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阳节期间，父亲去世。组织上在做父亲的悼词时，发现父亲曾两次入党。坚持以第二次入党为依据，此事颇有争执。我见状提出，既然父亲身挂党旗，可以不提他何年入党。结果他的悼词中只有职务，没有入党年限。其实关于他二次入党，这个问题文革期间已经审查过并做过结论。否则按当时历史反革命（脱党）现行反革命（攻击江青——说她曾是演员）论处，父亲就不是牛棚关押那么简单了。

父亲早在1935年就与共产党有来往，当时父亲不到11岁，上小学，同校中俩姐妹是共产党，暂住校园。父亲与她们熟悉并时常传递一点消息，成为她们的小跟班。俩人白色恐怖撤退时将个人物品和书籍托他保管。国共合作抗战爆发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她们找父亲 “赎回私人物品”，父亲欣然“完璧归赵”。本想随她们一起赴延安深造，却被家中硬扣强留，因为不到13岁。

抗战中父亲伙同一帮人“不务正业”，专偷食盐倒卖（当地海边特产），在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三不管的地方独树一帜，或呼风唤雨或吃香喝辣。一次，父亲等盐贩子落入八路军黄克诚部队（此时是新四军三师）手里。他们要么背上“破坏经济”罪名、要么参加革命，既往不咎。暗示他们通过参加八路及留下来为部队筹款，洗心革面。于是参加革命或成为坏分子只有这两条路面临选择。父亲没有太多犹豫，选择参加了共产党。并被派去做八路军占领区的村长（对内称武工队长），直接为部队筹粮征兵。其实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早已注定（命有定数），父亲曾数次幻想再次见到那姐妹俩……

参加革命后，因他有高小文化（小学肄业），算盘打得噼啪响，头脑也灵活，因此深受上级的肯定与嘉奖。抗战胜利后，黄克诚部奉令赴东北。本来父亲作为一加强连指导员正整装待发，不料上级突然决定，父亲被作为 “种子”留在当地打游击。1946年底上级派他去华中公学——军政大学华东二分校深造。春节期间请假因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势突变，国民党张灵甫部等突击苏北，整个苏北军政机关火速撤至山东。父亲返校后人去楼空，为此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档案上形成空白。他原准备赶赴山东去追赶队伍，但在滨海县长韩培信（改革开放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说服下继续留下工作，并重新入党，成为韩县长下属，担任专管粮食的专员。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的冲击不小。他有历史上“脱党”以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现行反革命是两条，一、反对江青；二、恶毒将毛主席的像压在床底。幸亏主持工作的军代表深明大义，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核实，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条就会使他永无翻身之日。著名的主席像事件是乌龙事件，后有人有意陷害。那段时期父亲井下劳动改造，根本没有回矿山宿舍休息一天。由于房间长时间没人，大风将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洁工将它放在床上，本来就是有待重新归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词，硬是收集证据，造成事实上是父亲有意将主席像压在身下的铁证；所谓反对江青，是父亲一次私下与原书记闲聊，说起好像江青当过演员的议论，书记遂向造反派告密。军代表出于良知，顶住压力，认为反对江青不成立，他不以为然地说主席也当过图书馆职员，职业不说明什么。再有就是脱党这件事颇费周折，外调人员三番五次无功而返（尤其是查到父亲当年的150人的加强连到东北参加四平保卫战无一生还，后来发现也是乌龙，其中一个排脱离建制，之前去朝鲜接受给养而幸存），最后一直找到老领导韩培信（届时也在牛棚里改造）写证明才得以解脱。

父亲的一只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听力受损严重。以后一直在工业部门做领导，因为他的听力有问题，所以说话声特别大。经常是不见其人，先闻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