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2日，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讲，实在是一个平常不过的日子，可是川北阆中县的县委县政府当日的工作安排显然与往日大不相同。阆中历史上首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经‘动员组织’后‘自愿’赴少数民族地区大凉山的272名知识青年，上午即将出发。欢送会设在人民广场，领导们当然地坐满了主席台。这种表明重视的姿态，至少意味着一个特殊任务的顺利完成。组织起来的县城各单位的职工分列在场下的两旁，正中则是我们这些刚从‘青训班’结业的十五六到二十二三岁的学员。台上彩旗飞扬，台下锣鼓喧天。

      没有多少人去关注272名青少年及家长们的心情和表现。我的父亲郑弗名和在场的领导们一样的是也面带笑容，不一样的是眼飘泪花。阆中县最大的右派分子今天来送自己最爱的幺儿子郑国璜(华)远去千里之外的荒凉的大凉山。如果不是因为1957年那场运动，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满怀赤忱和热情，提出那些今天听起来再也正确不过的意见建议比如‘党员要认真学习变外行为内行’之类，他不会招受残酷的批斗，继而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会离开他勤恳工作了五年多的副县长岗位。他的心爱的老四，今天肯定应该是正专心地端坐在哪个重点大学的课堂上。

      作为郑弗名的儿子，我对即将开始的毫无疑义的艰苦劳动和也许是更显艰苦的生活是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尽管后来的劳动和生活比想象更为严酷。当1965年的高考结束时，我竟能把英语考题和自己的答案凭记忆默写出来，寄给大学当教授的舅舅,他曾数次参加过高考阅卷,而这次他给了我”至少可以得80分”的估评。至于其他学科，我更是对母亲说‘这是我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次’。‘如果能录取，当然是好大学，要不，就连专科学校也别想上’，在将右派分子几乎等同现行反革命，甚至比地主、坏分子更坏的政治评价体系和社会待遇中，作为一个天天被叫右派儿子的中小学生，我如花的少年时代是在屈辱、愤懑和眼泪中度过的，至高中毕业时已经当了整整8年的贱民。高考后的那一个月，我也做过体面地走进北京大学、北京外语的梦，但清醒时也知道我将面对的现实只会与梦相反。对智商的自负和对境遇、前途的悲观交织，所以高考录取通知书发完后，在母亲转达班主任张xx所说‘这次录取是按成绩来的’时，我只能对这一真正天大的谎言愤懑而无可奈何。1966年在校的学生们造反，翻出张xx和杨姓校长对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竟制造的双份档案(即给学生本人看的和上报招生办的是完全不同的鉴定档案)，已足以证明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和”重在表现”政策的宣传教育是如何地残忍、虚伪，卑鄙者得势敢于如何不溅血地虐杀青年，也证明了我小小年纪居然可悲地具备了预料到最坏结果的能力。

      高考结束不久，我在打听到县蚕种场需要人挖土方的消息后，没有任何人要求，就与平民出身的几位同学去干活去了，现在的说法是打工。8月酷暑，坐在家中都汗流不止，我们却是在骄阳之下、坚硬的老屋基上开挖新屋基。一锄一弹，震得手臂发麻，手上一天就打起血泡，用手巾包起来又挖。不久，在一些同学先后接到录取通知书离开工地时，我挣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大概是四十多元。当更多同学如愿甚至是大出意外地走向北京、天津、重庆等地成为天之骄子时，我又到上海内迁到西门的绸厂工地上去干活了。这次是先在钢板上调和碎石、水泥与河沙，挑起这些混凝土，颤巍巍地在一闪一闪的跳板上爬向十多米高的厂房顶端。没有人会问这些零工的来历，更没有人来调查他们的阶级出身，我在这最底层的、毫无保障的岗位上，因为不需要填报家庭出身，竟然还莫名地感受到一点作人的尊严。记得那时是每周结算一次工钱，完全凭劳力领取报酬，我所挣到的，较之一道的工友，竟然相差无几。大学梦虽然还没做完，但生活好像在给我一些灰色的、但毕竟是新的暗示。

       9月，据说有在河坝挖沙运沙的活路，工钱还不是很低。我背了一个背篼便到西门河坝去了。头两天老老实实地下河床去把沙装进背篼，再背到城墙边，与其他大半是妇女、半大小子的劳动力同样，每人码一个方堆以供量方算钱。这种活路比之以前的要干净一点，似乎也不算太苦，当然磨破肩背的肉皮之苦是少不了的，一天大概能挣一块到两块钱。一个中年男人李君如是我们这群人的组织领导者，后来的说法叫工头。他的慧眼居然看清了我高中学生身份，几天过去，这位工头，其实该算是我的社会老师便“提拔”我作了他的助手，专门从事量方计算的工作。他给我所上的人生之课，大概就是管理者高于劳动者，劳心者高于劳力者了。干了一个月左右，李老师给大家结账了，其他人的工钱从三四十到八九十不等，而我竟有一百多元，李老师好像是三四百元。那天他把我拉去吃东台井的牛杂面，那一顿吃得实在是好，以致多年来我都念念不忘，至今似乎还余香在唇。记得他还喝了几口，我当然不会，高兴之余，他又要给我加钱，我自是惶恐地推却，他却硬把钱塞进我口袋，加上先前的，总共有二百元了。

      口袋满了，而心中是空虚的，我看不到自己任何的人生前途，招工、参军、当干部、入团、入党，任何那个年代被认为是正经的工作和政治身份都绝不可能与我有缘，一切大门都对我紧闭着。我记得很清楚，读高中时我前后写过8次入团申请书，却没有哪一次得到过班主任和团支部中肯、靠谱的答复。一年以前，派出所的领导到学校来，说是选招空军飞行员，那位领导清楚我家的情况，当我问他我能报考吗，他肯定地说行，只要体检合格。结果是，我的身体初检时门门过关，复检名单上名落孙山。入团梦、飞行员梦和大学梦，没有哪一个不被现实击得粉碎。我不知道何时才有自己一丝丝的人生机会。

       10月，突然有居委会的干部上门来，通知我参加城关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培训班。我实在是懞了。虽然我没有关于未来的蓝图，但我实实在在没有下乡的打算。从小学到高中，我曾很多次到农村参加夏季‘双抢’和秋季‘四秋’的农业劳动，农村的贫穷和农业劳动的艰苦绝不是一般的城里人可以轻松忍受的。而常见常听的到农村扎根，当一辈子新型农民的宣传，只该与那些完全自愿、又真正怀着改造和建设农村大志的邢燕子们相关。像我这种完全被权力和社会歧视，连所有就业之路都被堵死、所有能见到亮光的洞和缝都被堵死的人，下乡当农民就可能有前途吗？

       但很快我又有了新的想法。这个“青训班”不仅是“动员”人下乡，更重要的是被“动员”下乡的人要去的是远在天边的大凉山。凭着多年来还算喜欢的课外阅读，我知道那里的荒蛮，但正因为如此，便可能存在着具有一定知识与能力的人展示自己、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可能微茫，但总强于“毫无”。我永生不能忘记的，有读初小同年级学生哄笑地叫我“小右派”，甚至成绩和表现都很差的几个学生追打我不成后高喊“打倒小右派”的情景；有在高小课堂上袁姓教师在全班学生面前手指着我大揭父亲“罪恶”的愤慨神色，因为我在他的课堂上有不敬之表情；有在中学合唱团被邓姓音乐教师突然当众宣布开除的疾厉声色，因为他让我整队时我竟还在与同学说话，他说这说明我没有以右派父亲为教训…………我必须完全离开了这让我时时悲恐、处处惊惧，天天在谨小慎微中生活、日复一日地完全将我置身于绝望之中的阆中，离开这令人伤心屈辱的环境。只有如此，身边才不再有用歧视眼光扫视你的老师、干部和校长主任，才不再被一些人当面或背后叫你“右派儿子”。不会有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的汇报，不会有人随时随地把父亲的“罪恶”与我的任何“过失”紧紧地挂起钩来，要求你背叛家庭。因此很难说，到一些人认为是特别艰苦、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区大凉山去，就一定是倒霉。也许恰恰相反，这说不定是我能抚平心灵深处的道道刀痕、走出魔魇彻身笼罩处境的机会了。荒蛮严寒的大凉山成了令我动心甚至向往的地方。我把自己决定到凉山下乡的动机、行为，称之为“避籍”。

      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培训班就办在南街上城关镇政府的大院里。我在那里与近三百名几乎从不认识的少年男女们开始有了接触。我们的培训的内容，不外是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有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用我们的文化知识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等等。甚至讲到今天的上山下乡同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一样意义伟大。在学习中，我认识了镇政府的镇长何乾元，镇团委书记陈昌明，县印刷厂的团支书祝桂珍和似乎是她小姐妹的殷永碧。我到现在都还不太明白陈书记为什么对我那么重视，当他那么热情地鼓励我入团，又在仅仅一个月后便让我加入了团组织后，当他每次都那么放心地让我组织开会、并且把组织文艺节目的工作交给我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我的贱民身份，特别积极认真地完成他交给我的每个具体工作，比如开会时领唱歌曲，代镇上通知人开会做事等等。尤其晚上排练节目，经常练到10点11点，我也因此与殷永碧有了相对密切一点的接触，而且居然以文艺节目组织者的身份对她进行“指导”(今天想起来还有点可笑，尽管那时是很认真的)。而殷永碧以她那清亮、纯净的歌喉演唱的，是很流行而难度也很大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每晚排练结束，走在空旷的回家的大街上时，我总是豪迈地引吭高歌。我相信，我的歌声，一定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青训班里的领导把我们全体知青按城东、城南和城西三部分分到计划要去的越西县的几个区，绝大部分都安排在平坝汉族为主的地区落户，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大约三至五人。唯有一个小组是10个人，将特别安排落户到纯彝族的山区。领导大会小会都明确地讲，这个地方很艰苦，吃的是粗粮，气候寒冷，是锻炼人的好地方。但是，到这里去也最光荣，因为这个合作社是凉山州的一面红旗。安排去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组织上精心选择的。而最后，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我被光荣地选中进入这个组，而且担任组长。女知青王凤兰和阆中丝厂的劳动模范的兄弟桂元能任副组长。

      在青训班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充实，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第一次感受到政治上可以被人、尤其是被组织信任的幸福。

      学习期间，凉山州的越西县来了两位知识青年的代表，原来1964年成都市就已经组织过知识青年到凉山了。这次阆中县把他们的代表接来，是专门给我们讲经验体会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他们带来的歌<<请到我们凉山来>>却没忘记。原因是这支歌的曲调分外沉重悲凉，尽管歌词中有什么唱歌跳舞，应该是欢快的内容，但那似乎带着原始、呆板味道的曲谱实在令人快乐不起来。而过了没几个月，我们在凉山的劳动和生活，真就满是悲凉沉重的味道了。

      成都知识青年代表返回越西没几天，我们阆中知识青年就准备出发了。

      到今天，我对我们阆中知识青年队伍的组成才有了稍微全面、深入一点的了解，而这在当时，则是完全糊涂的。272名知识青年的队伍主要是由小学生和初中生组成的，甚至还有文盲(比如我们组在临出发时加进来的王天成)。高中生总共只有十几个。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家庭不是所谓剥削阶级就是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如右派、历史反革命、被关管杀等等。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非常清楚，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尚不说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显然不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的我们这种人可以完成的。不管是100万还是1000万这样的知识青年，都不可能完成。文化大革命中30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除了邓小平说的知青、家长、农村三不满意外，实在说不出体现当初预定的目标意义上的收获。至于要说文化大革命前制定和实施上山下乡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战略考虑，恐怕上层也难以启齿了。

      也是到了今天，我又才知道，如我一样在“避籍’”动机支配下‘“自愿”下乡到凉山去的，不止三五十个。那个时代上千万青少年的处境，绝不是现在的中青年可以想象的。他们极其卑下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在当时是高于一切的），艰难的社会处境，决定了他们与所有听闻过的人间美好事物有着无限远的距离。“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美好宣传，与残酷现实形成的鲜明反差，让企图逃脱或改变眼下处境的青少年应该是成群结队。记得在培训班听到有个叫青叔九的小伙子说“到凉(梁)山去找宋江”时，我当时是吃了一惊，这不是反动言论吗？我在匆匆走过之际，生怕有什么沾染。现在回想起来，说者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但话中表达的意思，却是够琢磨的。

      总之，我们下乡了，目的地是不少人闻之生畏的大凉山，计划是干一辈子。这与今天人们潇洒地去旅游是地下天上的两种概念。

       欢送会上，领导们讲话之后，是知识青年代表发言，接下来是授旗，登车。十来辆解放牌货车，下层装满了行李，人坐在行李上，车队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公路基本上都是土马路，坑坑包包十分颠簸不说，路面狭窄而且弯道多，一天只能前行100多公里，当天晚上在三台县城，两百多男女把自己的行李搬下车来，在礼堂打起地铺睡觉。第二天，到了心仪神往的省城成都，我利用放的一天假去看望战旗文工团的表哥赵世绣，他是文工团的导演，我们还在东珠市街口吃了一碗他最爱而阆中还不时兴的鳝鱼面。

      第四天晚上住雅安，然后便是翻越泥巴山了。车开得很慢，天气是十分的冷，路上又结满了冰，在行李冒过车沿的位置上摇晃，危险不说，冷风阵阵灌进来，浑身发抖，那滋味说不出的难受。司机停了车给车轮上防滑链子，我们也纷纷下车来活动身子。我们街上的李成宪看到路边居然还有猪在风雪中活动，于是高喊起来；‘同志们，我们要学习猪不怕严寒的精神啊!’，边喊边跳，”叭”地一声，就重重地摔趴在泥巴山的公路上了。

      第五天住汉源县城，第六天便进入凉山州境的甘洛了。甘洛县城之小，抵不上内地一个乡场，估计两三百知识青年的住处不是好找的，所以晚上便在县电影院也是县礼堂里打地铺。男女只能用背篮(一种竹编的、可以紧扣上锁的能背的容器)等行李隔开了。外面北风呼啸，礼堂内哭声震天。原来大家过去完全不知道凉山到底是什么模样，动身之前多少还有些理想、浪漫的情怀和想象。今天下午才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凉山县城。荒寂的街道，破旧的房屋，周边是似乎望不到顶的苍莽大山，脚下是喝了烧酒便在檐下路边踡睡的彝胞，想象与眼前情景反差太大，思家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开始是有人小声哽咽，后来便成了悲歌大合唱。随队的领导们紧张了，到处劝说开导。

      196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左右，我们的车队终于抵达下乡的目的地—--凉山州越西县。县上组织的欢迎的队伍排在县城东门外。当车队距离县城约一里远时，我们下车了，也整好了队伍。按领导的布置，我高举着在阆中授给的大旗，引领着272名知识青年走向欢迎的人群。这里是越西河谷的平坝地区，后来我才了解到，从西头的大河、大瑞，经中所到城郊、河东等公社（乡）及城关地区，是一条真正的米粮川。隔了个天皇岗，又是产水稻的大屯公社和新民公社坝区相连。但在当时，我脑子近于空白，这是因为，天空灰蒙蒙的，坝区两侧的大山也是灰蒙蒙的，田地一片荒秃，而凛冽寒风正沿河谷无情地扫荡过来，冷气直逼五脏，我举旗的双手完全冻僵，痛到骨髓。连应有的光荣豪迈感也被压住了。

      大凉山，你就这样接纳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