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国际战略研究所
2003年3月27日

主席先生
研究所的成员们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能够在这里发表年度演说以纪念贵所的发起人阿勒斯特尔·伯肯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

在这危机重重的时刻，一个像贵所这样提供学术和反思的空间的机构更突显它的重要性。它是一个交流和思辨的论坛，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动的实验室。

在这决定历史的关头，我谨在此发表这个演说。在这个英国正卷入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肃穆时刻，我真切地希望眼前的冲突在伤亡最小的情况下得以尽快结束。在这个备受考验的关头，我本着尊敬、友好和对话的精神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超越我们两国之间现存的分歧而展望未来。我并相信只有对我们现存的分歧有一个清醒坦率的认识，我们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我确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纷扰的世界上，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团结一致。我希望，能够向你们阐明法国维护并重建对话的意图。

法国和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应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履行自己的责任：即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与和平。而这意味着规范保持均衡所需要采取的一切行动：法律，武力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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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法律成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法律和武力之间的关系被根本地改变了。

有将近五十年的时间，核威慑保证了世界秩序。无论西方还是共产主义世界都明了使用武力的结局是双方都将遭到无法言喻的毁灭。战争就意味着威慑的失败和无法想象的灾难。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武力再一次被重新审视进而成为一种政策性的选择，因为它的代价不再是高昂的。

然而，武力还是鲜为使用，原因有二，其一是西方的价值观念极少遭到反对，其二是美国在动用武力上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事实上，只有中庸之道才使权力变得可以接受。正如古希腊的修西得底斯所说：“我们应当为自己在使用力量时的适可而止而受到赞美。”

但是，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列强的良好愿望之上。集体规范原则要求应当把动用武力定义在集体责任的框架内。

这种新秩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

它有效地阻止了领土侵略。1991年，在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基础上动用武力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了科威特。今天任何类似的侵略行为无疑都会立即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制行动。这种规则也相继地被应用到对战争的受害者施行援助，对付独裁统治和自然灾害。海湾战争后，“提供安慰行动”停止了库尔德人涌入土耳其并且帮助他们重返伊拉克北部。它还为此后的人权干预和一系列联合国的主要维和行动铺平了道路：索马里、海地、卢旺达、波斯尼亚、东帝汶和塞拉利昂。

至少，这种新秩序帮助制定了一整套在人道主义法律约束下动用武力的准则。维护个体尊严，捍卫自由以及旨在消除贫困和防止疾病蔓延给予了动用武力以法律效力。然而并非所有安全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首先，除了制定使伊拉克人民饱经磨难的制裁政策外，它没能解决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问题；其次，它也没能为解决威胁世界稳定的许多区域性危机拓宽途径：首当其冲的，也是最重要的，当属中东问题，然后是在塞浦路斯和西撒哈拉的纷争，再加上克什米尔危机。在这些地区，世界新秩序的承诺卷入了宗教和民族关系，历史固疴和地理局限的复合体之中。

此外，国际社会对这种新秩序的支持逐渐减弱。取得成果需要投入大量的联合国资源：在塞拉利昂，一个拥有四百万人口，面积7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要依靠16000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脆弱的秩序。

人权干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当人道灾难即将来临时，它使针对某一政权的行动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在行动中出头露面的国家担忧被批评为有所偏袒。为什么在一些地区采取了行动而对另一些地区却袖手旁观？到底由谁来决定进行干预？究竟又以什么来界定是否合乎法律？

在科索沃问题上集中体现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一危机中我们面对令人困扰的现实。人道干预的概念第一次遭到了质疑。一些发展中国家唯恐西方民主国家借此来侵蚀他们的主权。科索沃也导致了诸多的批评，那就是痛惜过早地使用武力以及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把一些当权者绳之以法。

最终，科索沃行动是一个合法的运作并且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但同时它也成为一个分歧的根源。一些人认为它开了以人道干预为惯例不经联合国授权而采取行动的先河。而我们，无论如何，将它视为一个特例，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行将发生的人道灾难使行动具备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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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使初露端倪的新秩序寿终正寝。首先，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时代。我们知道恐怖组织不会因为任何缘故而停止传播他们仇恨的信息。

其次，它也改变了力量对比的涵义：在一个弱者可以颠覆强者、意识形态拒绝一切基本人权的世界里，使用武力不是一个足以解决问题的答案。当裁纸刀与新技术相结合时，它就规避了传统的力量对比的原则。

再次，它暴露了美国自身的薄弱环节，由此引发的那种怒不可遏和受委屈的情绪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看法。这迎头的一击使美国把自身安全的优先考虑重新定位为本土和本国人民。在这需要重温与美国密切信任关系的重大调整时刻，法国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理解美国所遭受的巨大创痛，我们在911之后即显示了与美国毫不动摇的团结，并且我们和全世界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孜孜不倦地跟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决心。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参与特别是我们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协作为这一切做出了明证。最后，我们将继续为我们面临的严重武器扩散而共同努力，特别是北朝鲜问题。

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美国和法国将在彻底的团结之下重建合作。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我们共同建立的世界秩序，我们理当如此。

在过去几个月中，一些人对法国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方式表示不解。在此我要清楚、高声地讲明我们的选择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出于对集体责任的信念和未来世界秩序的考虑。

我们不应当低估这里面所包涵的厉害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希望在什么样的原则下共同生存：只有共同一致和遵循法律才能使动用武力获得其所必需的合法性。如果跨过这个界限，动用武力也许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还应当学会处理世界各地的种种危机。伊拉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北朝鲜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使扩散成为威胁。我们必须给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着手制定了一个共同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方法并且这个方法正在奏效。

归根结底，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怎能对不同人民之间与日俱增、足以导致文明冲突的误解视而不见？这难道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吗？这种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要提倡人民之间的对话以及互敬精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注意到构筑1441号决议的两个核心要素：国际社会只有团结一致时才能最有效地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在负起全副责任时就是完全合乎法律的。

责任意味着为了最大限度地执行1441号决议，安理会必须为之进行艰苦的工作。我们自一月份以来一直如此。我们建议扩充核查人员的核查手段，为核查工作人员建立严格的时间表，一个高效率，有重点的工作程序，以及一个短期限的核查工作报告周期。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安理会成员应当共同决定工作内容并且随时随刻控制工作进程。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不能批准一个包括自动授权使用武力的最后通牒。事实上，这已经逾越了我们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而且这也不符合我们工作的精神。这就是安理会在最后一轮谈判陷入僵局的单纯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一直在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法。法国对各种选择持开放态度，包括动用武力――如果核查失败的话。

安理会的局面不会因为一票而改变，而是因为大多数成员认为和平的方法还没有得以全盘实施；因为军事行动的时间表似乎从一月份以来就压倒了外交的议事日程；因为决定核查的根本原则遭到了质疑；因为感觉到了核查的目的逐渐从解除武装转变为政权更替，甚或再造中东，无怪乎误解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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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伊拉克危机，两种对世界截然不同的理解短兵相接。他们折射出法律和武力之间，国际合法性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不同关系。根据美国智囊们发展起来的这么一种理念――民主可以从外部强加于一国。那么相信法制无疑就是白日做梦。捍卫国际法的工具于是逾越了保卫国家安全的范畴。有人甚至认为当欧洲所持的立场显示出自身的缺陷之后，美国应该显示自己的力量独自担负起它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可能自作主张地决定在受到威胁时先下手为强。自卫原则于是变得无法可依。但是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局限性和伊拉克未知的政治前景助长了对这种分析的疑惑。

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不像十九世纪或者冷战期间那样，已经不能用一系列的联盟来解释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威胁，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极端突发性的区域性危机；是有组织犯罪和原教旨主义者横跨世界的意识形态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动用武力不仅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导致新的错误。我们像英国和美国一样信仰民主。随着《自由大宪章》、《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诞生，我们的国家一路驶向民主革命。我们确信民主需要决心、信念和习惯。

我们并不是反对动用武力。我们只是提醒把先发制人上升为一种学说所冒的风险。我们在为其他的国家树立何种榜样呢？这种行动的合法性又有多少呢？而这种权力的界限又是什么呢？我们所冒的风险是引进不稳定和混乱的原则，我们所冒的风险是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进而陷入逃避主义。让我们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吧。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的看法基于以下几点。

团结：认识到世界的复杂多样性是必要的。只有增加警察、司法和情报方面的合作我们才能够根除恐怖主义。只有共同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应对武器扩散。我们必须建立与伊拉克核查机构相同的机制。只有通过和有关各方进行对话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区域性冲突。

责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对加强国际安全与和平负有责任。动用武力不应当成为一些国家的特权而法律也不应当成为开脱的说辞。

合法：这是使国际行动有效的关键。如果我们想找到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正确方法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动用武力－那我们就必须通过使用集体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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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再一次找到统一欧洲的途径并且重申大西洋两岸的团结应当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我们必须重建被伊拉克危机打乱的世界秩序。

这是全欧洲――15个现有的欧盟成员国和即将加入的成员――的共同目标。但是对法国和英国这两个与美国发展起不同关系的国家来说，这也是特殊的挑战。我们都非常关注事关世界稳定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的质量和分量。

武力和法律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武力必须服从于法律。武力必须为法律所包涵来推翻帕斯卡所谓的“不能成为最强，不妨貌似最强。”宣扬法律至上并不意味着软弱无能。这是道德和政治所要求的义务，是公正和有效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只有公正才能保证持久的安全。

反之，如果国际体系依旧被视为不公正，如果武力被视为高于法律，如果人民的呼声被刻意忽视，那么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得以增长，扩散的项目就会得以发展，力量的游戏就会不必要地继续，而对西方民主的敌视就会日趋严重。现在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共同的目标。

首先，我们一定要全面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整个国际社会都紧密地团结在这一目标之下。这必须通过核查人员来实现。联合国必须为此掌握方向。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必须在伊拉克的重建过程和行政管理中起核心作用。我们行动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来，在一个充满不安全和深重失误的地区共建和平。

打击恐怖主义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共同协作，加强情报领域的交流同时发展新的手段封锁资助恐怖分子的资金网络。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与美国和英国在防止扩散方面的丰富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一定要肩并肩地在法国所倡议的首脑峰会上体现出来。我们并建议欧洲国家紧密磋商达成关于扩散的共识，同时协商出与此相关的解决方法。我们已经着手发展解除武装的具体方式。这些方式是建立在武力和法律的平衡之上的。建立一个长期的联合国武检机构将会充实我们的构想。

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我们通过前所未有的合作来寻找解决中东危机。因为这是所有危机之源，因为不公正的感觉助长了这个危机，只有当和平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持久地拥有它。所谓的公正则必须既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期望，又能够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只有公正才能使和平与法律得以强化。

所有这些目标只有在联合国的推动之下才能实现。此外，这些目标的执行可以在主要的区域性核心内来完成。

要实现真正的稳定，这个新世界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区域性核心的基础之上以面对当今的威胁。这些区域性核心不应当彼此对立而应当彼此完善。在新的挑战面前，建立在团结统一的基础上，这些核心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基石。

欧洲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体系的决心应当使这一点得到充分地体现。这一决心体现了我们打造一个真正欧洲概念的意愿。一个所有欧洲人民渴望已久的概念。我们希望英国能够跟我们一道沿着这个方向卓有成效地努力。我们已经在防御领域上达成了一致。在马其顿问题的决定之后，我们必须着手安排从北约接管波斯尼亚的项目或者成立一个专门的欧洲武器机构。一个强大的欧洲既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可以进一步巩固世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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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并保持团结。

我深信把我们连接一起的是我们人民内心最深处的同一性。我们对独立有着共同的理解，我们对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有着共同的认识。我无法忘记，在我们历史最黯淡的时候，英国欢迎了那个在我的国家象征着荣誉和抵抗精神的人。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人民成为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希望。

相互尊重和相互友好将使我们两国变得更加强盛。法国和英国希望能够共同活跃并出现在统一的欧洲面前，共同为我们渴望已久的和平与公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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