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这个老问题，有很多的答案，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主要是“技术”成就，而不是科学，尤其是现代意义上，基于实证研究而又加以理论化的各个现代自然科学门类。
对这个问题的尝试解答，大概这样一些方面，涉及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些带根本性的思维特质：
1．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常识合理精神”，就是视一切自然现象为天然合理，不需要去追问其背后的机理。例如，中国人从来没有提出甚至思考过，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这个问题。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苹果掉了就掉了，从来都会往下掉，怎么可能成为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种对“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追问，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答案”的弱点，不仅阻碍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极大阻碍当代中国人对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能力。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problematize
”（“问题化”），就是主张和鼓励把一些习以为常的定见加以批判的审视，重新评价，不断深入和推陈出新。不能认识到这个特点，就难以理解西方学界何以新见迭出。举个例子，中国学者几乎全部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统一”和汉化的历史，因此，当西方学者挑战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提出中国也有一部殖民和征服历史的时候，中国学者就会在情感上非常愤怒。但是，这里的愤怒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自己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教条，不等于西方学者无权去“问题化”一个论题，中国学者可以就此在学术层面和西方学者辩论，却不能从根本上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用政治阴谋的观点来揣测西方学者的动机。
”（“问题化”），就是主张和鼓励把一些习以为常的定见加以批判的审视，重新评价，不断深入和推陈出新。不能认识到这个特点，就难以理解西方学界何以新见迭出。举个例子，中国学者几乎全部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统一”和汉化的历史，因此，当西方学者挑战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提出中国也有一部殖民和征服历史的时候，中国学者就会在情感上非常愤怒。但是，这里的愤怒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自己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教条，不等于西方学者无权去“问题化”一个论题，中国学者可以就此在学术层面和西方学者辩论，却不能从根本上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用政治阴谋的观点来揣测西方学者的动机。
2．中国传统思维中也并非完全不追究自然现象的起因，但是其思维逻辑却很容易进入到道德化的陷阱中。这种泛人文化和泛道德/情感化倾向表现在把人文世界和自然界混同，认为自然界有和人间一样的道德准则，并对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反映，这就是经由董仲舒概括的“天人合一”论。这种占据主流的思维方式认为“天”有意志和情感，自然现象和灾变都是人间行为的投射，如果要改变和控制自然灾害，需要首先改变人的行为，比如皇帝应该更加爱民，孩子应该更加孝顺，但是这种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显然违背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因为现代科学必须把“物”看作独立于“人”的客体加以研究。有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类书和方志中对鱼类也有自己的分类方法，虽不同于现代生物学分类，但也表明古人能够进行某种抽象思考，但是这些古代文人又经常把鱼进行一种泛道德化的猜想，比如认定某种鱼非常“孝顺”。可以想象，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是不可能在一种被人幻想为很“孝顺”的鱼身上去进行的。另外，这种把人世和自然界混为一体的做法，更不可能让中国古人把物质世界本身再进行细分。钱穆曾经说过，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合”。这种“合”的倾向在人文政治领域倒是能造就大人物和通人，但不利于细致和深入的现代科学的形成。
3．中国思维的另一个陷阱就是阴阳五行学说。相对泛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学说更为自然主义，可以把客观世界看作独立于人的情感的客体。《老子》和《荀子》其实也都有关于“天地不仁”，或“天行有常”观念，但阴阳五行学说却导致哪怕最客观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都难免用阴阳的平衡互换，五行的分布来解释物质世界，不可能得出类同于西方理论的结论。即使个别中国古代科学家可以达到类似于世界由基本粒子构成这样的理论思考，也仍然不能摆脱阴阳五行学说，另外，对类似基本粒子的物质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初步的，零散的玄想，既不能通过实验加以验证，也没有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这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整个学术界作为一个群体在一些论题上的继承，对话和发展，在中国是缺失的，或许在文史领域比较活跃—例如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及其门徒等，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似乎很少。
4．金观涛/刘青峰特别强调中国古代迷信盛行，追求长生不老这种现象。追求长生不老其实是明显有悖于关于“生老病死”的“常识理性”的，这中间似乎存在一点矛盾。这种观念及其行为固然表现出中国古人的确存在一种彻底挑战自然规律和常识理性的勇气，但其根本方向的错误却导致其努力是徒劳和无意义的。
5．人和世界的关系。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文化不主张改造世界。这一点倒未必准确，因为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运河修筑，森林砍伐都是对自然秩序的干预和改造，只是这种干预和改造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我觉得根本问题仍然在于理论阐解框架的薄弱。例如：从荀子开始，到王充，到张载，再到明朝宋应星，谢肇淛，都提出一种有别于人文化的天理的“气”概念，甚至把“气”作为本体。但是，“气”本身又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它既指物质，又指能量，又指人的生命力，因此，在英文中，一个著名学者试图囊括这些概念的翻译是“matter-energy-vitality”，其实这还不够，因为古人所说的“气”也包括呼吸，空气，大气。那么，“matter-energy-vitality-air-breath-atmosphere”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气”相对抽象的“理”来说是具体的物质，又何以同时是同样抽象的“天地之气”？谢肇淛在试图解释彩虹的时候，认为彩虹是一种“气”，有形却无实，但又能饮干井水。这又回到了前面讨论的缺陷，即人和物的混同以及形和实的模糊。很明显，即使摆脱了“天理”的束缚，体认到“气”的本体性质，中国古代思想的解释能力仍然明显含混和不足。因此，在一个精研两种《道德经》版本：先秦小纂本和西汉隶书版（马王堆出土）的英文著作中，这名美国学者只能把气这个难以定义的词音译成“chi”了。相对atmosphere来说，“气”仍然更接近一个玄学概念。
6．最近读到北大哲学教授吴国盛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觉得也有一定道理。他认为，西方出现现代科学基于两个基因: 1，古希腊理性科学；2，基督教，另外有两个条件：1，技术革命； 2， 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根本上“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当然以上这四种其实都是缺乏的），而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中国人虽然不乏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归纳，记录，但缺少演绎和对一般本质的描述。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结合实证和抽象理论的“科学”，只有“博物学”，即natural history， 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理解必须在这个范畴进行。 其实，当代哲学家牟宗三早在1942年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缺陷。他说: "中国学人考物论事, 永不能越乎官觉之具体事物。以囿于具体，故永为粗陋之描述或想象，以此亦永不能进于抽象而至概念。" 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今天西方学界喜言的 conceptualization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还是“博物学”和生产技术的结合，在科学理论的层面，则极大受制于传统思想中的人文道德情感化倾向，“阴阳五行”理论和“气”学说。和现代科学相比，“阴阳五行”和“气”可以叫作一种前现代的pseudo-science---似是而非的“类科学”，或“准科学”，而在某些时候，甚至就是“伪科学。”这样来理解中医，可能是准确的。另外，它也可以叫作para-science“超科学”，因为有时候，它又的确能够解决一些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个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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