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景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不是吃饭睡觉。按上级的要求或当时的宣传，我们下乡是来当“新型农民”的。不过，“新型”该是什么样儿，谁都不知道，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当旧式农民，尤其是要当少数民族山区的旧式农民。
上山积肥，即把山上青杠林中掉下的青杠叶收集起来，运到山下生产队的堆肥处，这样的事儿谁不会干？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揉着还难以完全睁开的眼睛，背着从没见过（甚至该说是从没想象过的）奇大无比的背篼出发了。背篼是用竹条编的，上口直径大约有八九十公分，体积相当阆中农民所用一般背篼的四五倍——装树叶的工具，哪能不大？背系也是竹条的，绝不是家乡农村是用棕丝编织。按社员的指点（他们当中有些人会最基础的汉话），我们过了河沟，就往半山上爬去，遍山的青杠林，冬天必定是遍地的落叶，用手去抓肯定一抓一大把。
我们错了，我们甚至进青杠林后连爬几步都不是那么容易。树下都是大半人高的荆棘（家乡话叫刺巴笼）,手伸进去极易挂伤，尤其我们这些大半皮肉还不老的少年男女。而背着那么大的背篼，在荆棘中前行，每步都被拉着扯着，实在有点困难。掉下的青杠树叶很多是挂在荆棘上的，落在地上的虽然更多，但一则已开始腐烂，二则是都在荆棘脚下，需要把手伸进荆棘中才能刨出，有多脏或有什么咬人的虫子根本就不要考虑了。总之，无论你怎么去检去刨，都是困难的。我们是来锻炼、来当农民的，能被困难吓倒吗？于是大家什么都不顾了，只是奋力地去刨去抓，抓刨起来再往放在地下的背篼里按——如果干叶多了，是没有什么重量的，不仅成绩小，更挣不到工分。所以必然是多装腐烂的树叶。
在山上爬来钻去，大约两个小时后，各人的背篼算是都装满了，而且是手按过脚踩过的，当然分量有差距。随身带去的绳子则是用来捆冒起来的树叶的。蹲下挣扎着把背篼背起来了，而走出荆棘到小路下山，也是不容易的，好在已是有了劳动成果了。
一个冬天，有多少次这样去积肥，我也记不得了，只知道两点，一是农谚讲过“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春景人不用人粪作肥料，只用腐烂的草、叶之类作庄稼底肥，所以我们的这种劳动在春景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几天下来，大家双手划满了伤痕。
比起积肥，“战天斗地”的另一种活路（工作）就危险了，这就是改田改土中的钻石放炮。我们学着村里的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就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小伙子那样，腰上栓着火药线，扛上大锤到工地，在卧在田地里的巨石上打炮眼。记得那时我和桂元伦常抡大锤，田老板（对田成华的专称）和黄贵雄常掌炮钎。初学甩大锤，危险的便是把大锤砸到掌钎人的手上，而这种事在工地上绝不是没发生过。幸好我们没有发生过严重事故，更没有砸着人头的事，否则12个人的组便早早“减员”了。
甩大锤不仅需要气力，特别需要砸得准。一下一下把锤头砸在钢钎头上。桂元伦做得不错。后来我们在团结电站“重操旧业”，天天开山放炮，这与在春景打下了基础是分不开的。炮眼打好后是往眼中塞炸药筒，扎进火药引线，在口上堆按泥土，接着便划火柴或用烟头点燃引线，人跑得远远的，躲在坎下或什么遮挡物的背后，等着炮响——要是半天不响，不仅是石头显然没炸开，而且给人一个悬念，到底是药有问题还是引线的火中途熄了呢？爆破工地最可怕的是人等了很久炸药没炸，走到炮眼前时突然就炸了——许多爆破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往往是去看的人非亡即伤。究其原因，大多是引线质量不好，因此燃烧很慢，预定的时间不爆炸，等人走拢时刚好遇上爆炸；也有炸药质量不好的。有时是点炮人太紧张，根本就没点燃引线。

好在一个冬天的改土劳动没出事。可比上山积肥和改土打炮眼放炮，到高山上砍木料才是更累更危险的劳动。砍木料的活路都是夏天进行的，因为树木长在我们背后的阳糯雪山的山腰之上，而阳糯顶部雪山几乎终年积雪，冬天山腰也是积雪，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上山，更不说去砍树了。从春景到目的地，还要翻越一些山头，因为近处的树子都砍得差不多了。一去一回，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新民、大屯来伐木的社员，大多都要上山的头天晚上在春景住宿，第二天一早才开始爬山。
我们几个男知青，好像基本上都干过砍木料的活。记得第一次上山去的那天早上，每个人把头一天准备的玉米馍带好，工具是斧头、绳子（用来背、拖木料的）和钉钮（用来钉住木料好拖行的带环铁钉）。我那天心里其实是很虚的，因为山高难爬不说，还对如何能把一根大树伐成方木毫无把握，而且，还要从山上把这一两百斤搬回来。但一个小伙子怕做艰苦的活路，就太没有脸面了。何况我还是一组之长，不勇敢上阵，怎么给人做榜样。
事情完全照我担心的方向发展，甚至连细节都与担心的一样。不过最可悲的我先前都还没有预料到。我们与社员一起踏上登山小路后，才知道爬这山跟在家乡爬山是绝对不同的两码事：道路狭窄陡峭，有的地方还很容易滑倒（边上可能就是悬崖）。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山后，回看来路，觉得好高啊，可抬头一望，才晓得这还在山脚。前面的山更高，但要翻前面的山得从这座山走下去再往上爬，而且路也更不好走了。记不清这样翻了几座山，已是累得要倒下了，社员莫坡才告诉我们就在两边的山坡上找合适的树子砍。两边山坡本来是长满了箭竹的，夹生在林中的草藤就不说它了，要砍的树子就要我们钻进竹林去找。我们分开后，我艰难地走了好长段路才发现一颗我认为完全符合标准的树，而且从树皮和树叶的形态看，该是杉木，就是常用来修房做家具的那种木料。
我放下装东西的口袋，围着树子转了转，用手卡了卡，树径（直径）肯定在9寸以上，放倒后伐去圆弧，按我的数学知识，轻松算出可满足6寸见方的要求，绝对符合标准。要用的一截树干本就端直，至少有八尺（只要不低于6尺即可）长。我正经八百地做好架势，举起昨天磨好的斧头，对准划好的位置猛力砍去。
完了，这一端端正正砍在树干上的斧头，竟然一下就弹了回来，而且力量不小，更可怕的是刀刃直砍向左腿膝盖。我本能地一退，就势坐了下来，赶紧拉起裤脚——惨像叫我不忍直视，膝盖偏内处肉已翻开，伤处约有三公分长，接近一公分深，不知是砍断的筋还是什么东西在翻开的肉里现出黄点。
并不觉得有多疼痛，但直感是左腿完蛋了。我试着站立起来，咦，没有什么哇。膝盖骨和主筋好像没有大问题呀。于是赶紧掏出手帕（那时的人都习惯身上揣一张手帕），像电影里受伤的战士那样，用力地缠住膝盖弯以阻止流血。再走了两步，大喊莫坡。叫了好一阵，莫坡居然听到了。他赶来问了一下，然后告诉我砍到铁杉了，这是本地人都极少去碰的树子，因为材质极坚硬难砍，特别重所以背不动，不是非常需要是不会去砍它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假老练”了。莫坡在四周寻找了一遍，引我到另一颗大树前，说这才是泡杉，你砍这株就合适。他一走，我便立马动手，因为时间已经耽误那么多了，必须抓紧才行。砍倒大树后，就要劈出方木的形体来。到下午了，才基本完成。这时山上的伙伴们已经在远处招呼下山了，我捆好木料，推起来背上背，跌跌撞撞地向小路走去。
回去的路途，一点不比来时轻松，因为有了百多斤的负担。山路是一会上爬一会下行。上爬时手脚并用，背上沉重极了，脸上的汗水常流进眼睛，气都喘不赢，心跳得似乎自己都听得到。下行时把木料放进前人放木料形成的土石溜槽，坡道较缓的地方拉住钉钮钉住的木料跑。遇到陡坡，便是木料拉着人跑了。这时必须控制好速度，关键是看准方向，把握好力度。否则会被木料拉倒，如果这时木料再冲出溜槽，翻往悬崖，生命就危险了。等到回了春景村，长长地出口大气，我觉得自己的命都像是才捡回来一般。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基本不在政府的战略考虑之列。连正规的森工局、林业局都只把最多的伐木数量作为根本任务，没有疼惜哪些即将消失的森林，何况农村的个人和社队组织。阳糯雪山半腰的森林，因交通特别不便（周围数十公里无公路）等原因，更难有什么对森林的有效保护，基本上是新民区的农村社队甚至个人有证无证都在砍伐。像我们砍下的那些木料，6寸见方，不少于6尺的长度，体积为20x20x200公分=0.08立方米，大概市场上能卖六七元钱，抵得上普通社队一个劳动力十天半个月的劳动工分价值了，所以不乏偷砍者。而春景社员上山砍来生产队或个人使用，砍得也很任意。就像我们这样为铁路或本队使用而上山砍伐的情况，显然无所谓证不证件。砍木料所评的工分高，但愿去的人还是很少的，因为活路艰辛而且危险。我们这样初来的城市知青，竟然第一次就基本完成了这种任务，自我感觉当然算不错了。
回来以后，伤口很快就发炎，溃烂，虽同组的女同学精心护理，仍无见好的希望。我跑了几天医院，毕竟未砍伤骨头，大筋也没砍断，终于好了，无非是在那位置留了个疤痕。至今将近50年了，虽消退不少，但仍然辨认得出来，给我留下永远的纪念
1966年5月，共青团凉山州委在全州表彰了一批优秀青年，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是社教工作组的安组长到州里开会，给我带回了一张“凉山州优秀青年”的奖状。当时我特别意外，也激动得不得了。那个年代这么高的政治荣誉，竟落到我这种在家乡一直是“贱民”的人头上，我只能感恩。6月，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凉山州社教工作总团又调我去参加社教学习，原计划是学习结束后与来自全州的近三百个干部一起分到各地搞社教工作。我在那里又结识了二十多个成都和阆中的下乡知识青年，而且相处得很好。学了两个月，快要结束时，县委组织部的张部长找到我说，州委领导研究了我的情况，认为工作团不该从红旗大队抽调知识青年，我应该在春景发挥作用，要我愉快接受组织安排（文化大革命中我与当时同在社教工作团学习，后来还分配了工作的王士贵到张的家中去问张，他坚持当初的说法，并且举出那时说话的州委领导和知情人）。
我自然回春景了。不久，文革初期全国全省大学大写毛主席语录的一股风也刮到偏远的越西县来了。瓦岩乡已改建为人民公社，公社和大队领导要我写毛主席语录牌，另派劳动力把语录牌插到河坝和各大队的村口。我觉得一个人搞不赢，就向公社反映请调大屯公社的阆中知青马明琨来与我一起干。我俩天天在河坝里顶着大太阳用油漆在木牌上写语录。在木牌上涂红漆做底，再用黄漆写楷体字语录。这也是当时的流行做法。我对自己的毛笔字并不是很满意的，马明琨写得就比我好。不过在瓦岩公社，一个高中生去干这个工作好像又是当然的事。这大概也是我在瓦岩和春景唯一用上“文化”的劳动，较之农活，谈不上什么体力和危险。只不过没有天天和组里的伙伴们在一起，内心总有点孤单的感觉。但没过多久，我们完成了任务，就又回生产队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