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
(2008-06-10 23: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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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5日14:12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 > 正文
第60节: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1)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
(一)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免费制。80年代中期,高校开始在公费生和定向生之外招收属于市场调节成分的自费生和委培生。
1989年高校对所有学生实行收费(但公费生与自费生收费差别较大),招生与毕业生就业的双轨制正式确立。
1989年大学开始收费,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是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 (国家统计局数字)的1/7,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600元算,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
我国高校从招收自费生、委培生到招生并轨,收费范围不断扩大,收费额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公费津贴制(免费制)向收费制的转变。
那么,高等教育为什么要收费?其根据是什么呢?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世界各国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由此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然而,高等教育扩展政策的成功实施,也使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能够完全满足其公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让学生、家庭及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或进一步加大成本分担的力度,以调动私人资源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本回收政策,逐渐成为国际高等教育财政的一个重要趋势。
成本分担一词是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而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的。
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约翰斯顿(D、BruceJohnstone)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
此后,成本分担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成本的补偿则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此外,高等教育收费还以多种理论为依据。
如个人回报率理论认为,接受教育的成果体现为一种能力的增量,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未来工作中,能获得较未接受高等教育者更多的收益。
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受益者应承担所付出的成本。
如高等教育产品性质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
高等教育则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提高综合国力,同时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作岗位。
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
长期以来,资金不足一直困扰着我国教育发展,而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性质不同,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性质更加明显。
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投资中小学教育比投资高等教育更有效率。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愈加强烈,而由政府包办一切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显然不能适应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
为了缓解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压力,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及规模的进一步扩展,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因而,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逐渐向基础教育倾斜,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有其经济上和全局上的合理性。
自1989年大学开始收费以来,我国高校的学费呈现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
1993年普通高校生均缴纳学费610元,到1996年翻了一番,达到1319元,1999年则又翻了一番,达到2769元。
扩招后学费又大幅上涨,2000年比1999年上涨28.2%,2001年达到生均3895元。
直到2001、2002年教育部等部委先后两次发文规定高校不得提高学费标准,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
目前,大学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第61节: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2)
伴随着井喷式的高校收费,一个不容规避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孩子读不起大学。
(二)
随着人们对高校收费问题的关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凸现,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大陆的高考,一直被称为高中生的独木桥,往年要过独木桥,拚命学习即可,只要考上了,都是国家分配。
到了1989年,新招收的学生与以前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国家分配、定向培养和自费生三种,所以考生在刻苦学习之余,还要和家长仔细商量:据自己的条件究竟报考哪一种好。
1989年的3月,国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报考国家任务名额的学生,培养费由国家提供,学生交纳学杂费;报考定向招生名额的学生,由定向行业、地区设立定向奖学金,学生免交学杂费;自费生则按所报考学校的规定交纳培养费与学杂费。收费不等于自费。
自费生仍在试验阶段。当时各地区招收自费生的呼声很高。自费生招生数也增长较快,全国1987年招生1.06万名,1988年招生4.8万名,这一年报名者有8.28万名,录取比例为57.9%,其中四川省招生最多,为5400多名。
但招收自费生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从学生方面看,特点有三个:
一是知识分子、干部子女多,1988年在北京市占到70%,其余30%是工人、个体户子女;
二是特别重视专业,这是为今后就业和换取投资效益着想的;
三是学习较刻苦,舍不得浪费光阴。
从学校看,出现的毛病有两个:
一是学生户口难办,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是否转入学校,凡转不去的,粮油供应、副食补贴成为学校负担;
二是录取分数线高低不等,国家教委规定,报考同类专业,自费生最多只能降30分,去年降分最少的20分,最多的60分,致使社会上有分不够、钱来凑和不平等竞争的议论。
报考自费生,学生和家长首先关心的是收费数额。
1988年本科自费生年平均收费1600元,低于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平均费用。
1989年,国家教委对此作出规定,本、专科中理科类、艺术类、体育类每人每年不低于2000元,文科类不低于1700元,这是指培养费,另外,尚须交纳住宿费、杂费、医药费。
为避免招生工作中的混乱和不平等竞争,国家教委总结前两年的经验,对招收自费生还作出一些其它规定,如各地区、各部门的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按招生总数的5%掌握,不得以自费名义招收本专科学历层次的旁听生、插班生、子弟班;自费生报名线不能低于同批国家任务招生调档控制线20分,学校在报名线上录取不到学生,要减少招生计划;未经各地招生办公室录取的自费生不能取得正式学籍,国家不承认其学历;学生可以参加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等。
当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招生64万名,如果自费生按5%的比例招收,总数约占3.2万名,比去年有所下降。
定向生生源呈下降趋势。国家考虑到地区、行业的不平衡性,为解决某些边远地区和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的行业及重点单位的需要,在国家任务招生中安排一定比例,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就业。
1987年,全国招收此类学生5.9万名,1988年,招收9.17万名。
今年,据各地招生办公室反映,此类学生的生源呈明显下降趋势。内地一些大学今年都有从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招收定向生的计划指标,但需这些地区负担定向奖学金。
这些地区招生办负责人表示,鉴于经费和分配工作中的困难,他们不能支付这笔奖学金,有关学校如愿意,可自己解决经费招生,不招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意见。看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定向招生的数量将逐步减少。
师范等专业类院校招生质量下降,数量难以保证,这几年社会上已发出不少呼吁。
委托培养目前也面临困难。石化总公司招生工作人员介绍,前几年,该公司曾和13所院校签订20年合同,委托学校每年为他们培养1500到2000名学生,气魄不可谓不大。但由于培养难以按需要的专业对口,有些意图实现不了,企业又实行了工资总额包干,毕业生分配也存在困难。
第62节: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3)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88年年一共招收委托培养学生6.31万人,1989年年计划指标为5.6万人。这个数字中,很大成份是企业单位为解决子女就业而申报的培养数。现在大学毕业生都要得到、分得来,如无职工子女就业的压力,一个企业往往就没有委托大学培养人才的积极性。
从招生计划看,今年考生报考的大头,仍是国家出培养费的这一块,约招生55万名。
与往年不同的是,国家教委所属36所高等院校(其中6所师范院校仍不收费)每学期要收学杂费50到150元。
毕业后,学生主要还不是靠自己找职业,而是以学校为中介向社会推荐就业,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对经推荐未被录用的少数毕业生,则由本人自谋职业。
为解决少数毕业生可能出现的待业现象,国家教委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毕业生待业期间社会保险等规定。
对于由部门、地方管理的1000多所高等院校,当年除个别院校实施新的收费方式外,大多数院校在国家任务名额内招收的学生都暂不收费。
(三)
1989年,高校的生源大战初露端倪。
以前各高校基本都是在高考完毕才派人出去,后来提前到春节后,后来又提前到春节前。
这些人员主要是去中学,介绍大学的专业、特点,有多少名教授,毕业生有多好的前途等等,同时了解高中生的素质。这些都受到中学师生的欢迎。
近年来,为了吸引高材生报考,有的学校不惜许愿,甚至发给中学生奖学金。从中可见大学渴求人才的急迫心情。
当然,这种抢人才的竞争有时也会演出过头戏。比如有的高校为中学生设的奖学金,对象先是高三学生,慢慢从高一就开始发奖学金。
有的重点中学成了各大学的共同目标,难以应付,有时只好采取平衡政策,来了什么层次的学校,就推荐什么层次的学生。
比如保送生,大学费了不少力气,有时争取来的是擦边生,中学是保良不保优,留下的尖子生是各中学争高考状元的秘密武器。
有的中学收了大学的钱,也不发到学生手里,而是挪作急用;也有的学生拿了奖学金,却报考了其他大学,让人干瞪眼。
高校生源竞争越来越厉害, 招收高材生本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要义。
东北某些高校的招生人员,开春即南下开始活动。北京有的高校让家在上海的老师以探亲为名,到母校中学去暗访高材生。
对此,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有关负责同志说,他们是鼓励大学和中学建立联系的,这对双方培养人才都有利。
例如高校在外地建联络点,和一些地区建立比较稳定的供求关系等。至于划分势力范围不许别的院校去招生,那就不是我们提倡的了。
招生工作这种紧张的气氛,常人不太了解,而招生办的同志们说,这一切,还仅是录取工作的前奏。真正的战斗尚在后边。
革除调档中的旧弊。恢复高考时,录取中考生档案出库要求段段清,每相差10分为一个档次,出库的考生全部录取完毕,下一个分数段的考生档案才出库。
这个办法有利于考生,但时间长了弊端渐露:录取只能凭总分,不能根据专业科目的优劣加以选择,这样留给高校的选择余地太小。
去招生的老师说:这不像招生,倒像政府分配学生。
国家教委为增加大学录取的自主权,接着实行了新制度,规定以第一志愿报考某校的学生,其档案可按录取人数的120%一次出库,学校有20%的选择权。
从1985年开始,进一步改革,实行学校录取、招办监督的方针,有条件的地方,一次出库的考生档案不作限制。
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随即产生:挑剩的学生,按第二志愿转给有关学校,往往不受欢迎,有时则碰到第二志愿已录取完毕的情况,使少数高分生失去了被录取的机会。
为避免上面的问题,国家教委又规定,凡不录取的考生档案在48小时内要退回,以保证不耽误下一轮录取;还规定相邻志愿的分数级差最多不能超过20分,即凡第二志愿的考分超过第一志愿20分者,要录取前者。
第63节: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4)
零批录取。现在各地的录取工作一般分三批进行,先是重点院校录取,然后一般本科院校录取,最后专科录取。每批约用三、四天时间。
由于时间紧张,有的省市发明了零批录取,就是让最著名的、教学质量高的院校赶在第一批录取之前调档,这样未被录取的考生档案仍可及时参加第一批录取,既照顾了学校,又维护了考生的利益。
当然,这还不是录取中最头疼的问题,最头疼的问题是塞条子。1988年一位考生高考总分600多分,超过重点院校录取线近百分,但家长还是不放心,托熟人给招生工作人员写了条子。
各地招生办的同志都说,每年录取开始,他们接到的条子有半尺高,看都没功夫看,都扔在家里。他们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高考录取本来在社会上是拥有公正、廉洁声誉的,大学生胸前的校徽,真正被看作是货真价实的标记。
但现在群众的不信任感在上升。原因是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较普遍,人们极担心这一块绿洲能否保持得住。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则抱怨,一些部门,如管水电、煤炭、煤气、粮油、副食、交通的,管办户口、出国手续的,有时提出要求照顾,说一年也就求招生办一次……
为学校着想,为今后师生的各种利益着想,招生办完全不理睬又不行,违法违纪的事又绝对不能干,只好在碰到同等条件的考生时,予以优先考虑,或者在白天录取完毕,大局已定,明天就要公布了,晚上捎个话去:孩子录取了,请放心。
也有的地方采取了新办法,比如计算机录取。
上海市在全国是最早用计算机提档的。1988年该市提档已全部改用计算机,考生的姓名、考号、性别、志愿、考分以及家住市区还是郊区等等情况,都编入计算机程序,出库分数线一定,一按键,出库名单从高分到低分就打出来了,一剪子下去,后边的谁也跑不到前边去。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保证材料在流转中不乱,而且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
招生办材料组几十个人,每个人都有几个关系户,人工提档,确实有做手脚的机会;现在使用计算机,谁要加一个、减一个人,马上就会被发现了。
为了提高透明度,1989年上海市通过计算机向考生及社会公开录取情况。具体做法是在招生接待处设一台计算机,考生、家长可随时来查询,以避免差错、疏漏,接受大家监督,当然,查询者要适当交点费。广东省也已用计算机来做录取工作。1989年北京市也采取了这一新方法。
(四)
由于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考生和家长以为以后大学毕业都要自谋出路。这样,大城市的考生不报外省学校,即使高分生,也宁肯报本市的一般大学以求能留在本市找工作。这样造成某些重点高校招生出现塌方。
1988年外省重点大学在北京计划招生2000人,结果没有招满。
一些综合性大学、特别是部分社会需求少的专业,招生出现滑坡。
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文增说,该校的一些专业,如空间物理、天文学、古典文献、编辑学、宗教学以及一些小的语种,今年暂不招生;但又不能取消,隔几年再招。一些偏重理科的专业,招生人数减少一点。
山东大学教务处处长说,该校44个专业,有1/3专业分配困难,有的一个班40多人,来要的只有四五个人。这样的专业今年只能少招或停招。
国家教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讲,1988年国家教委提出20多个长线专业,在教委所属院校减少招生指标1500多名。他还指出,有些学科如管理学、教学、社会学等,实践证明不宜招收应届生,应该招收那些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考生,或招收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考生。
今年,国家教委提出的部分长线专业是:矿业机械,船舶工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激光技术,露天开采,地质矿业类,兵器类,农业机械化,农业经济,物理学,应用物理,应用数学,动物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空间物理,大气物理,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哲学等。
他解释道:说这些专业是长线,只是从全局看,在近期内社会需求较少。具体到一个地区、学校,则情况不一,特别是有的院校,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设备好,毕业生质量好,仍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欢迎。有的专业的毕业生,尽管暂时需求较少,但从长远看,社会还是需要的,几年后可能变成短线专业。
第64节: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5)
1988年,北京市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比例是3∶1,上海是2.2∶1,而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分别是5∶1、6∶1和7∶1。这种不平衡在近期内很难拉平。今年,北京和上海的录取比例进一步提高,分别为2∶1和1.4∶1。
1989年4月中旬开始,全国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因罢课、游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业。国家教委于5月29日召开办公会议,分析了当前高等学校的形势,研究了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毕业生分配工作和在校学生按时完成学业等问题。会议要求高校学生尽快复课,明确今年高考时间不变。
1989年,全国共有2661801人报名参加高考,当年国家计划招生64万。7月7日至9日,高考如期举行。
年度人物:汤永贵
1989年10月,来自安徽省大别山区岳西县的汽车工汤怀玉送子进京。他的未满18岁的儿子汤永贵,以544分的总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系,父子俩一路风尘赶到北京,可是儿子还未在学校报到注册就住进了医院。经诊断,他得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脑曲菌病。
汤永贵在住进北医三院一个多月了,未能注册,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眼下急需1000元住院押金。家在千里外,盘缠早已尽,汤怀玉只好求助于学校。11月16日上午,北京骤然降温,寒气袭人。衣着单薄的汤怀玉敲开了人民大学投资系办公室的门。
这一个多月,汤怀玉每天只吃两个馒头,身穿一件单衣,30多天一直守在孩子床前,没睡过一次安稳觉,儿子的病情,他丝毫不敢向体弱的妻子透露。岳西是大别山区的一个贫穷小县,他家这个富户每月才收入200元。为了儿子,他能忍的都忍了,走投无路的他深知不能麻烦学校,可现在,住院押金关系到儿子的性命。
教师们被感动了,他们热情地送给他毛衣和棉大衣,穿上暖和衣服,这个朴要强的山里汉子,眼泪大颗大颗滚落下来。投资系决定借给汤怀玉1000元钱,几位热心的教师准备为汤永贵募捐。投资系89级新生生连夜写好募捐告示,为了挽救来自贫困山区的同学的生命,请伸出您援助之手……
第二天,汤永贵的不幸遭遇传遍了全校。在凛烈的西北风里,募捐箱旁聚满了一颗颗爱心,一份份温情。两天之内,大家为素昧平生的汤永贵募捐了1530元钱。
得知汤永贵的病情,校领导心急如焚:汤永贵是我们招来的学生,不能见危不救,应尽力帮助这位来自革命老区的青年,学校当即决定:帮助垫付汤永贵的全部医疗费用;汤永贵病愈后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招待所免费为汤怀玉提供一个床位,让他休养身体。22日,学生处处长郝彦桐,投资系办公室主任边香玉等同志代表学校前往北京医三院看望汤永贵,郝彦桐对主治医生说:汤永贵同学的医疗费由学校全部垫付,请你们全力以赴,救活他!
在北医三院的日日夜夜,汤怀玉父子深深地感受到了医生护士在行医中的品德和爱护。12月16日,汤永贵的病情突然恶化,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抢救。20日凌晨,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汤永贵离开了人世。
中国人民大学垫付了汤永贵同学全部的医疗费和丧葬费。
年度话语:标准分
普通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是选拔优秀新生。这就要求考试分数必须能准确清晰地反映考生之间水平差异。1989年,国家教委正式提出建立标准分数制度。
以前进行高考录取时,是以考生的各科卷面得分(即原始分)相加合成的总分为录取依据的。
原始分数是未经任何处理或转换的分数,以各科原始分数相加决定录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用以指导录取工作缺乏科学性。原始分数是单一的卷面得分,不能反映考生的名次。
受试题难度的影响,不同科目之间的原始分数可比性较差。在高考中,考生要参加的科目的考试,在高考中的作用似乎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各科自身特点不同,试题难度也不一致,有的科目分差较大,有的科目分差较小,事实上,不同科目的同一分数并不等值。
在高考的录取工作中,是采取按总分划线,上线录取的方式进行的。但由于各科分数的分值并不等同,简单地将几科原始分数相加求得的总分,就好像是把100元人民币、70美元和30港元相加得出200元一样。这样进行的原始分合成是不准确、不科学的,以原始分数为依据来进行的高考录取就有失公正、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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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
第65节: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1)
要累计各科考试总分,就必须把各科原始分转换为标准分后再相加,这如同要统一到一种货币尺度才能准确求得总货币量一样,这样的总分才是真正准确的。原始分数的局限性,一方面影响了高考的质量,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考试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标准分因为能够有效地克服上述局限性,已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对于两个原始总分相同的考生,转换后的标准分总分不一定完全相同。这是由于标准分是根据考生原始分在其团体中的位置高低来决定的,而各科成绩的总体分布和难度不相同,自然转换而得的标准分不完全相同。
这种变化正是标准分科学性的体现,得到鼓励的是那些各科发展较均衡且个别科目成绩突出的考生,即合格加特长的考生。这与我国培养全面发展且有专业特长的人才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1997年,在高考录取中使用标准分的已有广东、河南、山东等7省区。另有22个省区市已在模拟考试中使用标准分。按照国家教委的既定方针,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这项新的高考计分制度。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
(一)
1990年3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场气氛活跃、发言踊跃的讨论正在进行。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参加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四川代表共商教育大计。作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李铁映对代表提出的问题当场回答。
乐山师专教师王莉文,这位来自基层的代表情绪激动地抢过话筒说:我有三个希望:一是高考制度必须改革。现在高考成了\'指挥棒\',中小学教育都围着转。二是希望采取有力措施把滥编滥印资料的\'风\'压下来,减轻学生负担。三是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不能把发表了多少论文和文章作为主要标准,否则教师就不可能把时间与精力放在学生的思想教育与教学上。
好,讲得好。李铁映听到这里连声说。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我当场回答,免得越积越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接着说:关于高考制度的改革,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我国准备在1994年全面实行会考制度。目前已有9个省实行了这一制度。实行会考制度可以改变一张卷子定终身的弊端。
对王莉文代表谈到现在滥编滥印资料的问题。李铁映说:教委已发出通知,今后教学辅助教材必须经中央和省一级教育部门审定,否则不能编印。中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也不能把发表了多少论文和文章作为唯一标准,教师要一心重教。会场响起一阵掌声。
甘孜理塘县中学副校长王大德代表一边鼓掌一边拿过话筒: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教育人才奇缺,教学设备困难。我县1968年以来分配的14名大学生全部走了。李铁映马上回答说:这个问题要予以重视。目前,教育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是农村。必须解决农村教育。一是经费,二是教师。师范、农、医教育问题都是农村问题,这三方面的教育改革要面向农村。
其时,面对围绕高考的一系列问题,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在试验田里经过几年培养,逐步成熟。在高考改革的紧锣密鼓中,1990年,一系列举措在反复试点、慎重酝酿后出台,高考制度改革由局部试验转向全面铺开。
(二)
高考标准化考试自1985年在个别省区试验以来,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有了必要的准备,国家教委决定1990年推广到全国各地。1990年各省、市、自治区实施标准化考试的科目不尽相同。英语,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实行标准化考试;化学、政治两科,大部分地方实行标准化考试;广东、四川、海南、广西、宁夏5省区,高考的9门科目全部实行标准化考试。
199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广泛推行标准化考试,这是我国自隋唐以来考试方法和阅卷手段的一个重大改革。
实行标准化考试的科目,试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选择题,答案写在另一张卡片(答题卡)上,另一部分是主观题,答案写在试卷上。选择题的答题卡由计算机扫瞄阅卷计分,主观题由阅卷人阅卷评分,两者相加,即是该科考试的成绩。今年实行标准化考试的科目,选择题所占的分数,9科平均约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