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城渔翁文回首中科大系列之二中提到的授业老师严济慈、钱临照，我与二位也有交集，这里叙述一二。

首先更正一点，严钱二人既是师徒，又是搭档（钱只是严的副校长，没当过校长）。说起这层关系，容我展开一下：20年代钱先生在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读书，严是钱的授课老师（大同大学是民国时代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尤以“理工“著称，时有“北南开，南大同”之美誉，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被撤校）；30年代初钱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手下任职（做研究）；48年国民党摇摇欲坠，严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钱为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实质执行院长；58年建中国科技大学，严后来成为科大副校长，钱60年入职科大；80年前后，严济慈正式登堂（我们进校时，郭沫若是校长，郭离世后，中间一直由第一副校长李昌管事），钱又做助手。

既是这般经历，那钱临照为何鲜少知晓（除了物理界）？大名鼎鼎的三钱之中为何不是他？其实很简单，由于当过国民党的执行院长，建国后被“冷冻了”。有人会问，那为何真正的院长仍然座上宾吃香喝辣，官至副委员长，这个答案兴许命运使然，我回答不了。好，闲话少说见真章吧。

渔翁就读物理系，又是文革前，上严钱二位先生的课非常自然。我这文革后的力学系学生要想攀近乎可就望尘莫及了，知道钱、见过严（大会上），唯一近的是毕业时拿到严签名的毕业证书。

毕业留校后，与他们才续上缘哈。

当学生时就有感到严校长有“小迷糊”的感觉，工作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每次他都会讲他在法国的经历，无论大会小会。有时我都想向他身边的何秘书进言，其实我知道，他讲这一段肯定不在秘书准备的发言稿中。一次他来学校，要校方替他办发言事宜。鬼使神差，要我执笔，我，哈哈，这回终于可以改一改他浓厚的“方言”了。我把几年的发言稿拿来删减，然后用斗大的字抄写成文。没料想，学校首先就不通过，认为我的东西太简单辛辣，不符合人大副委员长的格调。最后仍然另起炉灶准备了一个四平八稳的文稿，谁知在台上他念着念着几乎睡着了，大家还未漏神又开始哼起他的“巴黎小乐曲”、、、

更有甚者，一次我陪校领导去他北京家里拜访，按理我应和他的秘书何待在外间，老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不放，领着我来到会客间，原来他把我认错了，一口咬定我是那位校领导的儿子，还说我小的时候他见过我等等。我想解释，他根本不容我开口。我心里那个“苦”有苦说不出，只好干笑着。

要因此说严先生糊涂不清，那也未必。钱先生八十寿辰那天，他也前来贺寿，看到一副“师风仰止”寿章，他眼神一甩，似箴似责，“你要注意呢！”弄得钱先生惶恐。

与钱先生的瓜葛更甚，可以这么说，先生对我有恩，我难以报答。

第一次与先生近距离接触是纪念“九一八”事件，我请当年为了中国抗日毅然放弃帝国理工（英国）的博士帽回国的先生谈谈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尽忠报国之事，先生当时吟“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描述抗战可谓耳目一新。

后来的工作与先生息息相关，与先生渐渐熟了。先生是个好老头，和睦可亲。以致后来太太儿子来合肥，先生让我们全家整个夏天住在他家里，这是后话了。

科大改组后，我的去留成为难题。尽管那年研究生考试我仓促应征（荒废几年专业也改了），但谁人接收我颇为纠结。还是先生主动要求学校，他来带我。凭良心讲，八十以上高龄的先生已经不亲自收徒，连带博士都是别人具体操作先生挂名。我这不入流的小硕士，先生手把手亲自带，不让别人插足。

八九年全国上下撼动，我的状况自然随之起伏；还是先生出面保我（不是那一般意义上的导师保学生，而是压上自己身价），我才得以幸免。

来美后，先生九十高龄眼睛都看不清了，还给我亲笔修书，看着斜斜歪歪的小楷，我眼睛湿了，不争气吧嗒吧嗒眼泪直流、、、

先生的教诲我终生难忘。然而，最让我受益的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