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当代贵州没有产生过陕西，湖南那样的引起全国瞩目的作家群现象。女作家也有，但像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残雪，迟子建，池莉，方方那样在全国风生水起的，似乎也不太有。

不过，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是骞先艾老人。那时他已经是白发满头，慈祥而又德高望重的长者形象。骞老是鲁迅亲笔肯定过的乡土作家，当然，刻薄一点的人会说，一辈子就吃这个老本了。骞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到了贵州，可能这对他后来在文坛上的总体地位还是有某种影响，因为毕竟离开了文学界的核心舞台。我读书的时候偶然地在外文书店读到了一册薄薄的小册子，中英文对照，是骞老的作品，叫《盐灾》，描述贵州乡村生活。四川产盐，贵州不产，所以，历史上吃盐一直是贵州的一大问题，骞老一定从这里切入，反映贵州，或是他的家乡黔北乡民的辛苦生活。那种特别贴近底层真实的描摹，可能就是鲁迅赞赏的原因。

有个贵州青年作家罗吉万写过一篇很棒的散文，骞老很欣赏，专门写小文，推荐给上海的《文汇》月刊发表出来。《文汇》后来被停刊，当然，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念小学的时候，叶辛因为《蹉跎岁月》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暴得大名。他中等身材，瘦瘦的，说上海普通话。那是八十年代初，传说他因为《蹉跎岁月》发了一笔财，以至于家里都有了保险柜。我觉得这个情节，或者幻想--其实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买个保险柜在家里放现金也没什么奇怪--在当时还是比较刺激的。那时倒确实去过他家一次，好像因为他的儿子要进幼儿园什么的。不过我对《蹉跎岁月》和所有知青文学都是难以去感受的，也从没真正读过。后来看到他有本不怎么出名的《三年五载》，是关于改革开放初期贵州农村的，印象并不深。真正觉得精彩的，倒是后来看他的连续剧《家教》，觉得拍得真是好。那时，他已经回上海了。

大概是88-89年，我刚上高中，“叶辛叔叔”给中学生文学爱好者讲课，讲完以后允许提问。邻座的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和我商量，我们问问他，如何看待学潮，游行示威。好！我们就把条子递上去，好像是问，你如果是大学生，会不会参加游行？所有的纸条上问题都答了，我们的这条，呵呵，“叶辛叔叔”直接无视。现在回想，他怎么可能上两个小屁孩的套？

我真正有深刻印象的作品，是顾汶光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太平天国在当时史学研究里还是伟大的农民革命，但顾先生已经在八十年代把它写成了悲剧，而不是《天国颂》。我现在觉得他很超前，有的人说过，如果他再大胆一点，该写成《天国批》了。中学的时候，我读《天国恨》，深深地记得了那些名字：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宣娇，萧朝贵...高中的时候，又读他后来的《百年沉冤》，写袁崇焕，祖大寿，毛文龙，写崇祯...又是悲剧，情节和命运跌宕起伏，让人叹惋。我读了又读。

和很多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化人一样，顾先生后来也“下海”了。他从事的行当很大众化：在郊县开办了个牛肉干厂。牛肉要先卤好，然后烘干，大概是这样。不管成功不成功，其实敢于挑战自己，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件不熟悉的事，总之是很了不起的。

大约在1998年，我还在国内混。有一天和我姐姐在街上走，遇到顾先生。他执意要请我们吃饭，三人就去了一个小饭馆，连吃带聊，又喝酒，很开心。到结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身上居然没有钱。那时他已经半醉了，可能感觉在晚辈面前很没面子，大着舌头跟餐馆的人求情，手抖抖索索，掏出身份证要押上，说回去拿钱。这个场面，真是难忘极了。我把钱付了。两三年以后，顾先生就去世了。

李宽定也是黔北人。他的作品《良家妇女》被拍成了很有名的获奖电影。听说，他的女儿小时候很喜欢地毯，他于是发誓要让女儿过得好--拥有地毯也是很牛的象征。这个好爸爸遂也下海，开办了一个很豪华又有品味的的公墓。骞先艾老人仙逝以后，就是葬在他经营的墓园，有一尊半身塑像。

读高中的时候，读过李宽定发表在期刊上一个中篇小说。不过老实说，并不喜欢。因为这个情节是关于一个男中年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认识了几个大学中文系的女大学生粉丝，然后，可想而知地，众望所归地，和其中一个大粉丝纠葛起来。那女大学生是多么地景仰该作家而作家是多么纠结呀---感觉这种小说很扯淡，很意淫，如果写实的话，更恶心...他的作品，我总觉得不太有阳刚气,对于一个男作家来说。

何士光算是作品真正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得过两次全国奖。后来又沉迷于气功和佛教，就此也写了一部书叫《如是我闻》。几年前，我闲来无事读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蒿里行》，以一个成人的审视，甚至挑剔的眼光，却发现，何士光作品文字精炼，意蕴深邃，情感控制有度，明显有很深的西方文学乃至哲学的影响，读了以后，让人反复回味，不愧是名家。

从文革挣扎过来的这一代人的黄金时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没有互联网，“爬格子”的作家还是比较受敬重的，所以，李宽定笔下的那种中年男作家的艳遇，可能还是有“生活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