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朱元璋的第八代孙女组成的家庭里。据说我的姥姥和姥爷是一见钟情而结合的。他们一起，生了八个儿女。除了第一个男孩在不到两岁时得病去世，其他七个，都健康地活到成年。
    母亲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妹和四个弟弟。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和姥姥，并不亲密。
    母亲在航空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母亲的相册中，看到很多和男性的女性的朋友们的照片，还有照片背面朋友们亲密称呼她“胖子彬彬”的赠言。母亲保留的航校成绩单，在5分制全优时代，除了体育课得个4分，其它全是5分。让我这个一贯成绩一般的女儿，非常汗颜。
    二十九岁的母亲，是个标准的大龄青年。同事唐阿姨的丈夫文伯伯，在工学院教书，把同属大龄青年的留苏回来的三十二岁的父亲，介绍给了一定要找有知识文化对象的母亲。直到现在，还有叔叔阿姨记得当时梳着两条大辫子的母亲，在工学院校园和父亲谈恋爱时的情景。
    母亲三十岁刚过一个月，和父亲领了结婚证，保存至今的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纸）上，还有当时批准购烟，购糖的图章。他们的正式结婚照，是在那年的冬天，西装革履的父亲，搀着穿中式棉袄的母亲。那时的我，已经驻扎在母亲的肚子里了。
    母亲工作的航空学校，是整个连锅从武汉端过来的。武汉话，是当时航校的“官方语言”。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不管你的父母来自五湖四海，入园后，全都是一口武汉话。以至于到今天，我和母亲以前的朋友，甚至于和我父亲交谈，都还是用武汉话，尽管我从没在武汉生活过。
    和母亲在一起的情景，随着时间的久远，已经支离破碎了。最早的记忆，好像是我两，三岁时的几件事。
    其一，包子事件。从父亲工作的单位，骑自行车要颠簸三，四十分钟，才能到母亲的单位。所以父亲不是每天都回家来。有一天，母亲在家自己做包子。像母亲这样的南方人，做包子是个大工程。当一笼包子蒸好后，先让宝贝疙瘩吃着，她自己又到公用厨房继续努力做下一笼。等她回到房里，宝贝疙瘩把一笼包子都掰开把肉馅给吃了，包子皮丢了一桌。母亲说：“好不好唭？”只见宝贝疙瘩举着油腻腻的双手，高兴地说：“好唭！”然后一下扑在母亲早上才换的床单上，留下十个清晰的油手印。
    其二，西瓜事件。夏天的晚上，我已躺在床上，母亲在一边给我扇着扇子。邻居给送个小西瓜。母亲说，“想不想唭？”当然想吃了。于是母亲把西瓜一切两半，放个小勺，让我自己挖着吃。吃着吃着，实在撑不下了。母亲说，吃不了就放着给妈妈吃吧。我想了想，又继续挖着吃，居然把半个小西瓜给吃完了。让母亲都惊讶了。给我擦完手，脸，重新安顿我睡下，母亲才慢悠悠的吃着她的那一半西瓜。我忽然坐了起来，抚摸着小肚皮，难受地说，“妈妈，我再~也不唭这么多西瓜了！”
    其三，鸡汤事件。我大概三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痔疮大出血休克，被送到医院急诊住院。母亲在家炖了一锅鸡汤给父亲补补身体。公用厨房里，炉子上的鸡汤香气扑鼻。母亲搅动着锅里的鸡汤，我站在边上，不停地问，“妈妈，鸡汤好喝吗？鸡汤好喝吗？”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小馋猫的样子，舀了一小碗鸡汤给我。我小心地捧着碗，喝得干干净净，抹抹嘴，认真地说，“妈妈，鸡汤真~好喝啊！”
    母亲去世的时候，是个炎热的夏天。十一岁的我，什么都不懂。母亲在睡梦中陷入昏迷时，我跑到八号宿舍把医务室的戴阿姨叫来，给母亲连打了八针肾上腺素，但仍回天无力。看着母亲长长的呼出最后一口气，半张着嘴，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而我，都不知道哭。
    当天把母亲送到殡仪馆，回来我就发高烧。在时醒时睡之间，只记得家里人来人往，同事叔叔伯伯和我的舅舅们陪着爸爸喝着酒，说着安慰的话。
    母亲，就这样在她四十二岁时，永远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