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知识青年在越西县城休整了两天，便按出发前确定落户的地点分小组下到各个社队了。
272名知青分到新民、中所、城关三个区，我们是新民区瓦岩乡的春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新民区有4个乡，分别是新民、大屯、联合和瓦岩。地理和自然条件最好的是新民和大屯，其次是联合，最差的是瓦岩。瓦岩乡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艰苦的是我们组要去的春景。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春景是一面耀眼的红旗，相似后来的山西大寨大队。红旗的树立，也相似大寨，主要是以顽强坚韧的意志战天斗地改土积肥获得了粮食高产。后来有人称我们是红旗小组，还有的对我们十分羡慕。其实我们只是分到红旗单位的知青小组，但大家却真的按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组成员有6男6女12个人，是当时最大的知青小组。除了我和王凤兰、桂元伦三个组长外，男组员还有田成华、孙亚夫、黄贵雄和王天成。女组员还有吴泉、刘传慧、王桂荣、赵兴清和孔令先。
那天，各乡社都派了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来接分配到他们那里的知青。瓦岩乡春景社来的是社长甲哈子和几个奴隶半奴隶社员（彝族地区的阶级成分，相当汉区的贫农下中农）。约有三十多岁的甲哈子披着查尔瓦，满口流利的汉话，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少数民族干部。据说他1964年到北京国庆观礼时还见过毛主席，这应该是那个时代极品的荣耀了。
几架马车从越西出发了，肩负着组织上的希望，怀着被信任和重视的光荣感，尤其是远离了让人窒息的家乡社会，那天我们是十分兴奋和好奇。原先十分辽远的凉山农村已经就在脚下了，前两天心中的阴霾已大半消除。马车在土石铺就的公路或大路上行走，基本上属于平坝的新民在冬日里显得空旷而萧索，大路上看不到几个行人，但大家仍不停地向接我们的社员问这问那。甲哈子非常健谈，那天他是兴致勃勃地回答了我们几乎所有的问题。像吃、穿、住，天气、道路等。谈到到北京观礼，满脸都写着骄傲和幸福（可惜这个很能干的社长半年后在当时的“四清"中被打倒了）。
马车过了新民的大寨村，地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满眼荒河坝的鹅卵石，从大寨直铺到当时认为很远的春景。原来，瓦岩乡是由6条大山川组成的，除后山村外，进入每个基本是彝族聚居的山沟，首先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荒河坝。几大荒河坝向大寨脚下的马厂河坝延伸，直到越西河的裤裆沟口。
进入春景沟，原本就很差的道路变得更加颠簸了，我们必须下车步行。浑身朝气的姑娘小伙子们并不在乎，其实大家在6天的路途中本来就表现得相当坚强。我们在满是大小鹅卵石组成的道路上走了两三公里，终于来到了春景村。
村口站满了好奇的彝胞，木苏（老人）、阿米子（姑娘）和跳跳蹦蹦的小孩就不说了，有补子（小伙子）来接行李，引人注意的是几个穿着汉族服装的男女干部，原来这是驻春景的社教（也叫四清）工作组的同志，他们都是从州里甚至是从成都来的干部。而我们的住所，就是副组长任科长（一个来自成都市委党校的女科长）所住的那栋碉楼。
碉楼有四层，下方半围着平房，有厨房，有堂屋，堂屋的半边还架一层竹编的楼层。据说这是一个汉族人修的，怎么在这远离汉区的山坡上有这户汉族人家，原因我忘记了。我们有三个男生住了一层，任科长住了一层，六个女生住一层，底层按这里的习俗是不住人的。而另外三个男生则住在那竹编的楼层上。所有的楼层光线都很暗，只有厨房显得稍亮一点。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走出新家，先是站在房子背后的山坡上远眺，认一认我们的来路，进村前迈过的河沟，距我们的住房约有百米之遥。河上有一座水磨，那是本村人加工玉米之类的基本粮食用的。我们都把衣物装进面盆向水磨所在的河边走去，准备洗去一路风尘。走拢河边，不由得惊奇万分，纯乎是鹅卵石组成的河道没有泥沙，水质之清亮澄澈为从未有见，约两米来宽的河中水流湍急。那天出大太阳，天是碧蓝碧蓝的，山是金黄金黄的（满山青杠的树叶都黄了），脚下的河水青花渗亮，河边若干巨大的卵石（足有大半人高）参差耸立，各有其纹路色彩。大家放下面盆，动手洗衣服。河水是雪化而来的，寒气扎手。但大家似乎并不畏惧，各人都摆开了架势。我自以为会洗，给衣裤抹满了肥皂，放下河水，刚好任科长也来洗衣服，看见我如此洗衣，马上纠正。她叫我在石头上铺开衣服，首先在领、袖上抹上肥皂，细细揉搓，脏处搓净，才能放入水中开始清洗。我的做法，是既不干净，又很浪费。我虽很不好意思，但后来想，我是从这天起，才真正学会洗衣的。
洗完衣服了，大家在回去的路上高高兴兴地唱起歌来。当时唱的是后来成了我们保留曲目的歌《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些歌曲，不仅曲调优美，歌词内容也与我们的环境、心情相适。
我们小组12人的伙食团，每天轮流做饭。开始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只有边做边学。用的是烧柴火的大锅灶（后来我们到新民等处去，看到普遍烧的是无烟煤的地炉子，比我们方便）。几个女生基本都会做饭，好像王凤兰、王桂荣还挺老练的。男生大半就不行了，孙亚夫好点，大概这与他长年独立生活有关，最恼火的是王天成，当时他不过15岁，几乎什么都不会。该他做饭时大家就倒霉了，只有让女生多帮忙我们才吃得上饭。
说起王天成，本来有一些故事，都不好摆了。那时他常常赖床，半天喊不起来。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是文盲，连家信都要人代写。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把他叫知识青年，又怎么动员他下乡的。而且最后居然还分到我们小组。后来有人说是他们家推包袱，而领导们也乐得凑人数，在学习的最后阶段吸收进青训班又塞进我们组，并且相信我们组可以把他带出来。
还是说伙食。下乡知青在第一年由国家供应粮食，每人每月35斤。还有2两菜油。我们这个小组凝聚力较强，大家一开始就处得如兄弟姐妹一般。伙食团的计划和开支都十分民主，砍烧柴、做饭收拾直到去十五里外的区粮站背口粮，男女生都相互帮助。而且不管吃好吃差，都没有什么怨言，证明大家吃苦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记得就在第一年夏天，有几天山洪爆发，河面足有三四十米宽，是平时的一二十倍，接近一人高的巨石居然被大水连推带冲得在河中滚动，发出巨大的轰隆隆的声响，阵势实在吓人。谁也不敢蹚河出村。伙食团断粮断油了，幸好生产队给了一些老豌豆，那几天我们照样去生产队出工。回来就只有顿顿吃盐水煮豌豆。
国家供应粮停止供应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学做春景本村（也是山区彝族）的主食玉米馍馍。我们过去在家乡吃的玉米馍馍，都是用嫩玉米磨浆蒸馍，而这里却主要是用老的干玉米磨粉蒸馍。一开始我们做的确实不好吃，而社员给我们吃过的就好吃得多，尤其是他们的馍带甜味。原来，他们的馍是加了黄豆面的。后来我们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加黄豆面，但仍然没他们的好吃。最后又知道了，他们的馍蒸熟后还在锅中闷过，而我们已没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了。但我们的饭菜隔几天就可能变变花样，因为毕竟在阆中生活了那么多年，学过或吃过的饭菜品种多。何况阆中物产丰富，当时的越西远不可比，更别说农产品种单调，连一般蔬菜都极少栽种的春景了（几年后，春景人才开始栽种一些汉区的蔬菜）。
我们春景的知青伙食团开了差不多两年，这在阆中去越西的知青小组中可能是时间最长的，应该说这也说明当时的春景知青是最团结的。
记得那时每到晚上，大家洗过脸脚，就有一些文娱活动了。我和黄贵雄的二胡，田成华和孙亚夫的口琴，似乎都还不错（可惜我练过三年的二胡手艺后来全丢了，黄贵雄坚持下来，进步很大）。小组里经常是一派热热闹闹其乐无穷的景象。按计划，开始我们每周还有两到三晚学习毛著的时间。自然是我来在油灯下读讲，大家认认真真地听，完了还组织发言。不过坚持不多久时间，这事也丢了。
当年驻在春景的社教工作组，跟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组长安国忠，一个能力很强的彝族干部，是州委下来的（这个组与其他的社教工作组不一样，直属社教工作总团，安国忠本人后来还担任了西昌市长）。副组长任一即任科长前面已说过了。组员有一脸和气的马眼镜，汉族，还有个孙儒荣，也是汉族。另外还有一个包着金牙的姓王的彝族。任科长与我们接触最多，其次是马眼镜。他们给我们介绍春景的生产和阶级斗争情况，也教我们一些生活常识。虽然大约半年后工作组就撤了，大家对他们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在碉房住了大概一年半左右，春景大队（1966年上半年瓦岩乡改为公社，春景村和更高处的秋林村合为春景大队）给知青修的新房落成了，我们12个人便搬进了新房子。土木结构一楼一底的新房，上下各有八间，有一头还是大间，整座房让人在还没走近村子的河坝里就可以清楚看到，在遍是土墙加竹片修房的彝族聚居山区，还是很气派很抢眼的。不过墙体没干透，春景的气温又远低于平坝区，冬天的晚上特冷，我们几个男生先是住在大间的，半夜尿胀了都要强忍着尽量不起床，甚至还想象能拉一根竹管到床头就好了，一头通到墙外，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惜想是想，谁也不会去实践，所以最终只能是完全不得已地爬起来，颤抖着跑到尿桶边，又颤抖着跑转去钻进被窝。
住进新房不久，跟我们玩得最好的青年社员莫坡约我们三个知青到村外的砖窑去耍，莫坡虽年轻，但确是干农活的能手，而且歌唱得很好，常到知青住房处找我们玩。那晚上我和桂元伦、田成华到了砖窑边，等了一会莫坡来了，还抱了一只鸡。几个人三下两下就把鸡打整好了，然后是用砖窑的泥巴把鸡裹起来，放进窑里去烤。因为准备不足，居然没放盐巴。一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把鸡取出来，扳掉泥壳就开吃了。真是香味扑鼻啊，几个人都狼吞虎咽。我虽然明显感到没盐味太遗憾了，但仍是舍不得放手。完了一看，莫坡还有吃的呢。原来他聪明在每块鸡肉都没啃干净，最后在大家都没了的时候把放下的带肉骨头检起来继续啃。这事一直是我们后来的笑料。
好像也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在房子里围住了一条大狗。狗进了屋后便没了凶气，任人摆布。我们把它赶进一间小屋，用木棒把它打死后就剥皮宰开，弄了点花椒橘子皮便煮起了狗肉。说实话，狗肉真的是味道太鲜了，我们一顿还没吃完。但作为“凶手“之一，心中一直有点不安。后来我开始养宠物狗后，对“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有了深刻的体会。多年来我不仅绝不再沾狗肉，而且从心底对别人打狗吃狗肉都深恶痛绝。
在春景知青小组前一两年的日子，一辈子都无法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