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这是2000年，我出国那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我没看过书也不想看，但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标题。
2011年，回到老家，我表弟的十岁女儿缠着我要和我打牌玩。在那个县城，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全省，把打输的人叫“病号儿”，我以大欺小，边打边念叨：你这个病号，你这个老病号，顺口说：你病得不轻。 侄女立刻就跳起来反击我：你才病得不轻！我哈哈大笑。
是病得不轻，得治。现在这世道，人人都有病，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略感宽慰的是，在和精神崩溃作斗争的漫漫长路上，有不少人给我作伴。我在家里仰天（花板）长叹：儿童自闭，中年抑郁，老年痴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究竟还剩几个正常人？
有一次看洪晃的一篇文章。她说她在离开纽约回国之前，觉得保险承担的心理治疗不用白不用，就决定去享用一次。她去候诊，就看见一个美国男的哭着出了房间，觉得有趣，然后轮到她了。心理治疗师一条条追问着让她回忆人生中的创痛。经过几轮对复杂家事的回顾，对灵魂深处的开掘，貌似大大咧咧，嬉皮笑脸的洪晃也被整得崩溃，哭着跑出去了。
几年前，我发现医疗保险也包含心理咨询以后，觉得自己也想享受一下。倒不是抱着不病白不病的心态，而是在某一段时间，的确深深地感到进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很多事情让我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压力、担忧、恐惧、焦虑”,这些存在不存在? 当然存在。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乃至自然气候环境中，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自己有抑郁症躁狂症自闭症中年痴呆症我头晕目眩气血两亏。我活在剃刀边缘。我日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痛恨开会，不想上班，梦想不劳而获。
“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我决定要去接受一下心理咨询，重拾人生的信心。预约以后，我去了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
心理学博士,psychologist,是个典型的中年白人女性，高，胖，温和，戴着考究的眼镜，像个卡通电影里的大白鹅。对我这个不期而至的外国客户，她很专业，很礼貌，很小心地开始和我的交谈。大多数的时候，她是不说话的，只是倾听。当然，倾听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怀疑，在东方文化中亲人朋友之间的常见的抱怨和倾听，在现代西方被转化为一种职业行为。当人和人之间距离越来越疏远，而且人们越来越不习惯倾听他人的负面情绪表达，也越来越不请愿向他人进行这种表达的时候，只能通过付钱购买服务的方式来重建这种倾诉和倾听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出一幅很阳光，很积极的样子来维持某种默认的社会规范，但内心的紧张和压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可能因为刻意伪装而增加。
因此，倾听对我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释放渠道。假如我把这些困惑和沮丧倾泻给一位朋友，只能造成对方的精神压力，也就是说，反复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免费的情绪垃圾桶，那对方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被我刺激以后的情绪呢？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也是传统疏解方式的一个大问题。
在我倾诉的过程中，心理学博士始终非常有理智有经验地微笑，点头，表现出她理解我的一切立场和抱怨的样子。我想这也是她的职业训练，但同样也是有效的，因为心理咨询只有顺着倾诉者的立场和方向，才能起到舒缓的作用，如果反对和挑战类似我这样处于低谷的苦主，只会造成苦主破罐破摔走向深渊。
在我这个外行（我讨论的前提是先承认自己是外行）看来，在使用药物干预的精神科（psychiatry）治疗之前，或之外的心理咨询(psychological counseling)，似乎本质上还是寻求观念和思维方式和角度的转换，也就是说，和宗教教义是类似的。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佛教的很多经典就是采取一种心理学的路径。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上，心理学原本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至今还有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是拒绝承认“心理学”是“science”的。这里的“science”应该是指最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科学。
即使“科学”也未必是万应灵药。貌似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人喜欢口吐莲花，或者用似是而非的推理和狂妄的假设代替科学最注重的证据，然后装出发现惊天秘密，煞有介事，不容置疑的样子，也所在多有（假设是必须的，但把假设当solid结论到处散布，毫无疑问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之大忌）。这类人虽然在技术意义上可能算是地道的“理科生”，但终其一生，在自己根本不入门的领域“考证”再多，骨子里也不过只是个半仙，江湖术士，野狐禅，还不如早点承认自己也有病。
不扯远了。“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这个命题，如果是指精神分裂症，我绝对不相信毛思想有这种作用，甚至，其恶性滥用，可能制造更多的真正的精分…但是如果是从广义的精神疾患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宗教可以改变人的世界观从而达到安抚灵魂的催眠目的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把精神问题道德化，比如抑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应该靠融入群体的， integrative 的“集体主义”，靠斗私批修来克服。这种方法，不能说完全是错误和无效的。对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在美国精神病学界也早就有过。
至于药物，有一次在亚马逊网上看到一种药，一个女顾客评价说，她的老公服用此药以后，情绪变得开朗，像变了一个人。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如果我终日笑容可掬，欢呼雀跃地出门混饭吃，见人就问好，却是暗地吃了药的结果，对于社会的观感来说固然是不错，但对自己，这也未免太不真诚了。
听说世间还有一种神秘的灵药叫“脑残片”，感觉应该和我多年前的concussion 有关，心向往之，想长期服用，又不知道是不是先要中西医结合神经科联合会诊。
我每次神清气爽地走出诊疗室，就像倒完了一次垃圾一样，果真感觉精神好多了。但在连续的几次见面中，我也发觉心理学博士所提供的积极干预比我预期的要少，只是偶尔提出一点转化思维模式的建议。也许是还没有到时候或者太过棘手也未可知。我很想知道，在倾诉完毕以后该怎么办，但她似乎过度地善于倾听了，有时真想对着她呼吁：快拿出办法，救救我！哪怕就是灌点心灵鸡汤也行嘛，我保证频频点头，做出顿悟的样子。
有一次，我尝试主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心理学博士却马上赞许地点头，可能是希望我实现自我拯救吧。其实，毛主席的革命医疗路线正是鼓励患者和家属全面参与的，如果患者那么被动，就成了《飞越疯人院》里的那种悲惨情形。
她是想慢慢忽悠我，多讹点钱吗？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是，诊疗室和接待的办公室完全挨着，只是把门关上而已，也就是说，不论我说什么，外面的接待员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简直怀疑他会不会窃笑，我的隐私，他未必没有分一片吃 …我应该换一家吗？我如此疑神疑鬼，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被害妄想呢？
有一次提到工作环境，对一些和职业和地域相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她也了然于胸。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家里，是否会向配偶骂骂你的同事呢？
同事？我一直认为，“同事”是地球上一种奇特的物种…或许,同事的一项功能就是被骂,就像时间就是用来挥霍一样。
“Yes. I cursed everyone”，我坚定地回答。
原本矜持的心理学博士一楞，随即无法抑制地仰面朝天，朗声大笑起来。这个笑声，绝对发自肺腑，不是职业性的。
或许，我是为数极少的那种，忍着伤痛给心理医生带来欢笑的患者，也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该死的同事。
在这次见面结束以后，我班师回朝，专门打电话取消了下一次预约，也对医生表示了深刻的感谢，说我不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