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献地图



三国跟春秋战国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个性突出、可歌可泣的年代。做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效应，这两个时代凸现的，都是人才辈出，英雄蜂起的格局。

其中，竞争的核心力量，无疑是代表着社会发展指标的“士”集群。在各种“士”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活力，他们也因此凭借才智与生存技巧，影响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格局，他们试图通过多少是接近理想的方式，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但是他们往往又都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有时候的确是影响了社会的格局与趋向，然而，每当他们试图触及到社会的真正核心，也就是权利的结构重心的时候，他们未免要头破血流了。权利与理想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的“士”，大都是些无事生非的人。他们一般没有明确的报效对象，而只有功利性。像战国时的孙子，伍员，吴起，苏秦，张仪等等。正像《三国演义》里多次提到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一样，有奶便是娘。到了三国时代，“士”的理想意念开始渐渐地复苏了，然而其入世的技术手段，仍然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历史大格局是乱世出英雄，而英雄云者，实际上又大都是一些枭雄。“士”阶层命中注定地，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充当配角。所以我以为，中国历朝版图的一次次短暂而残酷的分裂，其实也造就了一种武化当道的现象，但是，让人惊奇的是，武化却始终不能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精神动力，而在经历了磨难之后的中国文化，却出人意外地成了中国历史的脉络。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历史现象。

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士”阶层产生的历史基础。如果没有了战国，三国，甚至隋唐、五代十国等乱世的血腥的过渡，中国的文化将会变得十分的苍白。像宋、明两朝最突出时期的文化，明显地就是失去血性与筋脉的。岳麓书院跟东林书院的讲学风气，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它们代表的，是很退缩的功利观，而不是像战国、三国时期的那种进击理想。


在那些混乱的格局中混水摸鱼的人，你可以称之为“士”，也可以视之为“奸”。这里讲讲张松。

张松算是个蜀奸。其时占据汉中、曾经被毛主席歌颂过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张鲁，想要并吞蜀中，而刘备从前的老板刘焉的儿子刘璋，却一筹莫展。这时，益州别驾张松挺身而出，说他可以说动曹操出兵，以救蜀中。刘璋是个没有头脑，但是心地善良的人，有点像阿斗。他马上就允诺了张松，并且安排了数目可观的礼物。

哪想到张松是个吃里扒外的人。张松长相奇丑，“其人生得额䦆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可能跟庞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正如俗话说的，矮人多计，张松在出使许都前，就已经打好算盘了：他要把益州悄悄卖掉，于是“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你看这人可怕不可怕？！

孔子说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所以我以为，张松不是士，而是奸。

但是卖东西也得看货色的。张松在许都受到了曹操同志的冷遇。曹操是个无可争议的双性恋者，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关羽，赵云等人的潜意识中看得出来。因此曹操一看到张松的长相，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然而张松的报复，也让曹操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当着曹操的办公室主任杨修的面，将《孟德新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结果将一本可能将成为传世之作的书给毁掉了。我觉得，曹操基本上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把自己呕心沥血总结出来的著作烧掉，说明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而他的用兵之道，治军精神，则通过实战，被他周遭的人继承下来了。

敢把自己的著作付诸一炬的，曹操算是第一人。这是魄力。

张松离开许都后，唉声叹气的。他在经过荆州时，受到了刘备的隆重接待。刘备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可能在看到张松时，也会大倒胃口的。好在这时诸葛亮在他身边，诸葛亮安排了一切，致使张松在离去时，流连忘返，终于将西川的地图，交给了刘备。

一笔买卖总算完成了。其实，刘璋并不算是昏庸的，他只是不想在乱世的时候，大动干戈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松将西川跟自己出卖了呢？这个话题，正是“奸”的症结所在：他们以为，很多人用热血去维护的东西，也是可以成为交易的。他们甚至以为，英雄精神是可以被颠覆的。这无疑是对战争意义的背叛！奸人都是聪明人，不然人家也不会欣赏你。张松讨得就是这个巧。

一张地图，显现了一个“士”的人格。这又让我想起了战国时无耻的纵横家苏秦。其人倘若活在当世，也不过是个狂炒股票、大喊“革命是不朽”的人。

相比之下，我倒是很欣赏刘璋手下黄权，刘巴等人的骨气的。因为骨气正是真正的“士”的核心！

后来，张松卖主求荣之事暴发，刘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张松真是自作自受了，因为，没有人会容忍背叛的，尤其是在汉人中间。我们发明了“奸”这个字，就是为了将背叛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后人有诗叹张松曰：

“一览无遗世所稀，谁知书信泄天机。未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

好像张松是个愤青似的。这种吹捧的倾向，未免太露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