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囈——文人与酒偶想  作者：从维熙

写下这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因为笔者至今嗜酒如初。汪曾祺老先生曾写下  ‘宁捨命，不捨酒’  的孟浪之酒言，在当代作家中的知音，怕是越来越少，而我是汪老的酒言知音之一。

记得在一九九一年初春，王蒙、叶楠、谌容、心武、张洁、抗抗、莫言、晓声、匡满等。约近二十位文友，曾来我家豪饮，以祝贺九一新春。时隔不过五年光景，许多文友已然弃盃不饮，在偶然的聚会上，他们出于礼仪以酒沾唇——或以水代酒‘  清教徒’越来越多，酒嘻之欢乐越来越少，有时是挺扫人兴味的。究其缘由，文友中的多数以近不惑之年或迈入老年门槛，弃杯之举不是出自感知，而是出自理性的约束。

其中唯有叶楠、莫言，似没有舍弃嗜酒初衷，仍能在餐桌上与我交杯，酒过三巡仍无放杯之意。去年，莫言託他山东友人，给我送来过一回   ‘景阳岗’   牌老酒，以示友情如醇酒般浓烈。此酒在瓷瓶上烧就武松打虎的图案，三杯入口，虽无酱香型白酒的浓香，却也清爽可口，饮后血撞胸膛，堂堂男儿阳刚之气，酒罢浑然而生。

文人当不了武松，甭说打虎，捉只家猫怕也不能胜任，但是死了阳刚生气，怕是在落墨时就少了几分孟浪的文采。李白在《将进酒》博大而浪漫的诗篇中，曾有 ‘  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的生命自白。如果，一个严于理性的评论家，以严谨的理性为尺，去挑剔一下这位詩仙加酒仙的诗文，可以挑剔出其放荡无羁和嬉戏人生的意味。但再以文学自身的特征关照一下李白，如果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也就死了李白。唐诗中少了李白，若同星斗中陨落了一轮明月，岂不令后人为之悲怆？！

探考酒原，古人其说至少可以归纳为四：一曰，远古尧时即造酒千樽，此说无传可考。二曰舜的女儿仪狄为造酒酒神，史书记载舜忙于治水，终日不归，其女仪狄每日候父归来皆空，她便将为舜做的饭倒于老树树洞之内。一日，仪狄忽闻其树洞发出异香，取瓢勺之喝下，竟觉浑身发热；待舜归来，就给父王饮下，舜飘飘然称之为酒。其三；传说杜康为周之粮秣员，以粮秣酿酒。此说之唯一佐证，是魏武帝在饮酒时，曾边饮边吟：‘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四：酒非尧、仪狄和杜康之开先河物，‘天有酒星，酒之作也  ’酒与天地共存。此说，属于荒诞神说，不足为考。

笔者儿时住家离一家酒作坊不远，每年春节一双稚眼看见烧锅老闆，必在门上张贴酒神，年画中的酒神朱唇大耳，面施粉黛，祖父告诉我，此酒娘酒祖仪狄。因而仪狄造酒之说，自我知酒而不识酒之时，就铭于心，识酒之后，方知酒考源流不一，但不管酒神是仪狄还是杜康，抑或是张三、李四，酒在我从事文学工作之初，就与我结下了渊缘。五十年代，我刚刚步入文坛之时，常与文友刘绍棠酣饮，两人共饮一瓶白酒，饮后皆觉筋骨爽透，文思泉涌，从此识酒爱酒，莫能空杯。即使五七年后，我被迫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劳改路，但在长达二十年——七千多天的严酷时日中，我偶然有机会步出‘　大墙　’总是不忘偷偷买上几瓶酒揣于怀中，，藏于劳改队大炕炕洞或堆放杂物的旮旯，以酒解愁，以酒壮志。当时，我还猜想司马迁一定善饮，身受宫刑之后，如果没有烈酒铸其魂魄，他何以会坚韧地在大牢里苦耕《史记》？我还想到诗祖屈原，他著《九歌、天问、以及在酒后捻鬚吟唱其雄浑诗章时，其行其影其神其态，当何其美哉壮哉？！当他最后自投汨罗江的瞬间，怕是也会将酒洒于天宇之间，然后饮之半醉才有最后自戕的向江心一跳吧！

当然这都属学术上无可考究自我梦呓。但是酒在我劳改生涯中给了我生命张力，却是一个事实。当我在严冬的海河之滨，参加疏理流到海河的渠道劳动时，劳改犯总是挑灯夜战到天亮（白班由于干部工人参加劳动），三九时节，白天气温已然降至十几度，入夜之后寒风吼叫，冻得人伸不出五指；再要赶上一个飞雪之夜，天地之间冷若一个冰箱。我在出土之时，在破旧棉囚衣里塞上扁装的二两白酒一瓶，便在满天飞舞着‘白蝴蝶’的雪夜，无所畏惧地挥动锹镐。间或仰脖咕咚喝两口，刺骨之三九奇寒，便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因而，我常常想许多文友相继弃酒之时，我却恋酒如初，这可能得利于二十年劳改生活给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和我在那条风雪驿路上与酒结下了情缘之故吧！

八四年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本友人告诉我，日本作家善饮者之一为水上勉。十分凑巧，我们的行程上有水上勉家中逗留的安排。那天我有意与主人寻衅挑战于他的故园，我们初则一口一口地喝，后来干脆一杯一杯地灌。因酒事时间过长，光年、郑刚、祖芬等几位作家，已然离开水上勉先生餐桌，去参观他院子里那部古老的水车了；我和他还在餐桌旁豪饮，直到水上勉先生拱手告饶为止。为此，在东瀛岛国报纸上，我赢得一个并不太风雅的称号——‘　东方酒魔　’　，东晋时人葛洪（当时的炼丹人今日应称之为化学家），曾写过妙文《酒威》一篇醒世。文中写道：“口之所嗜，不可随也。”　文中告诫嗜酒者，不能放纵饮酒。葛洪文中并引纣王造酒池肉林，而后亡商之例，以警后人。我记忆中似无纵酒过度之举，倒是有过两次酒醉，一次是八二年第一次飞往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国际笔会，在归途上踏入国门的广州之夜，因思归心切和旅途疲累醉倒穗城。第二次醉酒而留下酒事败绩，纯粹由精神因素所导致；九零年冬，我随电视台记者重仿我昔日的一个劳改驿站。由于见景生情之故，千般酸楚和万般艰辛，一股脑涌浪般流入我的心扉，因而在劳改农场为我及摄制人员准备的晚宴上，我喝醉了。我供了一下两次醉酒，大概还不在老祖宗葛洪警示的范围之内。

《酒威》一篇之所以成为论酒之名篇，除去行文潇洒以外，文中还充满了古朴自然辩证法的内涵。葛洪在详述滥情于酒的种种流弊之后，不忘提及酒对人的精神裨益：“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斩蛇鞠旅；于公饮酒一斛，而断狱益明；管辂倾饮三斗，而清辨绮粲；杨云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子囿醉无所识，而霸功以举……”　葛洪在这里所举的事例；皆为东晋之前的古人酒事典故，我对一些文友们掷杯弃酒；心中常常感到惶惑茫然。王蒙告诉我，他的饮量半斤，近一两年他感到饮酒对他身体不适，故而一滴不染；苏州的陆文夫兄，　在一场大病之后，亦与嗜酒拉开了距离，九五年初春与几个朋友同登黄山看松观云，伴我们而行的安徽作家鲁彦周兄，也因身体不再恋栈酒事了。人的身体状况不一同，生存意念不同，酒事中最忌对戒酒者劝酒，这是酒德之最，也就只好把那次九一年初春的畅饮当作一种美好的记忆，存储于相册及心扉之中了……

但因酒的魅力无穷，文苑中酒星依在。日前笔者在一次会议后的晚宴中，与七十九岁高龄的师友吴祖光相遇于一张餐桌——同桌还有青年作家刘震云、邱华栋以及宴会主人民营企业家朱服兵先生——想不到已至耄耋之年的祖光，仍然酒量无涯，在与刘震云、邱华栋等晚辈频频举杯之中，三瓶五粮液已然空了平底，我见祖光似仍未尽兴，但毕竟他年事已高，不得不为之扣杯劝止。

在返回家里的途中，京城寒风嗜威，电线被吹得发出哨鸣之声，我逆风行于街市，酒之热力，使我感受到了享受六、七级风洗礼之愉快。此间，我忽然升腾起文人与酒的话题，“李白斗酒诗百篇，”之传说，虽然带有几分孟浪，但在孟浪之中也蕴藏着几分文学的真实。酒助李白的灵肉燃烧，诗仙的才情便光焰四射，犹如地火喷湧于世。

酒是有情物，从文学的角度去管窥它，它是形象思维最高境界——意向的催生剂，也是作家受孕怀胎的媒合体。想那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之前，不过一草芥民夫耳；但是酒这个媒合体，居然能使喝酒初醉的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这种气贯长虹的磅礴大气之佳句，怕是酒魂顾聖之故耳！

为此，我想前有宁舍命不捨酒的汪曾祺，后有来者从维熙，怕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