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西河主要源于县境西南部的溪流以及东北部几大山沟的雪水。西南部的小小支流在县城附近形成主流，向北到新民下方再东折，这时从东北部几大山沟的雪水经马敞河坝再汇聚其中，东南方大山之中的一线峡谷就成了河水的唯一泄流通道。这条长约5公里的峡谷就叫裤裆沟。
裤裆沟乱石林立，沟身狭而沟底落差大，沟两边悬崖蔽日，有人形容“抬头望崖顶，当心帽儿掉”，可见其山势的陡峭程度。这里非常适合建水力发电站，多年来越西县一直想在这里建一座电站，但囿于经济落后交通困难，迟迟无法动工。中央决定建修成昆铁路后，沿途的公路建设先行。为打通越西县与外界连接的第二通道，硬是在裤裆沟的悬崖上开出了公路。这一来，越西县城与乃拖能直接相连，避开普雄而向北，到成都方向少走五六十公里的弯路，成了越西与外界连接的第二通道，大大缩短与甘洛、汉源的公路距离。成昆铁路正式上马后，县境内施工的铁二局在裤裆沟的主要任务是打穿沟两侧的大山，即各为十来公里的隧道，同时在沟上架起连通两隧道的大铁桥。县里把电站的选址，就确定在距铁桥不远的河道上。
团结电站的装机容量不过640个千瓦，在今人看来，这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国有地方电站了，但在当时的越西县乃至凉山州，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因为此前全县甚至全州还从未有过能达到如此规模的水电站，建成后能一举解决县城的工、民用电（当时越西县城居民不过数千，工业也仅是一个煤矿加少数作坊式的初级加工厂而已，即使如此，原先的火电厂也不堪“重负”）。裤裆沟中越西河的水势，至少可建三千个千瓦的电站的，但限于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水平，只能先建一个小的再说。
1970年初，越西县成立团结电站建设指挥部，从新民、中所和城关三个区的十几个公社抽调的劳动力，开进了裤裆沟。全部劳动力组建成以区为连，公社为排下设班的建制。两三百人挤住进铁路工程处让出的岩边工棚。工棚上方是常有滚石跌落的陡坡，工棚下便是终日恶浪翻滚、喧嚣震耳的越西河。刚从恶政和失恋中走出来的我，被公社和大队批准到团结电站去当民工，到了电站工地后被指定为瓦岩排的排长。在这个远比春景山沟更危险的工地上，我干了整整两年。
与人们通常知道的情况不一样。当时团结电站的主体工程其实不是拦河坝，我们原始的施工手段和施工工具也在狂野湍急的河中建不起拦河坝。团结电站的这期工程设计得很聪明，因时因地因财因人因技术等等制约，主要是傍公路边修一条引水渠，好像长不过一公里，利用河床的大落差形成预定的发电能力。但即使如此，由于各个方面的条件落后，工程的建设也是比较艰难的，而工人的劳动强度，当然也非常大。
当时我们新民连的连长是邓德祥，越西本地丁山公社人，调到新民区不久。这个人心细胆大办法多，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干的活主要是在悬崖上打眼放炮，炸下大块或成片的岩石来，以供砌河边的保坎和引水渠使用。邓德祥常常冲在第一线，亲自抡起大锤打眼，很多时候还亲自去点炮。我和桂元伦也常去干这活，桂元伦是一个灵活大胆的炮手，点炮的时候比较多。由于工作面上的岩石动辄几米十几米高，直陡难落脚，岩下的地形复杂，点炮前不看清退路，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在十多米高的岩石上出现哑炮，那就更危险了。不过我们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这与连长正确的指挥判断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炮炸过的一大片岩石怎么也没掉，用钢钎撬了若干次，都没垮下来。我们只有回去吃了饭来再干。谁想刚放下饭碗，就听到工地方向“轰”地一声巨响，大家冲去一看，岩石已如墙体般垮下一大片，堵在岩下的公路上，一个刚刚路过的老妇人，吓瘫地坐在路上。如果垮塌提前一个小时，恐怕遭遇惨祸的不止三个五个。后来，我们放炮开石便格外小心了。
炸下来的石块经过简单处理后，便是两人、四人或八人一组（视石块的大小轻重而论）往引水渠位置抬了。那天有块条状大石，没有两千斤也差不了多少，把它放到渠底的一个位置是最合适。我们排先上的几个人直叫太重了，抬不起走。我没说二话，喊了几个社员和我一起架好抬杠就起身，从来没承受过这样的重量，压得人直冒冷汗，我只有咬紧牙关，和其他七个人在悬吊吊的岩边艰难移动，终于把它抬到指定位置。下来一阵后怕。
电站工地上新民排原来的排长是龚天华，还有个民工战士叫吴志奇，都是大寨大队派出的，住在一个工棚。原先跟我关系都很好。当时工棚用的是铁路支援的电，因冬天太冷，不少人就乱牵电线到自己床位，串连起若干上百瓦的灯泡取暖。这种事连我也干过。那天新建大队的马海巫来（住在工棚上铺)也要牵电线到自己床位，我和吴志奇、龚天华还在骂他，说他不懂电就不要去惹事。其实马海平时与我们大家处得很好的，骂了也就骂了，谁也不会计较。可偏偏那时马海一下就倒了，手里还握着电线，我们都吓慌了，谁也不敢去拉。只见吴志奇拿起身边的一根棍子猛地冲上去，对着电线打下去。这时我才扑过去抓住马海把他拖下来，龚天华又上来和我一起把马海抬到棚外。有人去叫来工地的医生，可是马海已经不行了，在我臂弯中身体越来越凉。
胖胖的、活蹦乱跳的马海走了，我们也懂得了电老虎的厉害。以后无论在工棚还是工地，指挥部的领导（那时的指挥长是县委农办的沈桂方，后来张汉勋也来任过指挥长）都在强调安全，还搜查了工棚里的电线电器。裤裆沟又风大特冷，我在每天收工后也没什么玩的，便常到指挥部的干部老田和县建筑队在我们工地的两个工人老刘和汪周勋那去玩，因为在他们那可以烤火，还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参考消息》，和他们吹天下大事。我真正对政治的关心大概是这个时期才开始的。记得我与汪周勋争论各个外国通讯社是不是各有各的观点，报道的消息是不是同样的，闹得一塌糊涂。我还跟老刘去越西县城，到他的好朋友、老红军王东放家去玩。王东放在县城独居一小院，每月都有县里特供的好几斤猪油猪肉，我们一到便能“打牙祭”。也是在他那里，我才亲耳听到当年红军活动的一些真实介绍。也知道了五湖大队的老红军吴xx给我们摆他们偷老百姓玉米的事不是乱説的。
电站修了两年，我也连续两年被被评为“五好战士（民工）”，我们新民连和瓦岩排也多次受到指挥部表彰。这时越西县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收正式工人了。先后有凉北森工局、渡口（后改名为攀枝花）901矿、县伐木场等单位。邓德祥连长对我说肯定会招我去，可我却觉得毫无把握，因为我父亲的右派问题，是天大的问题，“地、富、反、坏、右”中，右是最大的敌人。右派子女是最底层的贱民。果然，无论区、社的领导怎么退荐，也无论县上的有关领导怎么同情，我就是不能被招工，而我几年来州、县两级优秀青年的身份对招工问题也毫无帮助（2015年6月29日我们为纪念下乡50周年查阅1960年代的知青档案时，我还亲见登记表中我的表现栏写的是知青中少有的“好”字评价。而绝大多数写的是“较好”或“一般”）。现在想来，这些可亲可敬的县、区、社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值得我感激和铭记，但他们的努力是完全没法见到效果的，因为没有谁能动摇那个年代的政审政策。而政审的标准和过程，其秘密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它断绝或毁灭的，远远不止是像我这种青年的前途。
总之，成批的知青被招走了，包括同组的朋友田成华、孙亚夫、黄贵雄等等，甚至还有王天成。团结电站的建设这时也到了尾声。电站流传着县上要留下表现好的民工战士当新电站正式工人的消息，但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又证实了我的预感。煮饭的罗麻雀都被电站正式招工了，我连被录用的气息都没有。这时连长邓德祥已调任新民公社副主任了，他找到我，问愿不愿意跟他到马敞河坝去修苹果园。
马敞河坝长约4公里，宽约1公里多，是一个主要由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组成的荒河坝，从瓦岩和联合公社几条山沟里淌出的雪水就在这里自由地漫流，然后汇合进入越西河，灌进裤裆沟。新民公社在区上支持下，要把这块地方改造为果园和田地。如果成功，上千亩土地的粮、果、蔬绝对会产生很大的收益，用今天的话说，还绝对会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马敞河坝遍地鹅卵石，风力极大连仅有的顽强生长的几株树子都朝着一个方向倾斜，表层泥沙少，从没人愿去开垦。何况夏天河水野性漫流，谁也不敢在此多停留。在这里能建起果园良田吗？
但我当时想的，却与公社和邓德祥想的基本一致。困难虽然明摆着，可设计的前景不是不可实现，我骨子里的奋斗劲很容易被激发，而新事物也很容易引起我的向往。邓主任给我办了把户口从瓦岩迁到新民的手续（空挂，没落到生产队），以他对我在团结电站的了解，先“任命"我为”文书“（这可是公社一级才有的国家干部职位，不知他怎么想出这个岗位的），最初的工作是协助他安排来河坝里上工的各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我们这个并无什么固定队伍的组织当时称为林专队，劳动力来源是仿团结电站的办法，从各个生产队抽调社员到河坝来劳动，由原生产队记工分。
不久我又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修房上。说来很多人不会相信，我们的房子几乎都是靠鹅卵石修起来的。当初我对用鹅卵石修房的办法还嘲笑过，可邓德强说没问题，并带头搬石头，用水泥沙浆填勾缝隙。这房子从基脚到房盖，所用的鹅卵石大小不等，一般直径为十来公分到三四十公分，再大了就根本搬不动了。前后不到一个月，居然在荒无人烟的马敞河坝上，建起了一座总长约30米，进伸约6米的8间平房，房顶木棒铺底，碎石加水泥河沙搅拌作中层，再放油毛毡盖在表面。县、州领导来河坝参观时都啧啧称奇，这房子前后也住过好几十个人。不过我对入住这鹅卵石房一直心虚，只要有一场不大的地震，我们一定就全完了。那时新民的阆中知青因生产队派工到林专队，有的就暂住在这石头房内。而距这里不很远的雷、马、峨当时地震情报频繁。每天晚上我们把一根两头锯平的粗木棒立在室内，上面再放一个搪瓷洗脸盆，认为可以起地震的预报作用。有天晚上，不知是谁出门小便碰到了盆子，”咣啷“一声，大多人都被惊醒，有人大叫”地震来了“并夺路而逃，大家也跳起来跑到室外，结果才发现是一场虚惊。
林专队成立半年后，各方面的进展都还算顺利。公社组织劳力、花了钱买水泥在河坝上方修了半截用血汗栽下的几十亩苹果树，绝大部分都成活了，虽然长势不太理想。意外的是树下的花生长得茂盛，间种的玉米也长势良好。秋后收获，我们满意地板下玉米包包到库房堆放，而花生更喜人，虽产量不高（本来就没想过高产），但品质奇好，又香又有油气，哪里也买不到这么好吃的。邓德祥把花生管得紧紧的，连我都少能接近。他的”腐败“思维是用这些花生收买上下人心，有时是以物换物，为林专队和自己制造方便。那年底我回阆中探亲，他算是”大方“，也才给我称了5斤。其他人就更不容易得到了。不过平时他最信任的保管员李大爷常给我偷偷地抓几把解馋，遗憾的是不敢架起锅来炒熟了吃。
也是在那年，林专队迎来了有户籍的正式成员——来自铁路上的知识青年。二十多个十七八岁的男女为马敞河坝增添了生气。队里建起了伙食团。原先一到夜里就万籁无声的荒河坝上有了歌声和琴声。我们组织的名称也改了，叫新民青年队。铁路知青与我一样，都住在石头房里。
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鹅卵石房子虽不会轻易垮掉，但毕竟让人细想时会战战兢兢。而林专队还要发展，当时的房子又是不够用的。公社决定在河坝里修建联排的土墙楼房。设计和组织施工的重任就放在我身上了。对修房子我自来就极感兴趣，何况是自己的青年队呢。我细细地画了图纸，记得是带转角的上下各16间的楼房，所有尺寸包括用料大小走廊宽窄都标示得一清二楚，兴冲冲地交邓德祥和公社审查。公社很快就批准了，1973年一立春便开工了。
荒河坝中建土墙大楼房，绝不是小事一桩。首先是建筑材料从哪里来。我的第一件大事也就是催促各大队按时交来分配的木料和瓦匹。那时政令还真管用，不到一个月木料就基本收齐，不过有些队木料打了折扣，交的料尺寸不够，该是楼条的却只够檩条。至于盖瓦，公社也把任务分好了，不愁没有烧瓦的生产队。而让人高兴的是，离青年队不远处发现了可用的带粘性的泥土（过去以为能打墙的土最近的只有新民才有），这下基本的材料有了。第二件大事是下好房子的基槽，砌好基石，这是绝对马虎不得的。马敞河坝的水随时可能漫上来，地基是沙石也难保稳定。对付的办法就是挖深挖宽基槽，把基石安好粘牢，同时提高基石冒出地面的高度。第三件大事是紧紧抓住质量施工。从基础到封尖、从楼板到盖瓦，土工、木工、解工、漆工的工作都要检查督促。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到工地上去。
当时，为铺楼板从伐木场运来一批原木，在青年队搭起马架，用立马锯解成楼板。立马锯是由架上架下两人合作来锯开木料的，这种活不仅需要技术（要配合得好），而且特别需要气力。我与郑云德（他已是老手）合作过好几次，记得每次大家都大汗淋漓，揩汗的毛巾都能拗出水来。半天劳动结束，饭都要多吃一碗。
因为施工，我与当地的很多区、社、队的干部有了接触，有的还混得很熟。如区委书记支仲钦、公社社长周泽富和几个大队的队长等。与来解木料、做木活的打的交道就更多了。新市大队的木匠杨再成与我经常摆龙门阵，关系很好。我1998年（离开凉山20年后）我专门回越西怀旧访友，可惜未能找到他。2015年5月我不死心，费了一番周折，在他儿女们的帮助下，终于跟他见面了。40年过去，已是沧桑巨变，80岁的他在县老干所的门前迎接我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惜的是，两度都未能见到邓德祥。
楼房完工了，大家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居。不久，新民公社的领导又通知我去筹建新民民办中学，并把我的户口落实在全区最富裕的五湖大队四队。我念念不舍地离开了青年队。以后，我在民办教师岗位上一干三年，在越西师范干“饲养”工作两年，到1978年高考升学，我先后在马尔康师范、汶川中学、温江教委、成都20中和金牛区委党研室上班，再也难见当年的知青战友和越西乡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