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是我亲叔叔的妻子，我的亲婶婶。

她的一生就像山中的某种草本植物，经历过四季，逃不过沧桑，最终枯萎回归大地，虽简单却也有故事。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直想把婶婶的故事写下来，是出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生命的感悟。

婶婶不是山里人，是嫁给了叔叔后成了山里人，后来叔叔不在了，她又回去了娘家，又不是山里人了。

婶婶娘家是一个镇上的生意人。她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当时她们家是镇上的两位富户之一。另一家就是娶了我四姑姑的姑父家。在那个年代，她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据姑父讲，当年叔叔迎娶婶婶，也是羡煞旁人。奶奶家虽是在离镇上八里之遥的山里，却是殷实户，书香人家。方圆数十里，也算是好门庭。加上叔叔知书达理，人品相貌都属上乘，婶婶嫁给叔叔时，自然排场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前景不错。

女人在嫁人时，都望眼欲穿地，想把几十年后的前景纳入眼底。婶婶也不例外。然而，日月星辰都在移动，谁能保证直线的东西不随着移动而弯曲呢。又有谁能保证，事物弯曲后能保持原来的景象和位置呢。

婶婶的不幸就在于一切都转换的太快，而她却在原地兜圈。。

这些转换大的包括国家改朝换代，小的包括个人生活日常。

因而，从婶婶的一生来看，她的顶峰时期，也就是她年轻时刚结婚的那些年。后来，她除了衣食无忧之外，（这点她比很多人都幸运）别的都不尽人意。更重要的是，她最终一步步地走向孤独。也可以说她一步步选择孤独。

婶婶长得很美，是那种大家闺秀的美。年少时我爱看电影画报。有个画报的封面是“义静烈火”的女主角，和婶婶很像。至今我也未看过那个电影，但因为女主角像婶婶，我却永远记住了那个电影名字。

有次在老家，婶婶带我去摘金银花，山凹里除了布谷鸟在唱着“布谷”，只有我和婶婶。周围山崖边缀满了金黄和银白。阳光下，婶婶站在花堆前娴静地摘着花，天空碧蓝，白云淡淡。四周的山崖像是画框，框内一幅生动的“采花图”。当时我想，如果拍成电影，婶婶也一定能上画报。

那时的婶婶大约四十来岁。

然而就这样一位婶婶，从我记事起，从来没见她穿过花衣服。常年四季都是灰色，蓝色，黑色。无论是冬衣还是夏衫。上衣有对开襟的和大襟的。裤子总是宽宽的蓝色和黑色。布鞋也是黑的，或是尖口，或是方口。齐耳根的短发从来没变过。她像是一朵包着花心的玫瑰，永远没有合适的季节开放。

后来我想，那时全国人民都穿这几种颜色，山里妇女穿这些也不足为奇。

婶婶不爱讲话，似乎也没有要好的朋友。农家的那些家长里短与她都无关。叔叔是个小学教师，在外村教书，每周回家一次。尽管经历政治上的变迁，家境不如从前，但婶婶的日子还是比一般人要好。因为叔叔每月都有工资，奶奶与婶婶在老家，父亲和姑姑们也往老家送当时比较稀缺的挂面，大米。但是婶婶性格却像是她的衣服颜色一样，没有鲜亮过。说话也不大声，更少开怀大笑。

婶婶没有孩子。

据奶奶说，婶婶看过许多医生，服过很多中药，而且每次连药渣都不浪费。但最终都没有怀孕。旧式女子都是以夫为荣，以子为贵，而婶婶不能生育，想必是她心底之痛。她原来的名字叫“俊英”，不知哪一年，自己改成了“云强”，大概她是想自刚自强。

我十三，四岁时，回老家已能帮婶婶挑水了。挑水要到一里外的村子。我和婶婶走在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她总说我能体谅她。也就是在那时，她会给我讲村子里的一些故事。那些故事好的不多，大多是悲惨的。那时，我才知道山里人的日子有多难过。

后来婶婶病了。

她的病很奇怪，应该是精神病的一种。但在那时没人能说的清。犯病时就伸着兰花指唱戏。过后她自己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也不像别的精神病人狂躁，抑郁或自虐，也不用看医生。

有一次在老家，我和妹妹想吃油炸的“麻叶”。就是将面擀成薄皮，放些芝麻，切成菱形块，在油锅里炸一下。她为我们做了。但是做完她犯病了。伸着兰花指，说妹妹是天上掉下来的“小顽童”。我和妹妹吓坏了。自此，再也不敢随便要吃的。

自她有病后，每次犯病，都是奶奶照顾她。奶奶总是小心翼翼，尽量让她开心，减少犯病的次数。那次不知为什么，她亲自为我们做“麻叶”，但却让我们吃得心惊胆战。

婶婶很喜欢妹妹，她说妹妹聪明能干。妹妹却因为在奶奶照顾婶婶这件事上心怀不满。父亲和姑姑们也颇有微词。但是，奶奶很心疼婶婶，总说婶婶是真的有病，要大家都让至三分。那时家里养了两只母鸡，下的蛋不够婶婶吃。奶奶就带妹妹到村邻处买，一颗蛋三分钱。

山道上，奶奶捣着小脚，手拐篮子，后面跟着一跑一跳的妹妹，嘴里还会嘟嘟囔囔。同是山里人，别家卖鸡蛋，我家买鸡蛋。

婶婶有病，奶奶除了照顾婶婶外，还要去弄水。奶奶年纪大，又是小脚不会挑水。妹妹说，她回老家时，会和奶奶用扁担去一里之外抬水。我还记得老家那些接雨水的瓦盆，水桶，和院子中储水的一个长方形石槽。山里缺水，雨水可以洗衣，洗菜。

叔叔是位内向之人，从不高声言语，一生就只会教书。叔叔周末回家也会去挑水。我们放假回老家，也会和叔叔在一起。沉默的院子里，都只是我们姐弟的喧闹声。

时光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过着。如果不是窑洞坍塌，三间草房被砸成了两间，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后来，奶奶年事已高，叔叔和婶婶也向年长迈进。老家的窑洞前面突然塌方了。在窑洞前的三间草房被砸毁了一间。父亲和姑姑，姑父们就想让生产队给批一个新宅院，盖新房子。然后让二姑姑家的一个男孩过继给叔叔。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那个孩子可以接叔叔的班，不用在家务农，而吃商品粮。这样，叔叔婶婶老了也有人照顾，二姑姑也减少了负担。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安排。

起初，婶婶同意。但在这一系列事情办理中，父亲和姑姑，姑父们却受尽了婶婶的出尔反尔的折磨和调遣。最终钱也花了不少，人情也送了，父亲和姑姑，姑父们也受尽了劳累，所有的事情都办成了，却又因为婶婶的反悔而取消了。

话已至此，我就说说我的姑姑和姑父们吧。我有四个姑姑，都很幸运地嫁了四个很好的丈夫。其中一个在家务农，善良忠厚。一个是医学院毕业，当时就已经是心脏科专家。一个是法律系毕业，也曾官居高位。还有一位是军队学校培养的军官。然而，就这样的一群人，当时婶婶说什么，他们就得依什么。婶婶若提出要每个人回老家开会，父亲，姑姑，姑父们就得丢下工作，从我们居住的城市赶回老家。这一切都因为叔叔比较懦弱，不善理事。奶奶疼惜婶婶，事事都听婶婶的，而奶奶的这些儿女们又都孝顺母亲所致。

婶婶掌握了所有人的心理，并利用的淋漓尽致。也就是从这些事情中，婶婶显出了她的真实个性，她要强的一面，自私的一面。

其实，现在用“自私”这个字眼形容婶婶，或许有失公允。但在当时，她的行为彻底惹恼了父亲和姑姑，姑父们。甚至也让妹妹义愤填膺。因为妹妹陪同父亲回老家买建房材料，最后不得不再退掉。父亲和叔叔一生都兄弟情深，但最后实在无能为力。

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她对二姑夫的态度。有次忠厚的二姑父给奶奶她们送去了一袋白面，而婶婶却装疯卖傻地把面粉扔到院子里。二姑姑和姑父没有过继成儿子，反倒受尽了羞辱，觉得在村子里颜面尽失。

婶婶没有考虑过他人的付出和感受。

我想，她可能也考虑过，但她考虑更多的可能是，没有信心和一个过继的孩子相处，以及处理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她不是一个心胸宽阔，有能力领导一个家的人。也可能在千百遍的权衡之后，她辜负了亲人们的好意。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智慧及能力各有不同。因而，从这点讲，完全说她自私，心术不正未免偏颇。另外，叔叔当时是否与婶婶也磋商过呢？他们毕竟是夫妻。

当一个人真正站在自己鞋子里的时候，才知道鞋子是否合适。这也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意识到的。

最后，她和叔叔还是没有孩子，还是半孔未塌的窑洞和两间草房。而且最不幸的是，叔叔开始有病了。

起初叔叔得了胃出血。父亲和姑父把叔叔从老家接到城里治病，痊愈后送了回去。后来叔叔又有病了，而且是中风。又来城里治疗了一段时间，母亲还曾照顾过叔叔。因为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叔叔就回去住在了镇上的公社医院。而且，婶婶也可以住在那里。叔叔是公费医疗，没有经济上的问题。

自此婶婶开始了她漫长的，照顾瘫痪丈夫的生活。但她仍是幸运的，因为在医院里照顾，远比在家照顾轻松的多，随时还有医生护士。更重要的是，仍然衣食无忧。不知当时在她心里是怨恨多，还是感谢多。离的很近的姑姑及孩子们也不去帮忙。她曾经颐指气使的行径让亲人们不能释怀。

照顾瘫痪病人，对任何人都是艰难的历程。叔叔平时营养不错，体重不轻。翻身，大小便，对婶婶来讲都是重体力劳动。然而，她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但在照顾叔叔那些年，没听说她犯过病。

回去看望婶婶最多的还是妹妹。但是妹妹那不饶人的伶牙俐齿曾经对婶婶说：“奶奶伺候你天理难容，你照顾我叔叔理所应当”。妹妹刀子嘴，豆腐心。大家都认为婶婶的病不完全是真的。

后来我想，她以前的犯病，好像是某种诉求。那种诉求或许是向天，向地，向命运。而奶奶就是她诉求的对象。像一个孩子对大人撒娇。而奶奶所能给她的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奶奶不在了，没有大人了，不可以诉求了，病好像也没了。似乎奶奶是个杠杆，没了杠杆，她就没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了。

那时奶奶已经年迈，来城市和我们一起生活。婶婶也没了指望，失去了呼风唤雨的虎威。

六年后，叔叔不在了。在这六年中，奶奶和父亲也相继去世。可以说最关心叔叔和她的两个人没了。

记得叔叔火化那天，阴雨连绵。办完叔叔的事情后，我和母亲，妹妹，弟弟及两位姑姑，都没有留下来陪婶婶，因为次日都还要工作。婶婶站在雨中，仍是黑色的对襟上衣，黑色方口布鞋，齐耳根的短发有些凌乱。只是，当年美丽的面容已留下岁月的痕迹。

我们离开时，周围是那样的寂静，她也寂静地向我们挥挥手。烟雨濛濛之中，孤立着的仍是一朵包着花心的玫瑰。

没了叔叔，她解脱了，但更孤独了。叔叔迎娶她是在镇上，她送叔叔最后一程，也是在镇上。期间，所有的情分，幸或不幸都嵌近了历史。

后来，弟弟回老家帮婶婶办理了五保户的手续。原来的窑洞和草房不能住了。她就住在娘家的镇上，住在了当年她祖父建造的百年老屋里，由生产队支付她粮食及生活费。同时她还享有叔叔的抚恤金。虽然钱不会太多，但她生活应是绰绰有余。

那年，婶婶六十四岁，距离她八十九岁去世还有二十五年。

至此，除了没孩子外，她别无它缺。身体健康，无牵无挂。虽无人与她同住，但娘家就在后街，都会给她帮助。弟弟妹妹也回去看她。她仍是周围人羡慕的。曾有一位大爷追求她，被她拒绝了。她住的百年老屋是蓝砖蓝瓦带雕花。仍可看出是一百多年前，傲视群伦的建筑，至今也不逊色。

婶婶有条件，也应该有能力过好晚年生活。我们这样期望着。

从婶婶住进百年老屋，她会来城市看望我母亲。母亲和她关系不错，曾有心让她久住，这样有人聊天，还能一起照顾孙辈。可有次她又“神神叨叨”了，母亲不敢了。但她一直对我母亲很好。

母亲在世时，我回国探望母亲，和母亲回老家探望她。她精神状态很好，满面红光，住在镇上，一切都很方便。她说她一次能吃一只鸡。但是她把百年老屋也住成了“鸡窝”。在已经用蜂窝煤的时候，她却仍用干柴做饭。里间屋放的全是干柴，外间屋里一张床和她的日用品。床上的棉被已失去了原色，大概常年没洗过。

屋地面上尘土至少有一寸厚，脚踩上去就瞬间进到鞋子。屋中间有个做饭的小铁炉，和一些盆盆罐罐。她指着靠墙的一个罐子告诉我，那里面密封着当年的第一场雪，可以治疗皮疹。婶婶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现着光亮，闪现着内心的喜悦。

看到婶婶健康快乐，我们也很开心。她是完全能自理的人，屋里脏乱些，可能是她故意的，因为她总担心别人偷她的钱。据妹妹讲，她的钱存在镇上的银行里，娘家的侄子帮着管理。

有次，我看到门口放着一个瓦盆，盆里面泡着婶婶的一件蓝色上衣。当时我就随手给她洗了出来。不知泡了多少天，洗了好几遍，才把水的馊味洗掉。看来洗衣对婶婶是个难题。当时我想，如果奶奶天上有知，一定想捣着小脚下凡，再为她的小儿媳妇做饭洗衣

母亲去世后，我又回去看过她两次。最后一次看望婶婶，是她八十九岁那年，去世前的四个月。村邻们看到我们回去，都告诉我们婶婶境况不好。

那次，她满面污垢，衣衫更脏。当她见到我和妹妹，妹夫仍是很喜悦，知道我们是家人。虽叫不出我们的名字，但看起来仍健康。

屋里面仍是那个小铁灶，地上尘土更厚。灶上有一个烟熏火燎，面目全非的铝锅，锅里有煮东西剩下的汤水。干柴仍是堆在旁边。干柴上放着个带有霉斑的茄子，还有一节未燃完的蜡烛。

当时我和妹妹第一个念头就是带婶婶去餐馆吃顿大餐。妹夫开着车，我们顺着镇上的马路，慢慢寻找好点儿的餐馆。这期间婶婶也给我们介绍，哪家的馒头好吃，哪家的店主认识她。路过一家银行还告诉我们她的钱在那里存放。但是转下来，我们不敢在任何一家用餐。因为每个餐馆都脏的像婶婶身上的衣服。最可怕的是苍蝇，在你还没进去之前，都已成群结队。此时的镇上还没有我们小时候赶集时干净。

最后，我们只好给婶婶买了几斤鸡蛋，一笼肉包子，几斤挂面和卤好的鸡腿。这些都是婶婶爱吃的。

果真，回到家，婶婶就先拿了鸡腿吃。我和妹妹就想帮她收拾房间。但是当她看到我和妹妹挽袖子时，就把正吃的鸡腿摔到了地上，尘土立刻埋住了一半鸡腿。她露出了当年犯病时的神色，厉声说道“不能动任何东西，土里有我埋得钱”。

我和妹妹面面相觑，妹妹说“听她的”。

这次我真的相信，婶婶有病。不是生理上的病，是心理上的病。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病，她拒绝了过继儿子，拒绝了干净体面地过日子，拒绝与人交往，拒绝了那位大爷的追求。

钱是她一生守护的，但好像也毁了她一生，至少是这后二十五年。

老家倒塌的房子下，婶婶说埋有戒指和银元。镇上她祖上的房子拆迁时，村邻们都抢着捡银元，她说她也去捡。现在她又说屋子里的土里有她埋的钱。

别人有钱把日子往上过，婶婶有钱把日子往下过。

看到婶婶的样子，我和妹妹一筹莫展。离开时，没有再给她留钱。

四个月后，冬天十二月，婶婶老在了那个百年老屋，她祖父建的老屋。祖父若得知自己的孙女在一百多年后能在自己的庇荫下生活，可能也是一种慰藉。

现在，每当我看到耄耄之年的老人唱歌，跳舞，打麻将，我就会想起婶婶。她后来的二十五年是完全可以滋润地生活在春天，让生命之花开放，然而她却又选择了冬季。生活在冬季，离开在冬季。

但是，她是否觉得幸福呢，我们没站在她的鞋子里。

以此文纪念我那美丽却没有展现美丽的婶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