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st电影广告。（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迫不及待地去看了电影The Post。

说真，我最疑惑的是，为什么电影The Post居然是与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相关的故事。既然是讲《华盛顿邮报》，那么华邮最大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辉煌是水门，还为此得了普利兹奖。相反，《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上出足风头的是《纽约时报》。

电影相当不错，值得一看。但看完了，我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回家后，某人送来个文章链接，打开一看，是当初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时《纽约时报》的内部律师James C. Goodale写的影评，标题是“好电影，假历史”。原来有这样想法的不仅仅是我，一下就释然了。

既然这样，也没什么可追究了。咱今天干脆就八卦几个因这个电影的个别情节想起的新闻小故事吧。

情节一，华邮追踪时报记者Neil Sheehan的行踪

《华盛顿邮报》发现《纽约时报》的记者Neil Sheehan有三个月没有发文章了，于是断定他一定是有大新闻，派实习生去《纽约时报》总部打探。当然是没有结果，因为Neil根本就不在时报本部，他们那一班人马整整三个月“禁闭”在一个希尔顿酒店的几间套房里，就是为了不让外界知道时报有大动作。电影里有几个镜头就是跑腿的实习生在酒店和总部之间传递稿件，进套房是需要有“特别通行证”的。

电影里的情节真假难辨。现实中的，记者嗅觉的敏感度只怕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纽约时报》“嗅”出古巴事件的故事就很好玩。

1962年10月的某个周二，时报记者发现五角大楼与国务院的灯光很晚了还不熄灭；然后他们听说三军参谋长们取消了预定的讲话和旅行；外交人员都在逃离他们正参加的派对，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己的生日派对；不过，国务院亚洲部办公的地方是黑的。所以时报记者们猜测，可能是柏林有事情了。

奇怪的是，任何官员都拒绝提供信息，哪怕只是一点背景知识。一个不详的征兆是，当时的总检察长Robert Kennedy连他最喜欢的时报联络人的电话都不接。国会中平日最八卦的，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以前能提供可靠信息的“内线”，这时候也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到了第三天，白宫新闻发言人Pierre Salinger给时报打来电话，传达了肯尼迪总统的两个意思：（1）总统知道时报在挖消息，也相信时报迟早会明白出了什么事。（2）一旦时报挖出了这个新闻，总统希望时报能够在发表之前给他个电话。时报答应了。

总统的电话等于是确证了记者们的嗅觉。周五，当有人终于在当地时间晚上十点半拨通了美国驻西柏林大使家里的电话，而得知大使已经上床后，他们立即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与柏林无关。

周六，总统因为“轻度感冒”取消了一个助选活动。记者们断定，感冒是假，正在经历一个重大危机是真。

既然这个重大危机与亚洲无关，与柏林无关，那么就只可能是古巴了：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参议员Ken Keating一直在警告，苏联正在古巴装置核导弹。看来，他是对的。

进一步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个猜测和推断：所有与拉丁美洲相关的办公室在周日那天居然都是不同寻常的繁忙。于是，时报开始写报道了，把所有的疑问、猜测都指向古巴。奋笔疾书的同时，时报守信地给总统挂了个电话。对话大致如下：

“所以，你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的，先生，我们排除了柏林和其它可能，用排除法，只可能是古巴，在古巴的进攻型导弹。”

“你们知道我将怎么做吗？”
“不，先生，我们不知道，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你曾经承诺对这样的事情一定会采取行动，而且我们听说你明天晚上要发表电视讲话。”

“的确如此。我将发出封锁令，封锁所有苏联通往古巴的船只。”

......

“如果你们公开我的计划，或者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在古巴的导弹，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可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或者（在我们动作之前）发出最后通牒，逼迫我们采取更暴力的行动。”

“你是在要求我们掐死这个新闻？”

“我请你们不要在我明天晚上对全国和苏联讲话之前宣布我们已经知道在古巴发生了什么。”

“嗯，这好像是个合理的要求。不过，我们这里只负责报道新闻，这是个必须由发行人做的决定。我会立即转达你的请求的。”

“请代我向Orvil（时报当时的发行人）致意，并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给我来个电话。”

这就是那个历史上最紧张的13天。

时报最终没有在总统讲话之前报道最重要的新闻，但也没有为此被竞争对手华邮抢得头筹。而时报最早发现“有情况”就是因为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很晚了还灯火通明！我则是感慨总统记得并称呼时报发行人的那种随意。

情节二，再不允许华邮记者进白宫

The Post里面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线：白宫多次阻扰华邮记者采访白宫有关的新闻，不让参加总统女儿的婚礼只是一例。我很怀疑这个情节的真实性，因为在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的美国，白宫是无法合理地如此动作的。但“变相合理”的时候绝对是有的。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白宫就借机惩罚了不听话的《纽约时报》。

记得小时候在《参考消息》上读到，尼克松72年访华时，美国方面要求400个专门给媒体的签证名额。中国方面非常的不理解，说随访报道只需要两名记者。美国说，万万不行的，因为每一家媒体都要有自己的记者，而美国大大小小的独立媒体成千上万，400已经是一个非常克制的数字了。谈判的最后结果是100，双方都做了极大的让步。

自《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后，尼克松就命令基辛格不能再与时报有任何私下联系。基辛格没有从命，他需要这个消息渠道。这不仅是因为时报毕竟是美国当时唯一能真正称得上“国际型”的报纸，更由于时报早就通过努力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关系”：在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之前，时报当时的总编辑Seymore Topping就已经做了访问中国的“破冰行”[1]，而中国政府在秘密接待基辛格的同时，又邀请了时报当时的副总裁James Barrett Reston访华。

Reston在访问中国期间两次上了时报的头条，第一次是他在阑尾炎发作时大胆尝试了在西方极具神秘色彩的针灸；第二次是他争取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而这样的新闻都触到了小心眼的尼克松的敏感处，认为时报是故意抢他的风头，破坏他中国行的历史意义。他发令手下人，不允许时报有随行记者与他一起访华。

不让全美最大牌的报纸跟随总统这次历史性访华是不可能的。但白宫也真是狠的，那100个记者名额，居然只给了时报一个！无论怎样抗议都无果。

出行的是时报当时在华盛顿分局的负责人Max Frankel。Frankel在登上飞机那一刻，看见满机“记者”中包括了每一家电视台的副总裁和不少一看就是“游客”的人，他愤怒了。他发誓一定要干过所有人。因为时报连个摄影记者都没有，Frankel使尽浑身解数在文章的内容、视角和文字上下功夫，向读者传达了一幅幅摄影和电视都无法比拟的生动画面。篇幅关系，美国人讲的中国故事这里就都省略了，用Frankel本人的话说，因为中国与美国正好时间是白昼倒过来的，他利用这个优势，白天随访、采访，晚上与美国方面合作写文章。他的文章太受欢迎了，到后来，编辑把他的个人笔记也登上了头版。

Frankel说，“感谢尼克松的报复行为所带来的挑战和激励”，一年后，因为那些中国报道他获得了一个普利兹奖。而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时，总是免不了好奇：他什么时候睡觉？

情节三，Daniel Ellsberg在汽车旅馆剪去文件中“绝密”字样

为了增加电影的戏剧性，The Post里面Ellsberg带着全部复印件，躲在一个汽车旅馆里，剪去了文件上“绝密”印章的同时，也剪去了页数，给读文件的人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我不相信真实情形是这样的，但剪去“绝密”字样的故事确实是有的，而且有一部分是Ellsberg当时还不识字的小女儿做的！

1969年，Ellsberg蚂蚁搬家似地一公文包一公文包地把《五角大楼文件》搬出来，又利用周末一页页地复印。那时Ellsberg离婚了，周末是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于是他让13岁的儿子帮忙操作当时还是稀罕物的复印机，把孩子兴奋的！有一个周末，Ellsberg同时要带儿子和小女儿，但他又临时必须复印文件，就把两个孩子都带去了复印的地方。儿子自然还是复印机的操作手，为应付女儿，Ellsberg找出一把剪子，叫她把纸上大大的字剪掉。小小孩玩剪子也是一番兴奋，时间很快就打发了。儿子发现，需要剪掉的是“绝密”字样。

那个年代复印机并不普及，Ellsberg是利用一个开广告公司的朋友的机器，那位朋友也是个粗心的鬼，竟然没有告诉Ellsberg有报警器，结果他们第一次去时一进门就激活了警报系统，当Ellsberg和儿子在复印时，接到警报信号的警察上门查看来了。能说会道、处变不惊的Ellsberg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使警察信服他的确是得到许可才进入办公室的，而警察也不可原谅地没有看一眼被复印的材料！真够悬的！

Ellsberg儿子玩了复印机太兴奋了，回去告诉妈妈。妈妈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用儿子的话说，她暴跳如雷。作为将军女儿的她对此深感忧虑，悄悄告诉了继母。而继母瞒着所有人，报告给了FBI！很快，FBI就来敲门了，是Ellsberg儿子开的门，当然，在婚姻的这半边是问不出名堂的。FBI还去Ellsberg的工作单位RAND Corporation找他的老板询问。他老板怎么说的？“如果他是为了把文件提供给国会，他可以那样做啊。”Ellsberg再次逃过一劫。

转眼到了1971年。一天，儿子问Ellsberg：“你记得我们做的那个事吗？你那些东西现在怎样了？”15岁的孩子已经知道有些话不能挑明。Ellsberg回答：“我非常受挫。”然后在6月的某一天，儿子从广播里听见“《纽约时报》发表了有关越战历史的绝密文件”，他立即就知道那个文件是哪里来的了，他兴奋得上蹦下跳。

这一次不是FBI上门，而是他爸爸主动自首了。

情节四，华邮执行主编妻子赞发行人决定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勇气

电影的最后部分有一个镜头是，华邮执行主编Ben Bradlee对妻子自夸他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勇气。但他的妻子说，你的情形都谈不上有付出代价，最糟的无非就是重新找工作。而她，发行人Katherine Graham，华邮是她的一切，是她的生命。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才真正是有勇气呢。

Graham做此决定确实是大智大勇。但是，华邮那时候承担的风险与《纽约时报》根本不能比。就发行人而言，时报下的赌注远远大于华邮。华邮当时最大的风险是正当股票上市之时，而时报是把媒体最值钱的东西——声誉——押上去了。

但我要说，担当了最大风险的是泄密者Daniel Ellsberg。而他最终能免于牢狱之灾，华邮绝对是第一功臣。

1971年6月30日，《纽约时报》在最高法院打赢了《五角大楼文件》官司。但在此两天前的6月28日，Daniel Ellsberg公开投案自首了。他被以间谍罪等罪名起诉，最高可判115年徒刑。审判过程中悲剧、喜剧同时上演。

Ellsberg打算以《五角大楼文件》不该被归档为保密为自己辩护。但法官以这个与此案“无关”为由，否认了他讲这个故事的权利。他的律师说，从来没听说过被告居然没有机会告诉陪审团他为什么作案的。法官的回答？“你现在听说了！”但也就是同一个法官命令把另一个案子的某些发现分享给Ellsberg辩护团队，而这个分享加上Ellsberg律师的出色辩护，导致法官最后驳回了对Ellsberg的所有指控。

长话短说，几个连锁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 《纽约时报》报道了来自Ellsberg的《五角大楼文件》。

• 这事让尼克松总统慌了神，决定要采取对策防止再次泄漏，于是就有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到处搞非法窃听、偷盗材料的“管道工”（Plumbers，专门负责“堵漏”的管道工）。

• 《华盛顿邮报》对此深挖的结果是水门事件的报道，同时被揭露的一系列“管道工”行为、事件，也包括了私下潜入Ellsberg私人心理医生诊所试图获得对Ellsberg的不利信息等等不合法行为。

• Ellsberg案的法官获得上面的信息，命令分享给Ellsberg团队。

• 随着水门事件报道的不断深入，“管道工”几乎“污染”了所有Ellsberg案的证据，法官认定对Ellsberg起诉的材料无效，整个案件被取消。

所以，是华邮的水门事件报道救了Ellsberg。但也可以说，是Ellsberg自己救了自己。整个事件始于Ellsberg也终于Ellsberg。他才是最有勇气的一位。他公开自首时这样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无法再以合作的方式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 我这样做绝对是给自己制造了危险，我也准备好了面对这个决定带来的一切后果。

有这样勇敢、正义的公民，美国幸焉！

[1]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res=9C0CE5DF113FEF34BC4E51DFB066838A669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