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 “文革思维”？
魏中军
2012年7月10日
自从西来兄弟出事以后，“文革思维”常被挂在嘴边儿，又活跃了起来。近天来，“高级五毛”与女记者过分拥抱一事，又把这种思维渲染到了场面上来，相互指责对方是“文革思维”。但是，究竟什么是“文革思维”？
“文革思维”说起来容易，究起来难。因为思维不仅与智力相连，而且也与情感、心态、意志、境界有关。尤其是在大家都把“文革”当作屎盆子愣往别人身上掴的气氛下，对“文革思维”的厌恶劲儿虽使我们常用它，但很少真正正视它。不妨，我们先换个角度，看看什么不是“文革思维”。
我们民族有很多的传统美好思维，其中之一是感谢性思维。从“羊跪乳，鸦反哺” 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们都会默记并践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怀着感恩的心情去生活，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是老几，对外界产生谦卑友善感，经常想到的是他人与社会，而不是去不服、愤强，会让我们自己的情绪表现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气度：见到他人有好事， 我们会为之喝彩； 碰到他人有难处， 我们愿为之分担。
可是，这么好的思维在现在的“丛林规则”、“狼崇拜”的阴谋论下变味儿了。这么有品味的知之方式被我们不肖一顾地踩在了脚底下了。当别人踩了我们一脚时，我们不仅听不到“对不起”，而且还得把眼皮搭了下来，否则你会看到不高兴的目光；当我们可怜那孩子给他点钱时，忽的一大帮全上来了；当我们急虑地把那老太太送到医院时，不仅她把我们咬上了，而且更可恨的是那法官的反问：“没你的事儿，那你干吗把她送来？”我们真的有点儿懵了：夫妻本来好好的，就那几个臭钱就把两人折腾得分崩离析了；恋人之间本来巴不得好的成为一个人，可忽然间相互埋汰对方犹如埋汰孙子一样；你我本来是生死之交，就那一个官位就把让你把灵魂出卖了；大学生轻易地结束 自己年轻生命的那一刻，想没想过父母的辛勤养育之恩，我们不好确定，但是，年轻的众多生命为了那纯正的追求、纯粹的公正、纯情地理想付上了自己的一切而被遗忘、甚至被鞭打时，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这里的蹊跷。
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管左派右派，不管五毛卖国贼，不管是商人公知，不管官员百姓，不管开放保守，不管反美亲美的，在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点是相通的：人没了，有的只是角色了。
“高级五毛”事件，有无故意地炒作是次要的，当中我们注意的是双方都没真正把对方当“人”这么一回事儿。看了之后，我还真挺服的。一个堂堂地法学专家，竟然可以不顾及事实的粗骂；一个无冕之王的记者，竟能够动用低俗的群殴，并且双方都是那么地理直气壮。问题是：理直气壮就可以不顾及一切吗？作为公知，如果真的是为了社会的正义，你们向内想过自己的良心、向外想过他人的权利吗？
这两位“公知”可能会心里不服，我们这儿还不是小巫见大巫啦。你看那大名家们，电视台的大腕儿主持人可以脸无羞色地代表亚洲、拿国家说事儿；艺术家们可以 “草泥马祖国”；孔三妈可以把黑红掰开，唱尽正道沧桑；韩寒也可以愤伪做足，耗干公道热血，两人的相互借力给力是我们不愿看也得看的；反美的人可以给你冠上“卖国”，亲美的人也可以说你是“五毛”；我们这些记者教授们可以小地赖一样地到街上掐架，那一不留神，兴许也能火了一把的。 80、90、文青、艺青、愤青、知青、留青、酷青们，加上我，我们都自认为自己做的有理有据特值得，自己是正义的代表。可是，我们问过对方没有，“我们的道理、正义有没有给对方留下坚持他们认为道理、正义的空间，我们想过没有，那怕是公认对方错了，我们就可以以他错为据、错用一切手段吗？”
如果可以，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正义享有，那我们会拥有真正地正义吗？我们的正义本身，或说我们的正义里面难道不应包含对待他们的正义吗？”
朋友们肯定会说，“你这是在唱高调儿，不当事，你不知情。要是遇到时，你气得也会不得了，也会支持这样干的。”是的，我可能也会。但我会想想明天，后天，会怎么样。
如果说，他们已没有享受正义的资格了，那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意义上失去了的呢？是什么样的思维、是谁在判断他们就该中止了这些权利呢？如果这中止的时间可以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这意义的剥掉可以是我们的同类，那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不被我们的同类中止与剥夺呢？
如果我们可以相互剥夺得体无完肤，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官民之间、哪怕是君臣之间，特别是在群体里发生关系的个体，被剥夺得没有什么可以被保留的、神圣不可被侵犯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凭啥就能比动物高级呢？
这种无视个人的自然先在性、自当上帝的思维，就是“文革”产生的心理原因。我们都想成为高于人、胜于人的全能者，我们为了躲过那被人踩下不能出类拔萃的场面，极其聪明地发明了很多过人的高招儿：
（一）凡事儿，都是自己对，从不道歉检讨，管你天王老子，除非你能制住我，成者王败者寇么，所以，会得理不让“人”；
（二）出了事儿， 先往别人身上推，推不了了，就怨客观，“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因为没有真正的‘人；”
（三）狗眼看人低，我们都是天生的贬斥专家，尽管那贬斥在自己看来都不靠谱，但我们还是能毫无羞臊地出着气儿，“就他那水平，既不懂。。。也不懂。。。”，“男人都一样啊，哪有什么真正的好男人”，这眼皮低到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哪有什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
（四）妒强嫉能，“有啥了不起、显摆的，不就是。。。。” ，“你咋老说美国好呀，能给我们讲讲他们的不好吗，我们心里想听啊，”恐惧强者，不是武断别人霸道，就是指责人家又“能耍阴谋了；” 而且经常煞有介事的“只有我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要相信美国。。。”；
（五）只看到别人耍阴谋，原因在于自己的那双“狗眼”里早已没有了“人”，看到的只是同自己一样贪婪地来抢食的同类：到了这种状态，我们的心态就分化为两方面，一方面，丛林规则、狼图腾让我们“东风吹，战鼓擂，谁也不怕谁”，掐吧、骗吧、蒙吧、狠吧，西来兄不强硬地“唱红打黑”，能镇住那些川霸？另一方面，狗眼搞阴谋，一点不比狼眼、熊眼差，因为狗最熟悉人了，狗眼阴谋的最高境界是一下就把对方罩住，点死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一下字你就玩完了，你就是个国家主席也没用了。主持人邵刚、给对方冠以“卖国贼”、“五毛党”的兄弟们也都是这方的老中医了，不是一般地聪明的看破了中国人的心理红尘。
这就是“文革思维”：易人为角，不宠人性；以错就错，不给人家留一点空间；以利取义，不给自己留一点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