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象我这样七十年代中期出生，没有真正经历文革的人来说，虽然也读着周扒皮之类的故事长大，但终究没能赶上吃忆苦饭，听忆苦报告这样的热闹场面。自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只能依靠文本和档案，但阅读的过程给我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感觉。首先，在阶级话语的构建中，身体的隐喻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逻辑下，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必须以对身体的凌虐---拷打，强奸---来呈现，才能具体化和形象化，其次又常常需要加入性别的因素，即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害，才能加强效果。

 

　　1964年的贵州《山花》文学杂志11，12期合刊登载了一篇《两代人的遭遇》“家史”文章，女叙述人讲述自己所受到的虐待时说

 

　　“地主婆走到我身边，先用手捏住我的乳房往外挤，把奶水挤得冒出三寸远，才把娃娃抱来吃…我每喂一次奶，她就要挤一次。”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这段情节的逻辑很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人奶先挤出一部分，再喂小地主？难道“旧社会”认为奶的后半段更有营养? 或是象护士试注射器一样？但这段描述中居然出现了“乳房”这个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无论如何很少看到的词汇。

 

　　上述行为出现在女性之间，但同一年的《山东文学》中出现了更为离谱的“家史”：

 

　　“（地主）陈老三弄了一副木夹板，夹住乳房往下挤。张大娘的乳房被挤得浮肿发红。陈老三怕张大娘回家给孩子吃奶，两个月才叫回家一趟。临走时还得用铁丝把奶头拧住。孩子见娘怎能不要奶吃？丈夫和张大娘把铁丝环弄下来，孩子吃完再拧上。回去陈老三一见铁丝变了样，逼张大娘跪在砖头上，用皮鞭抽得她遍体鳞伤。”

 

　　看来当一个地主的确不容易，他不但需要用木夹板亲自上阵去夹奶妈的乳房（挤奶为何要用木夹板而不直接用双手，是不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这里也没说清楚），还要研究怎样用铁丝去锁住乳头，再锲而不舍地脱衣进行质量检查，而该奶妈不但每次不加反抗地接受“夹”和“拧”，还赶着回去上班，实在是匪夷所思。更无法想象的是，她的贫下中农丈夫明知妻子的乳房天天被男地主挤和拧以至于红肿，还看见了铁丝，不仅无所作为，还帮忙把铁丝卸下再装上，然后目送她回地主家接受检查。天下有这样的丈夫吗？抛开逻辑的荒唐和对“劳动人民”事实上的污蔑，这段短短的文字，不仅出现“乳房”，“奶头”这些在同时代的《雷锋日记》之类读物中绝对不会出现的词汇，还露骨地描述乳房“浮肿发红”，不知是作者的想象还是张大娘口述自己当时“浮肿发红”。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段描写刊登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了同一本杂志的读者来信中。这位深受感动的读者看来特别喜欢这一段，他不惜篇幅，在《欢迎这样的家史》的标题下，把关于张大娘乳房受虐的这段描写单独挑出来，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杂志也就原原本本地重登一遍。我怀疑“木夹板”，“铁丝”，“乳房”，“皮鞭”，  “遍体鳞伤”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性虐待的意象中所呈现的，究竟是“阶级压迫”，还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微妙而隐晦的情色幻想。

 

　　在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的文章《〈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中提到一位忆苦思甜专业户“罗二娘”，即《收租院》泥塑中被拖着离开自己的婴儿去给刘文彩喂奶的那位妇女的原型。罗二娘经常在报告中声称她给刘文彩喂奶，还说刘文彩把她的“奶奶”——四川话乳房——咬了。且不说成年人刘文彩是否确实有吃人奶兼咬女佃户乳房的怪癖，把这种事情用“污秽粗俗”（刘小飞语）的语言反复公开宣讲，似乎也只能理解成一种特殊形式的意淫，因为这种黄色的，少儿不宜的内容不论真假，大概只有籍“忆苦思甜”的方式才可能公开地，反复地当众叙说。按刘小飞的说法，罗二娘的这套说辞很可能是在一个女性工作队员的诱导下形成的。那么，当一个女性工作队员要求一个女性农民编造乳房被咬这种充满性暗示的情节，或者帮助一个女性农民回忆自己二十年前乳房的被咬，不也更象是在潜在地满足她自己和听众的性幻想吗？如果罗二娘真如刘小飞的大邑乡亲们所叙，是“本地长相最丑最不爱卫生的婆娘”，而且根本没有进刘家庄园，她对有关刘文彩吃奶细节的讲述，同样可以看成是女叙述者对自己当年根本无法接近，但此时又已经死去的大地主的合法意淫。

 

　　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妖艳的女特务或者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林立的大腿意外地成为“五零后”男青年性启蒙的教材这一事实，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但我们仍然不太清楚那些露骨低俗的忆苦讲述和文字究竟起了什么效果。有趣的是，虚构出来的“忆苦思甜”中明显的性意味及其意外后果，被当过知青的作家王小波以（半）虚构的形式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小波描写女知青“Ｘ海鹰”在性禁锢的革命年代正值妙龄，但却是从男性军训教导员的“忆苦思甜”报告中第一次听到“强奸”这个词。教导员讲的这个离奇的故事说的是自己的四个年轻的姑姑当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一群日本鬼子绑架到破庙里强奸了。故事原本是为了激发阶级仇和民族恨，却让青春期少女“Ｘ海鹰”听得意乱神迷。在瞬间的性幻想中，她觉得自己成了那四个姑姑中的一个。

 

　　王小波对忆苦思甜故事的看法是：“这种东西的主要成分就是浪漫，永远要出奇制胜，花样翻新。”为什么要编造这类荒诞不经的故事? 王小波的解释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假如你有四个姑姑和表姐被日本鬼子奸杀，就是苦大仇深，可以赢得莫大光荣；除此之外，还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想贡献几个姑姑或者表姐出来…”

 

　　这里的逻辑是：不论真假，故事越离奇，越“浪漫”，就越感染人，越感染人，就越能激发仇恨。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张大娘的乳房”在重复中似乎在被读者玩味，罗二娘现身说法的咬奶奶故事听来像是陈述她自己的隐秘的欲望，而王小波讲的故事（1）中的故事（2）竟然激发了故事（1）中革命年代的女性的一次性唤醒，而形式是听者无耻地把自己置换成性受虐（而非民族恨）的主体。人性在隐秘中完成了对政治的一次次反叛，如同鲁迅的《肥皂》里道貌岸然的四铭老爷幻想用肥皂把女叫花子“咯吱咯吱遍身一洗…”

 

　　想起多年前看了，后来也不断重看的一部纪录片，一位名人对着镜头质问，尽管针对的具体情境不同：

 

　　“为什么要编造谎言，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