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年前，1910年，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无与伦比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与他的读者见面了，作为广为人们所知的《野性的呼唤》的作者，他的这部“科幻”作品却是令人嗤鼻的。这部作品想像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力开始强大起来，在一九二二年与日本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从而将满洲、台湾、朝鲜半岛划入其国土范围，最终在1976年“睡醒”了，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欧美的亚洲殖民地以期与欧美抗衡，欧美对中国进行生化攻击，最终导致中国整个民族灭亡。

我是在翻译茱莉娅-劳薇尔（Julia Lovell）的《鸦片战争》时，才从中知道这本书的。在武汉肺炎肆掠、其源头是西方（美国）对华发动生化武器袭击的说法甚嚣尘上的今天，因而也就想起了这本书。

毫无疑问，生化武器袭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说是病毒是由美国防化兵在军运会时带进来的则是无稽之谈了。军运会是在十月举行的，假如当时病毒就已被散播出来，按病毒的传播速度，世界各地都成为今天的武汉了。有一种说法这个病毒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而制造出来的，我不是学生物的，不清楚有无可能，但是我知道不仅仅是中国人被感染，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均有被感染的。此外，世界其它各地的华人呢？台湾人、香港人呢？他们也是同中国大陆同类基因吧？他们都被感染了吗？

假如不是军运会时带进来的，而是在去年年底被人投放的，就像杰克-伦敦在其书中所描述那样，西方人用精巧的玻璃瓶向“喋喋不休的黄色民族”投放“所有剧毒类型传染性的死亡病毒”，那么，为何仅在武汉投放？干嘛不在中国几个主要大城市都投放？武汉肺炎爆发已使中国危机四伏，如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同时投放，中国必将崩溃。

是否是病毒泄漏呢？亦有可能。一个负压的病毒实验室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各种设备的维修维护，用过的服装处理，用来作试验的动物处理，人员进出时的服装更换，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导致严重后果。试想一下如某个环节有个小疏忽，导致病毒微量污染了实验室外，那么这个微量污染就有可能被带入市区，从而导致人类染病。

无论是否是生化武器袭击，或者是病毒泄漏，假如各级政府反应迅速，应对正确，这种袭击根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以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武汉市、湖北省、中央政府均在很短的时间知道这一病毒的出现，只是为了“稳定”大局，各级政府压下这一消息，企图在小范围内将病毒控制住，并在病毒消息在社会传开时，打压消息的传播。这一系列卑劣的手法，和中共以往对付不和谐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一次却是关不上“潘多拉盒子”了。如果他们在早期就采取果断措施，隔离所有疑似病例及家属和曾接触的人，切断进一步传染的渠道，宣传教导人们戴口罩，那么，这个病毒的传染范围最多两、三千人，决不会发展到今天已确认上万人的地步。毫无疑问，无论是西方（美国）或者是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生化武器袭击，没有中共各级政府的“配合”，是达不到这种伤害规模的。

我有亲戚居住在武汉，据他们的微信“朋友圈”上了解，此病的病患主要集中在武汉的商业和人口密集区，如汉口的桥口、江汉和江岸的一部分，汉阳的中心地带和武昌的中心地带。许多都是全家被相互传染，估计有些家庭会成为绝户了；而离汉口较远的、尽管学生密集的洪山区似乎相对好一些，而更远的、人口相对不那么密集的区应该更好一些。武汉的封城，加上后来禁止跨区交通，应会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跨区传播，当然这一措施，牺牲了那些已染病的家庭，使许多动弹不得的病患只能在家等死。不过，武汉各医院已经爆满，许多已得病的人住不进医院，有无交通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家呆着祈求神灵保佑，依赖自身的免疫力恐怕比去医院更好。

武汉肺炎的爆发，突显了中国政府管理上的许多问题：高高在上却又事无巨细地以官样语言管理国家的中央官僚，事事请示上级的对下不负责任的地方官僚。当危机到来之时，这些官僚手足无措，他们只知道坚持党的方针，以专制手段压制人民合理的声音，以宣传手法欺骗无知的民众，但没有应具备的城市管理知识和能力。为何不在封城第一时间就立即征用一些酒店，调用一些铁路客运车甚至客船，用以作为隔离设施？为何不征用城市公共交通，用以疏导疑似病人和其家属？将他们统一集中到征用的设施内。如果能将疑似病人和其家属有效地与大众隔离开，则病毒传播会被有效地抑制。

靠这样的官员和体制能实现中国梦吗？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今天恐怕还未梦醒，仍相信这些宣传。当经济危机随之而来，他们的梦也就随之变成噩梦，届时会否醒来，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