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什么我要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文/澜夕
昨夜，昆明发生惨剧，数名暴徒持刀上街砍人，造成两位数的死亡结果，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者有之，以怨报怨者亦有之。
我简单看了一下事情经过，以及牵涉进来的民族矛盾，然后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来自老聃，意思是说，若被治之民己不畏惧死亡，再用死亡来威慑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在应用层面的延伸.可以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可以台湾的”雾社事件”。前者年代久远，我们先来谈谈后面这件事情。
“雾社事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台湾，为《马关条约》，台湾正处于“日治”阶段，除了驻军以外，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被日本政府安置于此。大为台湾的数支原住民部落(以赛德克族为主)对日本的统治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极为不满。而又不被赋予对话权利，故而计划发动暴力袭击以示反抗，但是因为日本军队有着现代化的武器等力量上的压倒性优势，所以台湾原住民部落选择了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学校作为袭击目标，在举办运动会时，集体冲入雾社公学，用长刀和弓箭将未成年的学生、妇女、教师皆数砍杀，造成134人死亡。2012年，台湾导演魏德圣拍了一部名为《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就是讲的这段历史。
好了，现在肯定有人会很愤怒。日本对台湾，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在反抗侵略时的暴力抗争，不能和疆独、藏独的恐怖行为，相提并论，你这是在混淆概念。
而这，恰恰是“武夫”思维带来的惰性结论。侵略与否成立永远不能以侵略看单方面的意志来作为判断标准，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对华战争，在当时的日本看来，绝非侵略战争，而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同理，在长期以来的教盲和灌输下，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公众，也丝毫不会觉得1949年后的中国(PRC)在对西藏、新疆等地区，是有着侵略成分的。
换而言之，强奸与否，不是强奸者说了算，而是被强奸者说了算，如果不承认这个底线，那我们不妨倒退回原始社会，今天我带人去端你家寨子，明天你再带人来取我的人头。
新疆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历史上的角色一直在汗国和藩国之间跳砖。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首先接管新疆，主政者名叫盛世才，此君军队出身，手段决绝。一度有过佣兵自重之心，先亲苏以借力清洗军阀力量，后来苏联势力渐大，盛世才开始靠拢国民党，而共产党则联合苏联，支持新疆独立成立”东突厥斯坦”(没错，共产党正是”东突”的发起者)对国民党政权展开反抗，而盛世才则保持了铁腕统治，十年镇压死伤超过万人。到了1949年，盛世才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在兰州的岳父一家老小十一口被灭门复仇，这是后话。
1945年后，共产党策划的新疆独立运动终见成效，国民党无力治理新疆，其新疆的军事大员也在大势己去后相继投共，随着王震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驶入新疆，这个比盛世才更有决断手腕的中华人民共和开国上将又反过来对新疆表态：当初让你们独立(民族自决与联邦制)，不过是说着玩玩儿，现在都消停下来吧，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们共产党也要延续。
王震是个什么人呢，连中共最大的左派毛泽东都认为王震是”左倾”，你们应该就能明白大体滋味了。在王震主政新疆期间，他的政策是公开的，而且很简单，就一个字“杀”，凡是不敢动手的军人，立刻撤换，七年杀了一万多人，他还想杀，但是北京坐不住了，撤了王震的职，派装甲军团去新疆制止杀人杀得停不了手的王震部队。
这就是新疆的现代史，教科书里没有，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提及。要么被割让，要么被利用，要么被哄骗，要么被镇压，即使王震走了，共产党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怀柔，但是新疆仍然只是汉族政权的一块版图。很简单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中国截至到1996年，总计做过45次核试验，其中大部份都在新疆进行。美日、欧洲都有科研报告，推测的致死致伤人数实在不低，连做足的防护准备的核试验执行军队及政府科学家，都在改革开放后持续上访，申请赔偿，就不用说那些在核试验期间只被通知“回家关门，不要出门”的新疆居民了。
所以我很难自欺欺人的说，维族是汉族的同胞。我也很难理直气状的质问，你们凭什么要对我们抱有恨意？如果是维族执政，然后在汉族城市做上述事情不知道汉族又会怎么看待“民族统一”这个口号。
当然，站在和田、喀什、昆明等死难者的角度，的确可以反诘：你们的灾难固然可悲，但是与无辜的我等又有什么关系，把张家的仇往李家去报，何故于此？
昨天晚上，我用很简单的归谬法，证明了这种反诘同样无法站得住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迫使天皇及日本海外军队的投降，同盟军阵营中的美国向日本本土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核弹，以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实现了使“二战提前结束”的诉求。若是上面的反诘成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清算美国的这场行动，并对整个以美国为轴的整个同盟军挂上“恐怖份子”的标签。
归谬的目的，在于证明逻辑是否自洽，并挤出利益水分，同样以平民为攻击对象实现政治诉求，若甲行使即为正义，而乙行使则为恐怖，那么这又将回到两儿辩日的时代，度量失衡，界线模糊，最后只剩下比拳头。
1945年以来，美国多次的庆祝二战胜利，却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台，宣布对日的核武器攻击是完全合理的，美国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学术界却鲜少对此课题做出过多的辩证，并非噤声，而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不具备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实施的军事行动。同盟军对因此而伤亡的日本平民负有完全的人道责任，但是如果历史重来，核弹还是要扔，因为只要天皇一天不投降，海外日军就会新增一天的时间对同盟军的士兵造成损失，这个代价，会给同盟军各自在国内带来极高的民众压力，所以越过程序正义的红线，为了结束战争.同盟军中最大的军事单位美国就一定要背负这宗原罪。
程序正义究竟重不重要，一度是美国大学及公共社区中的热议课题。一名歹徒在纽约市中心放了炸弹，一旦爆炸可能伤及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警方捉到了这名歹徒却无法从他嘴中获取炸弹情报，而警方此时收到一条线索一一只要在这名歹徒面前，杀死他1岁的儿子，就可使其崩溃而拿到情报阻止惨剧，那么应不应该这么做？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场景。在Reddit等社交平台，美国人比较倾向于“黑色英雄”的出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是一一一名妻儿因为炸弹而危在旦夕的男人，设法完成了“原罪行动”，他在那名歹徒面前勒死了后者1岁的儿子，歹徙崩溃交出情报，纽约万民获救，然后这个充当”黑色英雄”的男人举枪自杀，为其犯下的凶杀罪案伏诛。此场景是旁观者都愿接受的结果，危机平息，而为了平息危机而需要沾满鲜血的双手，却又由他人承担，与己无关，牺牲最小，欢喜皆大。
可惜的是恐怖份子也是这么想的，一旦恐怖袭击的计划制定完成，那么对于执行者而言，死亡就不再是一项阻碍行动的威慑存在，而人类社会迄今尚未出现比死亡更高形态的制裁。由于媒体在题材上的挑选，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反击通常都是热点，但是美国内部亦有制衡力量(比如对中东办公室)，一方面针对法律范畴之内的诉求开启对话，一方面给予恐怖分子嫌疑犯一定程度的透明空间(前段时间关塔那摩还有塔利班的战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不断完善思考，永远承认还有更高明的解决方案尚未找出，永不停止对中东政策的反思。
对于任何民族、宗教上的矛盾，对话和制裁一定是相辅相衬的双轨，只有对话而无制裁，就会带来绥靖后果，只有制裁而无对话，就会遭致物极必反，而且这个路径一定是艰难、复杂、多变而且充满妥协的。
中国的问题，在于不承认事情的上述特性，在执政党以及大多数民众看来，解决藏、疆问题，只需找到一条万能的真理或是政策即可.可以一劳永逸乃至万古长青，而按照咱们执政党的尿性，显然只会单向选择制裁而非对话，你杀过来，我杀回去，论斗狠比勇，两边倒是都不逊色。
从效率出发，我很厌恶这种“武夫”思维这也是我引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原因，人家已经做出觉悟公然行凶而且压根就没有逃窜意图.你摆出一副红了眼的斗鸡姿态，高呼“对待恐怖分子决不手软”有你妹的用啊？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精英份子自居的铅笔社主力成员李子暘，又开始跳槽到反智主义(说民粹主义也不为过)的阵营，说“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严厉抨击了知识分子面对綦力犯罪总要寻找所谓深刻社会原因的愚蠢心态，并用数据指出，加大警力投入，可立竿见影地降低暴力犯罪率。自作聪明地卖弄”深刻“，是知识分子的重大道德缺陷。” 亲，把所有新疆人都关到监狱里去，还可以杜绝掉外面的暴力犯罪率呢。还有皇帝认为把书都烧掉、把读书人都坑杀掉，就可以立竿见影的造就万世王朝呢。知识分子或许愚蠢.但是所有抱怀一竿子愿景、用军备竞赛的理论来解开结的无缺陷完美专家，都是往洪水里撒盐还嫌不够多的自作聪明者。
惨剧的最大意义，不是在于争先恐后的在微博上点蜡烛(见别人没点蜡烛还跟人急大喊你有没有同情心啊)，而是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理解动因、原理以及方法，从仰望星空开始追寻世界万物的运行道理那一刻起，人类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学习和进化的，孤立的观察事件，对瞬间反应的依赖.让情绪凌驾于智力智商，都是一种偷懒行为。
有小朋友很悲惯，说你这么高冷，要是在昆明被砍杀的是你的家人，你还会这么说吗?当然不会。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能够钳制人性中的非理性冲动，如果我老婆被人打了一拳，我会急得想要捅对方一刀，如果我老婆被人捅了一刀.我会气得想要杀对方全家.这就是很典型的非理性，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但这不构成逻辑上的断裂，因为在判断公众事件时，排除自我情感因素是最基本的常识，在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律师，都被严禁向陪审团提出或诱导回答“如果你设身处地”之类的问题，因为数千年过去了，人类不能继续重演审判苏格拉底的闹剧。
前面说了，新疆的问题，在于“对话”渠道的缺失，在中国政府的反复渲染下，新疆的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名号，同时指责西方在对待恐怖分子的定义上双重标准，基地组织你们就公认他们是恐怖份子，一到中国内部的这些“恐怖分子”上，你们就没那么斩钉截铁了。双重标准的原因很简单，比如基地组织，其政治主张都是公开且不被保密的，本拉登生前就在录像带里说他所赞助并训练出来的人肉炸弹，是为了“摧毁美国和以色列”，很显然，当这项诉求被提出之时，关于恐怖份子的定义，就无需进行商榷了。但是中国无论是在西藏还是新疆的问题上从来都对这些“恐怖份子”的诉求讳莫如深，境内是看不到任何诉求的，仿佛那些暴徒个个都是疯子，不要命的制造血案，是想要“吓唬汉人”。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对话渠道缺失”的举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代表多少人、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他们在施暴前有过多少次试图对话的尝试……这些问题，公众统统不知，只需要跟着政府的节拍走，履行“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义务就可以了。国内的民众，你自然可以如此操纵。但是西方媒体显然不吃这套，不知情，则无定论，所以海外是不可能单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通稿就当你的传声筒的。
无论是否持有独立主张，新疆的少数民族，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是延续反殖民潮流，一是共产党在解放新疆时做出过承诺。你可以在土地等政策上对汉人实施先签约后撕毁的行径，但是新疆人不认共产党对于契约的违背，这个”民族自决”，往大了说.可以是独立立国等大事，往小了说，也可以卑微到“你要往我这儿做核试验，能不能事先打个商量，问问我的意见”这种小事。但是无论大小，共产党是一概不予理会的，你纵有干言万语.我这儿就没有可以申诉的公堂。1949年，为”解放”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的新疆民主同盟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受毛泽东邀请，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果中途飞机莫名其妙的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从此新疆再无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政治领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出了个热比娅·卡德尔。
现在汉人普遍害怕维人，觉得他们享有“两少一宽”的优厚政策.又尽是小偷和骗子，维人上辆公交车都有身体周围自带斥力屏障的效果，但是维人其实也都很怕汉人。汉人在新疆四处打洞开采石油，又是驻军又是殖民，维族自己又不被授予政治权利，对中央决定说不得半个“不”字，要么一直忍着，要么突然爆发，两条选择哪边都是万劫不复。
于是，维人逆反，汉人盲从，两边谁都不真正了解对方，就被推上了战场的对立两端。如果放弃思考，用雷厉风行大快人心的方法，当然是“严惩不怠”、“绝不姑怠”、“加重安保”、“谴责恐怖”等方便快捷的做法，但是2008年在库车你们是这么做的，2009年在乌鲁木齐你们也是这么做的，2011在和田和喀什你们还是这么做的，历史一再重演，说明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不动脑子就能完美解决的啊。
说到头，我压根就不具备对新疆问题的话语权，这是国务院领公饷的官爷们才需要操心的事儿，我只是对一群喘着粗气的西西弗斯说“你们在做的是无用功”这句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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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新疆问题没怎么关注过，曾经有个乌市的朋友跟我讲了她亲身经历七五的那天，只是像平常一样出门，差点被砍。那时候事情也过去了一两年了，她说得比较简单我也就当故事听了。
因为消息封锁，我们在南方没有看到任何报道。如果有人硬说有报道，那么，一带而过的报道，而二十四小时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不可能看到，大事件如果一带而过的话等于没报道一样。而昆明事件发生后，微博上第一时间传出了各种消息，还有现场的图片，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才切切感到恐怖份子到底有多可怕。
然后网上正说的反说的，吵成一片。好象除了祈福和骂暴徒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事情到底是因何发生，暴徒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都不能问。然后终于在微信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是难得把新疆问题说得清楚明白，还能让咱这种小白看懂的。因此转载过来。
如果不赞同本文的说法，可以理性探讨。可以用更准确的事实和道理来说服我，但拒绝漫骂。
事实上，我在微博看到那些总是使用语言暴力的评论时，总忍不住想，这些人离真正的暴力犯能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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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新疆问题没怎么关注过，曾经有个乌市的朋友跟我讲了她亲身经历七五的那天，只是像平常一样出门，差点被砍。那时候事情也过去了一两年了，她说得比较简单我也就当故事听了。
因为消息封锁，我们在南方没有看到任何报道。如果有人硬说有报道，那么，一带而过的报道，而二十四小时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不可能看到，大事件如果一带而过的话等于没报道一样。而昆明事件发生后，微博上第一时间传出了各种消息，还有现场的图片，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才切切感到恐怖份子到底有多可怕。
然后网上正说的反说的，吵成一片。好象除了祈福和骂暴徒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事情到底是因何发生，暴徒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都不能问。然后终于在微信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是难得把新疆问题说得清楚明白，还能让咱这种小白看懂的。因此转载过来。
如果不赞同本文的说法，可以理性探讨。可以用更准确的事实和道理来说服我，但拒绝漫骂。
事实上，我在微博看到那些总是使用语言暴力的评论时，总忍不住想，这些人离真正的暴力犯能有多远呢？
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有思想的，十年前的你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了！
那就要大大赞一个。
感觉你比我小多了，
小姑娘很有思想，
要是人生活在国内的，
那更难能可贵，
继续加油！！！
但还是要注意不要留真实身份的东西，
海外中文媒体有很多国内的陋习，
慢慢你会体会到的。
这当然是好文章。
偶尔听到你是版主，
我有个问题是为啥文学成总是删账户，
不管观点对和错，也不应该删账户，
我想这应该是个底线。
不管怎样，我还是建议大家对自己文章做好备份，
或备份到Twitter上去。
海外中文媒体或多或少同共匪政权藕段丝连，
同时不要忘记，如果你看瘟学成的保护隐私条款或把你吓一跳，
总值不要留任何的个人真实信息，
如果你不想被“盯上”。
极端主义的土壤是不公平对待 - 但怎么才算平等了？而最终有一小部分人暴力行动，其实和宗教洗脑有关 - 这些事情的复杂，或许要再经过几个世纪才能真正有所改变 - 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糕的话。
（转自网友亲历）：
“12分钟死29人。全国哀悼。五年前的新疆整整10余小时，死亡几千，地上的血都洗了三天，却只报道了一百多人。更没有外界的一丝安慰，没有一根蜡烛。却还要断网一年，阻止通讯，封锁消息，把新疆封闭起来。同为中国人，这样的不平等待遇真让人心寒！
当时我带2个小孩回去探亲，7月6号我就无法给加拿大的老公联系了，老公也无法和我们联系了，暴徒的行为新疆人也怕呀，到现在我想起来腿都发软，中国的贪官污吏到底是在解决人民的问题？还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发展前途？ ”
没有全面的信息，要得出合适的结论何其难也！建立公民国家，推行文化融合，淘汰极端份子，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能够反思自身的，才是强者。恐怖份子正是把一切挫折归罪于别人，才会为自己的罪行找到借口。从这一点上说，舞刀向平民百姓者实乃懦夫、畜类，必下地狱！
http://www.chinafile.com/strangers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新疆的发展和演化，其实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成份。此文很少涉及这部分内容。
《古兰经》和《圣训》，有不少章节，鼓吹对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进行杀戮的内容，这大概是这些不畏死者的信仰基础。
忽略伊斯兰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不承认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在根本上并不解决维汉间矛盾，我想说的是，即便维吾尔人的所有诉求都得到满足，冲突其实还是无法避免，只要读他们的古兰经，不能找到答案。
听起来，你对911和昆明事件的立场有点不一样，对吧？
实话说，我以前对政治类的东西是零兴趣的，因为负面的东西太多。而且在国内从小接受的教育，也不鼓励大家去关心政治，但实际上政治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咱现在还属于不断学习中。
对９１１怎么看？就事件本身来说，自然是强烈憎恨这种伤害平民的做法。就后续发动的战争来说，牵涉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我只能说我是非常反战的。
不是原作者有意见，是你替原作者挨骂。
请问，你对911如何看呢？
转载的，就在前面加个ZT吧。省得为原作者挨骂。
阮铭（ 1931年 7月3日－），祖籍 江苏 金山县，出生于 上海，政治学者以及政治评论家，据称是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 胡耀邦的 文胆，在 邓小平所主持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
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1988年以后到 美国，变节，投奔台湾， 2002年取得台湾当局“ 中华民国国籍”。 2004年被台湾当局领导人 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 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理论上为“改革开放”的基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不少关键性的文献，包括邓小平的讲词，他都参与了起草的工作。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
极端分子就是行动派负责打击卡菲勒。所谓温和派就是后勤，帮助掩护。
首先由后勤人员把行动派隐藏其中进入敌国，然后行动派一打完，后勤人员就出来拿着人权，宗教歧视的盾牌防守！
真要是全员都出来战争了，最有力的武器“人权，宗教歧视之盾”就没用了。你什么掩体都没这好使。几个月就全交代了！
警惕！穆斯林会要求通过QQ和你聊天，搞到你的消息就杀人灭口！
伊斯兰恐怖主义欺骗和祸害世界的阴谋，参阅：
《滚动的“塔基亚”原则》：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65585-1.shtml
奇文共欣赏--穆斯林学者史未安先生 - 《伊斯兰不可以改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25-1.shtml
《穆斯林“学者”史未安先生：论炸毁巴米杨大佛的合理性》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41-1.shtml
《黑奴贩子的历史:阿拉伯人最凶残,黑人最贪婪》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3938-1.shtml
《伦敦极端分子“我们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我们绝不会停止与你们战斗。”》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302-1.shtml
《伊斯兰圣战在瑞典发动，穆斯林已经暴动3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018-1.shtml
伊斯兰教社会的特征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剥削、压迫、掠夺和屠杀体系。
都是用圣战的口号。
伊斯兰的巨大优势是其旺盛的生育率，在欧洲甚至北美都还会有巨大潜力扩张。
科索沃信伊斯兰的阿族人2战结束时在当地还是少数民族，结果1990年代不是变多数了。
虽然按照伊斯兰教义，伊斯兰的敌人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其他的一神论者>伊斯兰的其他派别（家族）
但事实上死在仇敌手里的概率刚好颠倒了过来。这就造成了仇恨和教义相反的怪现象。
沙特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沙特王室屠杀的最狠（为了讨好美国），哪里有什么媒体报道，美国需要的，交给美国；美国不需要的，就秘密处死了。当然，在沙特反对王室那是绝对的大罪，不需要审判，自动人间蒸发。
这就是伊斯兰社会一盘散沙的原因。
但是，如果对于文明社会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
穆斯林或黑人权利越大，管理好他们就越难，然后他们开始偏袒自己的人，选举都选自己的，把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边缘化，摧毁他们的文明，西欧正在往这条路发展，美国正在成为另一个巴西或墨西哥，美国以后会分裂，这都是偏袒外来移民的结果。
如果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也如同毛泽东那样，发动草根起来，斗毛拉，分田地，搞土改，塔利班早就爆成渣了，甚至伊斯兰教斗没了，何止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是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家族、社会、教育、军事、宗教等全方位的威权和杀戮（即圣战）体系。
单纯地杀恐怖分子对伊斯兰恐怖分子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而且恐怖分子还被家族视为圣战英雄！当然，在敌对的伊斯兰派系里会被视为魔鬼！
法家的满门抄斩，连坐制可以奏效。但这是文明社会不允许的。
仁慈的方法，那就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办学习班，思想改造。
2011年07月23日
据维吾尔在线消息，称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消息，4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在中国访问期间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土耳其与中国签署宗教领域合作备忘录》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926
据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土耳其与中国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决定两国将在宗教教育、宗教工作，宗教刊物出版与朝觐等方面展开合作。
根据这份合作备忘录，中国每年会向土耳其的培养Imam Xatip（宗教人士）的高中和大学的伊斯兰学院派遣留学生。这些学生所有的开销都由土耳其 diyanet wexpi（diyanet基金会）负责。据这份由14项条款组成的合作备忘录，中国境内4万所清真寺的5万名伊玛目将轮流到土耳其深造学习。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与中国宗教局之间签署的这份合作备忘录还决定将《古兰经》《圣训》等宗教著作译成汉文并出版；双方将于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宗教展览与学术研讨会。
据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土耳其与中国签署的这份由14项条款组成的合作备忘录将在近年来不断加强的双方关系中起关键作用。
出席此次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的人员，除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与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等人外，还有土耳其驻中国大使木拉提·瑟力木·安塞利，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买买提·帕恰奇教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等人。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穆罕默德·居尔迈茨教授结束中国之行后于6月25日返回土耳其。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附：邓力群回忆录：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网友评论：
我的体会是内地汉族知识分子不能只从自己所从属的阶级和集团的角度看问题。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干部，清理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这些伟大的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胡耀邦确实不是一个像老毛，老邓那样的领导者。只能是跟着做些具体工作。所以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是技术官僚类型的。
不仅仅是宗教，其它也类似。美国加拿大对土著人能好多少？ 美国当年对因为不支持取消奴隶制，要求自行独立的南方各州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