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户当天的一大早就收到保险公司乔纳森的邮件，他把所有过户资料寄给了山姆并要求付账。
山姆也来信说，产权公司核对原始持股人名单时，发现有一股东太太的名字出现在一部分公司章程里，这是不应该的，结果大家又是一通手忙脚乱地找资料查对。
我们已经从酒店出来，继续在出租车里工作。凯瑞带上电脑，我捧着两大包资料。
出租车在华尔街44号的后门松树街停下，这是我物业过户的地方。向南望去，华尔街门口挂着长长一排各国国旗随风飘扬，花花绿绿的好不壮观，向世人宣告这是国际聚集之地。
看到那威武壮观的华尔街大楼，再次激得我心潮澎湃，这大楼是多少人的梦想，激励着多少人奋进，令多少人为之陶醉啊！它的脚下潜藏着全世界最大的金库，纽约人，美国人乃至世界都以它为荣。
在44号的街对面聚集了很多人正在照相，是世界首饰名牌蒂芙尼公司的招牌，游客正围着它争先恐后地留影，连开门的男士也围着一条世界闻名的蒂芙尼蓝围巾。
我和凯瑞很有兴致地进去逛了逛。有华裔女销售员迎上前来热情地接待我们，凯瑞试戴了3000美元的手镯又试戴了5000美元的，美美的满足。
梁慈也到了华尔街门口和我们碰面。
进入44号大楼，几十尺高的大厅和老式大吊灯给人一种富有年代感的高贵气息，还有凝重适度的摆设，怎一个“富丽堂皇”能形容。
我们正准备进电梯时，山姆从大门口进来了。虽然我们电话邮件来往无数，但这只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胖胖的脸颊配上他那6尺开外的身材给人一种自信、可靠和安全的感觉。
我们过户的律师楼占了19层的整层楼，是出名的地产律师公司，以代表银行为主，提供商业过户的会议等各项服务。
前台小姐领我们进了一间会议室，山姆嫌这间会议室太小，嚷嚷着要换一间大的，可是都已经爆满没有空闲的房间了。
一位衣着整齐的老人背对门坐在那里，山姆上前询问：“你就是卖主吧？”
山姆和他打着招呼并做了自我介绍，梁慈和凯瑞也同样仿效着和老先生打过招呼并介绍了自己。老先生打量着我说：“还以为是位菲律宾式的女汉子，没想到是一位甜美的女士啊！”他故意开玩笑，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的。
会场的气氛一下子轻松活跃了很多，山姆把文件和电脑放在靠窗的椅子上，我、梁慈和凯瑞一字排开坐在老先生的对面。
我和梁慈打开电脑，查阅文件和资料，凯瑞就和老先生聊起了家常。他告诉凯瑞，今天9月28日，是他的生日，作为特别纪念，所以他坚持在这一天过户。我听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拖来拖去把大家折腾得死去活来，就是为了能够让他的生日具有特别的意义吗？
山姆去隔壁与他的同事、朋友们打完招呼，回来就开始整理那两堆高高的文件，我努力把心情调整平静，轻松愉快的笔尖在那些早已熟悉的经历过无数次的各种文件上飞舞着，贷款、合约、地税等，不出30分钟就签署完了。
我按捺住内心微微的喜悦，默默地祷告，求主赐福我今天一切顺利。
产权公司的简先生坐在桌子的顶端，要了我和老先生的汽车驾照做了复印。他面前也堆满了文件，地方不够大便搬到对面的会议室，由一位挺着大肚子的怀孕工作人员帮着处理文件。
简到隔壁房间去做另一宗过户手续去了，山姆告诉我那边的律师是他的叔叔。我惊讶说道：“呀，律师之家呀！相信你自己的8个孩子中也会出几个律师的，那些侄孙子们说不定会在同一处遇见叔爷爷的。”
老先生的律师进来了坐在了他的身边，开始对老先生讲解他面前堆积如山的每一份文件。
12点半，门外有人在喊“午餐来了”，三大盘三明治、水果和三袋饮料，以及其他的餐具用品，送餐的小伙子拎着这一大堆东西进入房间，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放置这些东西，山姆建议他放到对面的会议室，他引领着小伙子去对面的会议室的时候，也示意我一同过去。
我俩一边拆包摆放食物，他一边很低声的对我说：“卖方律师算错账了，少收了1万美元，我们是否告诉他们？还有，我的律师费还没有谈，这个项目很复杂，时间拖得也长，费用高出预期许多。”
我镇静地回答：“暂时不告诉他们，等会儿看情况再说。你的费用是多少呢？”其实我心里早就盘算好了，给他1.8万美元，这是按他估价1.5万美元而定的。谁知他说：“应该是4.5万美元，我给你打20%的折扣，那就是3.6万美元。”
我听了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尽管我手里继续摆弄着桌上的食物，也能感觉的出山姆还在不停地说话，但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说的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听见，最后我面无表情淡淡地回了一句：“我跟股东们商量一下吧。”
我没心思也没有食欲吃午餐，吃了几块水果就坐回到我的椅子上梳理我的思绪。这个项目是1月份开始的，山姆态度好，24小时随时恭候。还附加一些服务，修改了几次公司章程，我们原来是一个公司变成两个有限公司组成，后来因为三加倍公司退股又变成一个公司，他要写意见书与银行和卖方文书。
他代表我谈判了修理费3.75万美元，加上卖方律师算错的1万美元，共得利4.75万美元。显然我预计的1.8万美元服务费是合理的。他要求更多的金额，是要分享4.75万美元的果实。我明白了他的思路之后，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回复他了。
我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大家都在忙着，我请梁慈把预算的律师费从1.8万美元改成3万美元，先做个测试看看我汇的款是否足够过户。如果紧些，山姆是否会要得低点？
大约1点半，卖主和他的律师问我们如何处理刚收到的四张租金支票。他说：“要么我们存进户口，兑现后再开张支票给你。要么退回给房客。”我一听顿生不快：“正常情况下，支票的金额是在过户报表上划给买主的！”
大家争执不下，山姆也加入了激烈的辩战之中。卖方律师说：“只有这个方法，否则今天不能交割。”
我回敬道：“你请便！我无所谓。”说完起身走到对面的会议室。既然对方随心所欲地威胁我，我为什么不能以牙还牙？
一会儿，山姆过来解释：“在法律上，只有他把支票存入银行，才算他提取房租，你说怎么办？”我说：“应该交割清楚，不能拖泥带水，我把支票带走。”
接着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他：“我无法承受你的费用，实在太高了，你不能翻倍啊。”他说：“这个项目复杂很多，我几乎没有赚钱。”
我望着他的眼睛：“你考虑一下吧，我只预算了1.8万美元，我不是一次性的客户，将来还是要做交易的，细水长流吧。”他嘟嘟囔囔地回到了另一边去了。事实上，无论他开多少价，我都没有太大的选择。在我眼里，他不仅是最好的律师，可以上法庭保护我，还是出色的商人，能为我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不会把事情说死，只是继续跟他砍价。
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会议室到了大厅透透风，想再理顺一下思绪。有位身着西装的男士上前来自我介绍，他是亚斯多里亚银行的代表，在这儿兜售贷款，我们聊了一会儿。
心情还是很糟，我打电话给在加州度假的查尔斯：“我很不开心，山姆漫天要价，我不喜欢争吵，喜欢合作式的伙伴。”
查尔斯说：“我用的律师有1.5万—3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满意就应该跟他说明白。”
“我只想找个人说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既然你出差，我会在结束之后，去给每位房客发个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通知，麻烦你跟那儿的工作人员通个气。”
我在大厅走廊上踱来踱去不愿回到会议室。山姆短信问什么时候进去，我没有理睬。
山姆按捺不住来大厅里找我，说银行的另外一个代表克里斯来了，要我跟他解释防火楼梯的事。卖主说近5年内刚刚油漆过了，克里斯决定周五亲自到现场查看。
克里斯30多岁，稀落的淡黄色头发，臃肿的躯干，想到他们银行在最后一个月涨了0.15%的佣金我就不爽。不一会儿，麦瑞德财务公司的夏摩来了，我很高兴见到他。他高大魁梧、工作努力，是个性格直爽的犹太人，专门过来看看我们。
闲聊了几句后，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要不要从我们其他物业里套现一些钱。“当然愿意，你帮我看看！”我兴奋地答道。
夏摩走后，山姆靠近我耳边悄悄地说：“我再降点，3.3万美元吧。”
“3万！”我答。
“3.2万!”他说。
“成交！”我说。
他接着又说：“根据合约要求你还要在我那里存放3.75万美元修理费押金。”
我说：“钱都被你拿光了，不够了。”
“还有，财务公司的佣金该入账了，你能叫你办公室的人追加汇款1.5万美元吗？”山姆继续问道。
我担心他又涨价，说：“不行！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银行4点就不接受汇款了。”
凯瑞半小时前就开始查看住户租约，核对押金数目，房租和每户有几份新旧租约等。梁慈一直都在电脑上记录着大家讨论的内容。卖主老先生还在听律师的讲解，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他担心我拿了维修费不干活，他会再度被政府罚款，还担心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的律师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声音也越提越高。眼看卖主律师就要开始讲账目和数字的分配了，山姆示意我离开，他一个人等就行了。
不言而喻，如果对方找出那1万美元，山姆自己就可以跟他们斗嘴了。这就是他多要那1.2万美元的额外工作吧。凯瑞说她刚看完租约，没问题。我、梁慈和凯瑞几分钟就收拾好迅速离开了，我们去公寓大楼发通知单。
鲍比也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我满脑子都是数字，没有多谈。我凭着记忆反复核对着账目，出入低于1000美元，略感安心些。于是，请山姆还给卖主律师算少的那1万美元。虽然老头子把我们折腾了9个月，但我们依然应该以诚信为本。
查尔斯已经通知楼里的人带我们到附近的五金店配了钥匙，是个说西班牙语的年轻人。他说：“我妈妈2002年接手这份工作，后来转手给我，你打算翻新装修吗？里面有一套空置的地下室公寓，我带你们去看看，只有我有钥匙。”原来那位70岁的罗莎老太太是他的妈妈。
由楼梯间的小门下去有一套面积约800英尺，高7英尺，厨房、厕所、睡房一应俱全的公寓，还有一些旧家具，与前面地下室相隔不通，门窗通往后院。难怪我们房检时没有发现，上次看的是大楼前半部分的地下室。这个新发现让我们兴奋到了极点，走出大楼才想起来通知书还没有发。
做完一切回到59街的希尔顿酒店，我才感觉到自己饿得有点发飘了，眼睛也好像睁不开，于是我走进浴室用凉水冲醒自己，换上便装与凯瑞下楼去找梁慈。
我们沿着第六大道往56街走，踩着轻快的步伐，经过世界闻名的Love雕塑，来到了“鹿鸣春”餐馆。我很热，脱得只剩下短袖衣，她们担心我着凉，因为他们感觉不热。
梁慈催着服务生抓紧时间上菜，没几分钟就端上来两笼小蒸包，又点了冬瓜汤、红烧圆蹄和炒豆苗，但没有酒。
我没有什么食欲，双眼皮开始下垂，呼吸也感觉有些沉重，两条小腿有点酸……累，精疲力竭的那种累。
我们7点半来到了47街的百老汇剧院，观看歌舞剧“春之觉醒”，票是朋友提前帮着买好的。取了票之后我们被带到了右侧的座位上，我埋怨为什么不买中间的座位，凯瑞安慰说，可能是因为买票太迟了，中间的位子买不到了。
在我们这个角度能看到舞台侧的年轻男女演员穿着白色内衣说笑打闹着，毫无拉上幕布回避的意思。不久就当众穿上外套和裤子，排出队形准备开始表演了，这倒是满足了我可以看到演员幕后另一面的猎奇心理，很是特别。
喝下梁慈买来的酒，我身上的肌肉和精神开始放松下来，甚至能感觉到心脏的肌肉也慢慢地松弛下来了。慵懒地半醒半睡、半坐半躺在椅子里欣赏着舞台上年轻人激情四射的表演。脑子也伴着舞台上的歌舞杂乱无章地乱飞，暗暗感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我们的位子离舞台只有三排，灯光时不时地照射在我们的身上，恍惚间我也仿佛置身在舞台上，有种如梦似幻的错觉，朋友还真懂得买票啊！谢谢啦！
“春之觉醒”讲的是处于青春发育期的一群高中生，由于对性的懵懂和无知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悲剧。一对小男女发生了性关系后，女孩怀孕了，因被强迫流产而死去。另一对小男女，其中男生因不知该怎样处理两人的关系而自杀了。还有一对同性恋，由于没有公开和普及的性教育，以及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而使他们蒙羞而亡。
中场休息，梁慈又给我买了两杯酒。喝下后，脑袋像是个装了半截水的大水罐，坐在行驶在坑洼不平山路上的车子里，脑袋里的水随着车子的颠簸而前后左右地晃荡，心情好极了。
从戏院出来，梁慈回家去了。凯瑞和我摇摇晃晃地走在47街上，大声地说着，笑着，转到了第六大道。我们要了两包路边的炒栗子，栗子粉胡在喉咙上，搞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喘着粗气。但依然挡不住我们的兴奋，就这样继续说着，笑着。
经过CNBC电视台，隔着玻璃看见里面正在拍摄晚间节目，我们大力地挥舞着手臂，敲打着玻璃墙，通常这儿可是人群扎堆的地方，今晚只有我们俩站在玻璃墙外为主播当背景，摄影师看着我们一个劲儿地乐，希望全美国都能看见我们……
再次走过希尔顿酒店旁边那世界闻名的鸡肉卷小摊，凯瑞和我东倒西歪地醉着照相，不经意间，两个中国小伙子闯入我们的镜头……
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回到酒店，凯瑞打开房门，我把自己重重地摔到了床上。闭上眼就感觉我的脑袋、身体、腿和脚慢慢地往下坠，却又像是被水的浮力托住沉不到底。没有疲劳，没有压力，也没有忧虑，酒的世界！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习惯性地醒来，怎么躺都不舒服，仍觉着全身疲惫。发短信给鲍比，他几秒钟内就来电话了，我俩这才有机会窃窃私语。
我告诉他昨晚发现大楼地下室有一套一房一厅的公寓，他很兴奋，觉得律师费高些也值了。
他深知我精力透支，叮嘱我喝些酒解解乏，务必在下午3点左右去机场，以免误了飞机。
虽然产权转让结束了，可是只有物业管理公司接手物业之后才能算交易结束。于是，我们到酒店二楼的商业部，把全部租约快递到查尔斯的办公室。
我取出凯瑞昨天查阅租约的报表时，才发现三套公寓押金与卖主报的数目有差异。
我问凯瑞：“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说：“我不知道要告诉你呀！”
“那你查租约的目的是什么呀？我知道了才能叫卖主调整补钱嘛。”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虽然总差额是350美元的小数目，却需要做一连串的工作来清理这些小问题，得找经纪人、卖主、银行和房客等。
最后，我们到大通银行把查尔斯的名字加到这栋物业公司银行账号上，这样他才能支付管理工作中所需的相关费用。
回想这笔生意从头到尾走过的每一步，细看起来不但复杂，而且还不可思议。我花了3个月时间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再用了3个月的时间办理正常手续，最后又用了3个月来应付卖主和律师的突发事件，历时9个月的交易终于告一段落。
在这历尽艰辛的9个月里，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小心翼翼地走过每一步。我是生意场上的保守派，做了最坏的打算并提前想好应对措施。但这是一个很高很可怕的门槛，一不小心100多万美元将血本无归。项目结束后，我用了足足两个月来恢复身心的疲惫和释放积聚了半年的压力。
承蒙神的呵护，我终于拿下曼哈顿的物业，实现了跻身世界顶端曼哈顿房地产业的梦想。
Mei Piao Di Zhu: American Chinese Landlord (Chine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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