虚，这个坏事儿就是李宗仁干的，当事人自然是要费尽心机撇清自己，这样，反倒是做过了头。

“做贼心虚”，在心理学与犯罪学里都有这个概念。心虚，是一种主观感受，即是个体对于做过的事因害怕被别人发现而产生的一种不自信的情感体验。因为个体的不自信，所以也包括了对自己形成的对客观环境的判断也不自信。

正是这种自己对自己怀疑的心理作用，就会让当事人作出不合常理的言谈举动。这种心理作用是通过暗示来发挥作用的，当事人在心里自己不断循环解释，其结果就是当事人的反应要尽一切可能回避和事件发生联系。回避了正常的联系，反倒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