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与民主
(2011-10-05 23:10:32)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好几年了，至今余波未消，哪里是个头也难以预料。最近，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再次引发民众对于金融资本的关注。但已有中国人帮着美国金融资本说话，说是，把金融资本逼急了，全跑了，你们这些人上哪里找工作？这种偏向于金融资本的言论颇有迷惑性，它不能回答一个问题：金融资本能跑到那里去？最近，中国温州等地区发生企业主资金链断裂问题，跑路、失踪现象引起高层关注。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占领华尔街针对的是金融资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中国面对的是金融资本对私营业主的影响。两者的不同，有其道理，或者叫中国特色。
现代人经常说民主，必须指出的是，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只是一项政治权利，民主同样是经济权利。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应该是经济权利，因为经济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利益。理论上说政治民主可以保障经济民主，事实上未必，关键要看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它所设计的经济制度。不能保障经济民主的政治制度，即便名义上称其为民主，也不能算真正的民主。中国老百姓很实际、很现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民众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经济民主得到保障，政治民主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政治民主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政治民主不是目的，经济民主才是目的。政治民主只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
我在《超与利益集团》一书中说过，中国从商鞅开始就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此后两千多年，虽然土地兼并间歇性地发生，但是，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农民都拥有土地， 是中国政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这项政策实行得好，说明经济民主得到较好的贯彻；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导致改朝换代，说明经济民主被破坏，民众的反抗就是全民公 决，重新开始另一轮的经济民主。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成立前的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农民，就是最直接的经济民主，它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到 保障。当一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的时候，他们其实只在说“一人一票”这件事，只在说“政治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严重忽略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在追求“经 济民主”这一真正的民主。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者的关系颇为类似“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政治民主相当于程序正义，经济民主相当于实质正义。选票政治是政治民主的程序，但选票不是目的，不能当饭吃，民众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实质正义。从经济民主的角度说，暂且抛开工业社会的经济方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人拥有土地的中国是最民主的国家。全世界至今都没有一个国家在最根本的经济民主上超过中国，中国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而骄傲。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除了少数贵族外，大众既无政治民主也无经济民主。世界大战打得昏天黑地，为了鼓舞民众上战场送死，终于开始有了政治民主，但长期 以来，依旧没有经济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于国内民众的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这就是福利国家。以福利形式赋予的经济民主是二次分配环节赏赐性的民 主，它与拥有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的一次分配的经济民主，孰优孰劣，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此处不再详述。 福利形式二次分配的经济民主，对于民众来说是被动的，不像中国古代民众拥有土地那样主动、那样牢靠。一旦福利没有了，经济民主便名存实亡。当今在欧洲几个 国家以及美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本质原因就是福利的减弱导致脆弱的经济民主被破坏。而且，福利所给予的经济民主权利比较有限，大多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不像中国古代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民主，在市场经济原则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获益。
资本主义国家与福利形式的经济民主同时存在的是私人金融资本，它不是民主，反而能高效地操纵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在后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创造财富的价值下 降。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农业意义上的土地，而是矿山、大型机器、技术等，它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像中 国古代那样把生产资料相对平均地分给民众来实现经济民主，福利型的经济民主只是一个安慰。面向所有民众的上市公司理论上具有了生产资料经济民主的特征，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偏向，给金融资本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货币是金融的主要形式之一。货币本来只是交换的凭证，但是，当货币权利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时，它便能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由于货币被私人控制，政治民主也 难以制约它。以股市来说，货币量的多少会使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巨大波动，严重偏离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然而，当今全世界号称政治民主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 用民主方式来决定货币量。货币量的多少，货币投放的利率，都是少数人关门决定的，美联储是一个典型。号称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是金融垄断不受控 制的幌子，是金融垄断掌握的话语权营造的愚民观念。因而，资本主义便以金融垄断的方式，随时可以破坏表面的、脆弱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对它几乎毫无制约能 力，即便有，也非常有限。奥巴马曾经说要华尔街降低工资，这根本没有涉及到金融垄断的根本；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能否改变金融垄断的作用，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在我看来，希望渺茫。（未完待续）
超利益政治与经济民主
(2011-10-06 11:39:45)
（接前文）
金融资本常常以鼓励借贷的方式操纵经济。从社会整体而言，能够拿到贷款，等于凭空比别人多拥有了很多权利，因而，放贷给谁不给谁，已经完全不是经济民主， 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独裁性，并且因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市场经济不容破坏等原则而使得监管极为薄弱。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能够获得大笔贷款的人，比其他人更 容易成功，更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破坏经济民主。在当今中国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这样的现实：某人因为同银行关系不错，能够拿到贷款，便一夜暴富。这与中国在金 融政策上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榜样、以国际惯例为标准有极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小额放贷对经济民主的破坏不算大，有时候还有助于经济民主的实现。巨额放贷则包含了大量的不公正。巨额放贷这一破坏经济民主的方式，还不是金融 资本的全部。为了防止有人赖账，金融资本必须将政权也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现象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了，欠债不还就要坐牢。金融资本通过控制政权，建立严 密的法制环境，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即便接受巨额贷款的人，通过不公正的经济权利而大量获益，在金融资本面前也未必有安全感。一般来 说，接受贷款都要用某种实物财产作抵押，在还清贷款之前，抵押物处于所有权未定状态。当金融资本使得实体经济离不开负债经营的时候，它随时都能利用自己的 私人权利做手脚，侵吞他人的财产。这一私人权利就是控制货币量和利率。
很多人在接受贷款时高高兴兴，以为自己得了便宜，白手起家成为富豪。但是，金融资本只要在纸张上做点动作，例如抽紧银根，实体经济立即就面临危机。最终， 抵押物很可能就成为金融资本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到底就是金融资本人为制造的大规模清洗和掠夺。每一次经济危机受苦受害的都是普 通民众，而不是金融资本家。所有接受贷款、负债经营的人，包括房奴，本质上都在为金融资本家打工。平常状态下是以利息方式甘受剥夺，特殊状态下便是全部财 产。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金融资本掌握了特殊的权利。用本文的概念来说，金融资本掌握的特殊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都无法约束它。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因为生存环境的原因，对于本国民众经济民主的破坏有所收敛，其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 设计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全世界的经济民主造成更大的破坏。所谓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以方便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掠夺。上个世纪亚非拉国家 普遍面临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财富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对此，《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有较为清晰的描述。然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掠夺也不 可能是无止境的，世界可能会有被榨干的一天，或者其他国家利用主权来反抗。当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时，他们在本国安慰型的、福利化的经济民主也会受 伤。美国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结果，以至于美国民众也无法忍受。在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中，美国民众喊出“我们是99%”的口号，意指以华尔街为主的 1%的有钱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一抗议的实质是，美国民众意识到，政治民主并不等于经济民主，现在，美国民众开始要求真实的经济民主。能否实现很难 说。
发生在温州等浙江地区的情况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其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发达国家以及金融资本的实质缺乏清晰的了解，我们误以为金融资本建立的规则就 是最公正的国际惯例。中国以向其靠拢为荣，导致企业的经营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类似的状态。因此，一旦银根紧缩，某些企业便难以承受压力。 第二，中国多少也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一段时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要求中国深化金融改革，表面上说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制度“落后”，与国际惯例接 轨不顺，实际上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则因各种原因未能彻底进行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换句话说，在私人拥有方面，未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要求； 在监管方面，也还未放弃政府的权利，从而使得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在中国还不能为所欲为。
第三，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的政治是利益集团平衡政治，当各个利益集团掌控了政府之后，他们的恣意妄为往往只要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 默契即可，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对社会对世界的掠夺。而中国虽然目前在政治形态上比较模糊，但是，得益于祖先留下的悠久传统，政权的超利益性始终是强大的历史 惯性。当然，有些并没有搞清政权超利益性的人，将这种历史惯性称之为落后、保守等。但是，这种背靠西方的观念，尚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传统。因而，当江浙地 区发生企业因负债而难以为继时，受中国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还不至于无情地剥夺这些企业的财产，而是想办法让企业继续运转。对此，我不得不说，直到今天，我 们依然受惠于我们的祖先。
第四，最近发生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反思。此类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在此之前已有多次，有些还导致企业主以自杀来逃债。因此，要对所谓国际 惯例的金融制度做出必要的反思，从而调整我们的金融政策。中国的金融政策需要改革，这没有问题。但还是我多次强调的观点：要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当前集中发生的企业家“跑路”逃债的现象说明，西方金融制度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如不加重视，未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在后农业经济时代，如何实现经济民主，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从资本主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针对工业条件下生产资料较难平均分配的局面而设计出 的制度。它试图以全民共同所有来实现经济民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已有的实践中，这种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还是有必要的。在市场 经济中，金融的确有它积极的作用，但是，金融资本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极容易破坏经济民主，因此，必须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说的监 管，而是要对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运行方式有全新的认识。
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政治民主的方式来制约金融，发挥其有价值的长处，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其约束在保障经济民主的框架内，防止其为所欲为。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制 度设计，本文不展开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说。也许，这将是我《超越利益集团》续集的主要内容之一。之所以对当今中国的很多事情要回到宋朝这样的历史中去寻找 答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的确确在保障民众经济民主方面是做得最出色的。同时，宋朝的历史悲剧中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由于 经验不足、观念与手段的不配套，导致金融的混乱，从而动摇了政权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