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对日篇

抗战前，日本人在山东地位比较特殊。

青岛在清朝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在山东享有特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功“借壳上市”，在北洋政府手里全盘接受了德国的在华资产，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28年，二次北伐节节胜利，革命军渐渐逼近山东。日本自视山东为其势力范围，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认为“主权问题很简单，不需谈判、抗议、谴责啥的，直接出兵好了”。19日，出兵山东的计划经天皇“裁可”，由日本陆军省正式宣布开始执行，由第6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熊本旅团5000人，开赴青岛。在该部到达之前，驻扎天津的日本军调派三个中队，先期赴济南布防。1928年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前，日军已在商埠各路口筑好工事，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所谓“日侨义勇团”则积极配合日军，游行并散发传单，宣称要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

5月2日，日本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到达济南。日军兵力雄厚了，自然不断挑起事端，从5月3日夜开始，日军大举出动，挨家挨户搜查，遇见北伐军官兵立即杀害。是夜9时，日军20余人借口交涉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署，收缴武器，将办公室捣毁，虐杀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人员。由此事端步步扩大，最终屠杀了6123名中国军民，史称“济南惨案”。

5月11日，国民党代理济南卫戍司令苏宗辙接到蒋总裁密电，命令守军放弃济南，国民党军绕道继续北伐。1928年6月，北伐军到达京津一带，奉系军阀败退关外，蒋总裁仍不敢以军事力量来收复济南。

1929年在九国公约国的干预下，日军撤出山东。在此间中日双方不断交涉，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就解决“济南惨案”问题的协议在南京正式签字。一开始，双方想破脑门好不容易编了一条协议，看了看，这一条的内容为0；没办法，又想破脑门编了一条，看了看，这一条的内容还是为0；再想破脑门又……如此这样总算编了4条内容为0的协议，4个0加起来还是等于啥也没有说。大概双方都觉得，如此空洞的文件，就是放在一贯说空话的外交部门也是交代不过去，于是又共同发表了也是同样空洞的声明书，来补充说明空洞的协议，略称：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的事件，鉴于两国国民固有之友谊，及两国政府和国民现迫切希望增强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为此声明。意思是杀人犯和被害人的都愿意和平，那就算了吧。

1930年9月，韩复榘接手的山东就是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其时，日本在山东垄断了一定的经济，比如典当业，全由日本人开设；所谓的地下毒品鸦片之类，也都由日本人运作。

虽然撤兵了，但是日本人对山东当然也不肯放弃，于是对韩复榘极尽拉拢。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受命“专门做韩复榘的工作”。花谷是一个老牌的日本间谍特务，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就在北京、长沙、汉口、九江等地从事间谍活动，“9.18事变”时为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助手，还担任过张学良的顾问，特务执业经验丰富。

可是这次日本人是真的打错了算盘，以为花谷正有了搞张学良“9.18事变”的从业经验，这次到山东来再搞一下老业务，还不是驾轻就熟？很不幸，张学良和韩复榘如何能比得？“专门做韩复榘的工作”，这个任务，无论是从业务能力还是从精神承受能力上来讲，都远远超出了花谷正的上级和他自己的估计。

因为别说花花公子的张学良不行，就是花花肠子的宋哲元也不比不了韩复榘，宋哲元在北平叫日本人耍的滴溜溜转，可是这个“专门做韩复榘的工作”花谷正，跟韩复榘拉拉扯扯了几年，最后让韩复榘差一点儿耍成了精神病，俗话叫“半疯”。

不过现在这时候蒋总裁还惹不起日本人，韩复榘那就更不行。主鲁之初，韩复榘也是尽量与日本人搞好关系，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不过很快，“9.18事变”让韩复榘认识到了日本人的亡我之心，于是开始变脸，提倡国货，极力抵制日货，下令将劝业商场改为国货商场，规定商场商人一律销售国货。1932年4月8日，发起成立“山东救国集款委员会”，自兼主席，“以收集人民自由乐输款项，慰劳救国将士为宗旨”。

1932年“1•28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发出通电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际此外侮频仍，国难当头，凡属军人，均当为国效死，此间第三路军全体将士，誓愿始终追随蒋总司令后，枕戈待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韩复榘在山东慢慢站稳了脚跟，估计总要和日本人打仗，也就开始加强自己的实力。他首先把他的5师1旅补足兵员，又办起了地方武装，成立了“联庄会”，也就是民团组织。与此同时，看到南京国民政府解决“1•28事变”的妥协，韩复榘也有一些不满。

大日本帝国 大东亚共荣圈 大中华地区 山东片区经理 花谷正 正式开始开展业务，频繁地在山东省政府出出进进。最初韩复榘还是当众接见花谷正，后来就是到密室会谈。一般来讲，当众接见都是走过场的样子活儿，秘密会谈才是真东西，花谷正按照这个常规思维，以为这下子进入秘密会谈就登堂入室了，就进入了业务的实质阶段了。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花谷正就开始上当了，迈着正步走向精神病院。

韩复榘和花谷正俩人语言不通（花谷正经理的业务能力比较低，比不上土肥原），韩复榘就特别邀请了一个叫朱经古的“日本通”来参加他们的会谈。朱经古是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留学过日本，很受日本人器重。密谈的时候，有时只有副官长杨树森跟着，也只是出入室内端茶拿烟，其他的实职官员一律不能擅入。

谈什么，只有三个人知道，花谷正认为这才是研究大事的样子。不是有句话吗，“会议的重要性和参加的人数成反比”。比如说独裁者、皇上啥的，心里念头一转就定下来了，那么这个定下来东西的重要性就是百分之一百；要是再找个人问一问，开个两人会议，那么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就是百分之五十；要是开个一万人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就是万分之一了，趋近于0了。这句至理名言花谷正是牢牢记在心里的，认为韩复榘、韩领导对自己是重视的，对待大日本也是慎重的。

孰不知韩复榘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就是“公检法”也是先砸烂再建立的。您想啊，谈什么就三个人知道，那个翻译还是内存型的，不是硬盘，断电就失掉记忆，上次说的是啥全不记得。韩复榘不要说耍赖，就是一次一次跟你翻着花样重复，这效率就几乎等于0了。况且韩复榘不仅仅是想重复花样动作，其实就是想压根儿准备日本人耍赖的。韩复榘曾对何思源说过：“我在前边应付着日本，你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至于我怎样应付，你们就不必问了。”

可是花谷正的感觉很好，觉得这单大生意是无论如何都是跑不了的了，不断向上级汇报业务进展，领导也到片区频频视察。不过，花谷正的领导们远远没有像花谷正这样糊涂，就是匆匆一转，也看出一些问题来。

1934年9月29日，日本舰队司令未次信正大将，由西田、花谷正陪同会见韩复榘。在宴会上未次信正说，“山东方面诸事都很好。总之，中日两国要和好，不是表面要好，要真正地好，两国要联合起来，保护东方的和平安全是很重要的。”这个老家伙一下子就看出韩复榘耍花枪来了，“不是表面要好，要真正地好”。可是呢，为了进一步拉拢韩复榘，不得不说“山东方面诸事都很好”。

花谷正就是比较糊涂，领导没有明说自己也就意识不到，花谷正对韩复榘是满意的，甚至认为韩复榘走得比宋哲元更远，他在山东方面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北平方面。花谷正自鸣得意的成绩，主要是韩复榘早年下令解散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抵制南京国府势力，花谷正据此认为韩复榘早已实现了《何梅协定》的内容。

花谷正就以此向日本驻华军报功。有功则赏，中佐提升为大佐。这下子花谷正的干劲儿就更大了，就是被调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参议后，还是经常到济南活动。每次密谈之后，韩复榘搞得他感觉都是很好的，前途是光明的，甚至就是道路，也不是太曲折的，好走得很嘛。花谷正也不断把“光明的前途但不太曲折的道路”的好消息上报，让领导们坚信韩复榘是在一直不断进步滴，花谷君是一直干的不错滴！

1936年4月，韩复榘去青岛参加“外事活动”，参观日本舰队。日本舰队司令高桥大将说，“本日承贵主席来参观，极荣幸。近来中日虽多事，独山东安静如恒，皆贵主席维持之力。本人去年曾到济南参观，贵省党政成绩卓然，足见贵主席做事贵实践，不托空言，极为钦佩。”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为等待韩复榘拿出“中日亲善”的实际行动，吃些小亏，不予计较，不在山东制造麻烦，希望韩复榘早日拿出实际行动来。

韩复榘自己有自己的主意，一面和日本人认真耍不知道管不管用的花枪儿，一面忙着干自己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