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7）

    不能拆了故宫建白宫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视的大现实，这是500年人类历史中最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于这个大变化，既有的知识是不够了，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维教授最近从国外回来休假，找我长谈，他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海外看中国，60年至为成功，500年来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以至于当今世界上有“中国模式”之说；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体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官僚政治不好，其恶性膨胀于国家人民不利，这自是谁都知道的最浅显道理，不过历史却也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古以来讲“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荀悦《汉纪论》），这种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对立”，表达的恰恰是对土豪劣绅、豪门巨族的指斥和控诉，代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但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安石所谓“择其富者而税之，择其可税者而税之”。现代中国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主义者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与地方势力、特权利益集团相矛盾的另一面，我们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弹性和历史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我们只有认识到：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认识到国家总是有阶级性的（如美联储掌握发钞权，这就是美国国家“阶级性”之体现），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争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们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8）

    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康有为说过：“故国无论君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政府者，集合管理众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闻以地方各立为分权也”，这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因和内外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的中国自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脱离开社会阶级分析和世界局势的视野看历史、看现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保持国家里面劳动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国家沦为特权阶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具，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保卫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常说要不忘历史，而老百姓把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从这样朴素的视野才能看到，中国今天的成就当然既不是吹出来的，更不是“粉饰”而能得来的，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那么，我们是否反过来，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呢？我倒是认为，与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是漫长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世界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来，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

    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

    说到体制改革，从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历史目标。宋代以来行“开中法”，放手让商人代替国家组织社会、从事长途贸易甚至包办军需，这就是因为皇权直接面对小农，国家没有组织效率。明代大行“一条鞭”，择其可税者而税之，也是考虑到国家直接面向千百万零散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的缘故。王安石兴“青苗法”，欲使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小农，其出发点更不可谓不好，但是，由于基层没有组织，地方全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补贴的对象，不幸最终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几乎沦为今天所谓的鼓励农民“种大棚”（时下民谚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穷，种大棚）。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尝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将组织社会的任务全盘交给商人和市场，1567年之后更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白银，这也并非国家迷信道学，传统政治格外喜欢无为，而是宗法国家里，皇权对小农的“两张皮”结构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国家欲动员社会而没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9）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与革命被中国文明视为“天命”，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造中国，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如果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他一定会惊呼这是堪比19世纪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的回潮和复辟。绵延的战争和最终无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机，其实都是这次“大转型”的结果，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中国最终顶住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形势恐怕就不堪设想。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而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透顶的私有化政策而“忧”罢了。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体制”和“反动的体制”这两种，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抽象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反体制”。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角度，从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才能去正确分析、了解历史变化发展的真实。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着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为学为官，与用牧猪奴何异？”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0）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与1688年拿着银行家资产阶级的钱上台的英国王室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靠工农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党人不欠资本家的钱，因此就没有格外要订立一个契约专门照顾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立宪的任何理由。嚷嚷着要单独为某一个阶级立宪，其实质就是要破坏四个阶级的联合。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天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泽东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还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实在不能说。”今天重读他的这些话，作为读书人和教书匠，实在是应该深以为警怵的。

    20世纪曾被称为“革命的世纪”，尽管这并不是本书这一卷论述的主题，但是，上面这些话，既可以说是游离于本卷主题之外，也算是对本书第二卷（《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预告。故算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这里的所谓“不平”，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成就——一个劳动者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近些年来在中国舆论界当权的骗子们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所表达的愤懑、不满和抗议。

    顾炎武的《精卫》，一直很喜欢。诗曰：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在这个意义上，读历史、研究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