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谁的婚姻不患病？患病了如果积极诊治，一定也会康复如初。而我和川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及时而积极地去诊治患病的婚姻。】

直到“十一”国庆节放假，川才来到武汉新家。看到我亲手布置的房子，他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愧疚，愧疚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一天，由于职业习惯，他拿出螺丝刀，打开一个个插座查看，这一看吓一跳：所有插座里居然都没有接零线，都是火线直接进了开关。如果家中电器外壳漏电，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马上明白：这是那个无良电工的报复！因为我发现了他欲“顺手牵线”、而及时阻挡了他的“财路”。

川亲眼目睹这一切，又愤怒又自责。他一遍遍地说：“如果我能来参与装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个电工就是欺负你不懂……唉……”可他此时的叹息根本于事无补。“十一”一过，他就回了上海。在临走前，他认真地说：“萍，我希望能来武汉和你团聚。”

“可以啊！反正这里房子也弄好了。”我淡淡地说，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么多年的独自打拼，我已经习惯了独立。齐秦曾在一首歌中唱道——“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对我来说，前一句无所谓，后一句却深入我心。尤其是这次装修，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有他，无他，似乎都可以。

 “十一”之后一上班，我就和装修公司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除了电路工程上的重大错误外，我还发现了十多处原则性问题：主浴室冷热水管接反，冷水管出来的是热水，热水管出来的是冷水；浴缸装成了反方向（那时我正在广州出差）；客厅天花板吊顶裂缝；阳台上的花池没有涂防水层，根本不能养鱼种花，否则楼下住户阳台渗水……

没想到，装修公司对我家的这些装修问题却推三阻四，迟迟拖着不予解决，甚至还将某些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我一气之下，以读者名义给《武汉晨报》写了一封投诉信，将这些装修问题公之于众，希望装修公司迫于舆论压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谁知，我从那之后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恐吓电话，直截了当地威胁我小心人身安全，每天更是短信、电话骚扰不断！

邪居然压正？天理何在啊？偏偏我服软不服硬。我一边去派出所报了警，将恐吓电话做了备案；一边找到律师，咨询诉讼事宜。律师洪流先生得知我的装修遭遇，也很气愤，很快给那家装修公司总经理发去了一封律师函。也许见我们动了真格的，对方很快作出了回应。最后，按相关法律规定，装修公司双倍赔偿了我家的水电工程款。之后，我另外请电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重修了电路。

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通过此事，我再次悲哀地发现：在我家，需要男人做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很多时候，我是个女人。更多时候，我是个男人。可是，再“男人”的女人始终是女人，而不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妹妹在我搬进新家不久便回去了，因为外甥9月要开学读一年级。妹妹走后，我一人独居偌大的房子，感觉十分清冷。

2002年，除了分到新房，我还获得了一个政府荣誉——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政府奖励了我一个武汉市户口。从这时开始，我终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我回家迁户口时，父母十分高兴。对祖祖辈辈的农村人来说，一个城市户口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在外漂泊多年，户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迁户口时，我顺便把父母接到了武汉居住，他们看着我亲手布置的家，抑制不住的欣喜。每天，爸爸负责扫地擦地，我负责做饭，妈妈负责洗碗。离家十多年，第一次享受到久违的天伦之乐。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新家楼下的办公室。上班下班十分方便。我在上班时，父母经常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偶尔会趴在我们办公室窗户的外面朝里面看，只要看到我，脸上就会绽开莲花般的笑容。有一次，他们上楼回家后怎么也打不开防盗门，于是跑到我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扯着脖子喊我的名字，惊动了整个办公室。我又好气又好笑，赶紧跑出去，帮他们回家开门。

让我唯一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每当母亲念叨我该有一个孩子时，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只好拿年龄搪塞：“我都三十多岁了，高龄产妇太危险……”母亲马上不屑地打断我：“你们姐妹俩不是我一个37岁生、一个40岁生的？你们有什么毛病？不是长得很好？”我无话可说。孩子——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多么温暖、陌生而又令人疼痛的字眼！

可惜，大半辈子走在泥巴路上的父母实在过不惯城里人的日子。他们不习惯用门禁卡，不习惯开关防盗门，不习惯上下楼梯，不习惯听普通话，不习惯城里人的冷漠神情，不习惯没有小麻将打的日子……在武汉呆不了一个月，他们就闹着要回家，尤其继父，总是惦记着地里的菜，什么时候该播种了，什么时候该施肥了，什么时候该收获了……念叨个不停，一直念到我送他们回家为止。

2002下半年至2004上半年，是我的精神备受煎熬的日子，我和川的感情正在发生巨大的裂变。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了有些珍贵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去抓住它，或者说，并不想刻意去抓住它。我们彼此都意识到，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我们的故事也许已到画句号的时候，但谁也不愿意主动去画那个圈。直到2002年底的一天晚上，川忽然主动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我们……要不……离婚吧！”那天晚上，川打来电话，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让我猝不及防的话。“你怎么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心里有些紧张。

“我没怎么，我只是觉得这样挂着不是个事情。”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难以启齿的艰难期，语言开始顺畅起来，“我觉得你已经不爱我了，我们没必要再这样拖下去，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一个酝酿已久的脓包疮被一刀切开，刹那间脓血迸溅，疼痛刺骨。如果把死亡的婚姻当做肿瘤，即使勇敢地切除，也需要具备担待剧痛和生命危险的勇气。而那时的我，好像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所以一时愣住，又惊又痛！

早在2000年，我去广西出差，结识了一位精通命理的女作者王月。王姐帮我拆字算命，一番笔画加减后，她得出结论：“你必须改名，否则对你的婚姻不利。”这话我很早以前就听他人说过，所以也不以为然。后来，又有一个略懂测字算命的上海网友，帮我测过字，说我的名字一定要改，否则一定会离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异口同声让我改名，我开始动摇了。我听信了该网友的建议，将名字中的“美”加了一个金旁，成了“镁”，读音未变，之后在杂志上署名一直用这个名字，期冀它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好运。可是，事实证明，改名对我的婚姻并没有起到逆转的作用。

我的内心纠结而矛盾的是，虽然这段婚姻让我觉得疲惫，觉得可有可无，可是却无法狠心放弃。因为我舍弃不了从15岁时开始、长达四五年的、交织着甜蜜和酸楚的暗恋；舍弃不了我和他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那段时光；舍弃不了我生命中最纯美、最圣洁、最刻骨铭心的初恋……曾经，我相信爱情可以地老天荒，亘古不变。可是，经年累月后我惊恐地发现：世上没有不变的爱情！或许爱情真的没变，变的是我们看待它的心情。曾经，可以那么那么爱，如今，也可以那么那么不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发现和蜕变！我不愿承认爱情如“画皮”，但事实上，爱情有时候恰如“画皮”。揭开美丽的面纱，背后是一具面目狰狞的骷髅。也许，骷髅从一开始便存在，只是自己一叶障目，没有发现。亦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骷髅，面纱背后依旧是美女，只是自己的心境变了，美女也被看成了骷髅。

继续爱，力不从心；就此放手，心有不甘。——不甘心相信原本如此美好、竭尽全力争取而来的东西，就这么撒手丢弃，不仅对不起自己当初的奋不顾身，也对不起对方的无辜相守。更重要的，分手不如挥别那么简单，而是一次精神上的生离死别！佛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就像前世约好，今生要同乘一艘船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船行半路，两人却改了主意，决定分道扬镳。茫茫人海，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多么残忍而冷酷的结局！正因为无法面对这些，我才一直不忍主动给我们的故事画上句号。

所以，当他忽然主动提出“离婚”，我又惊又痛之下，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边哭边问他：“你是不是有人了？”他否认得非常坚决：“我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只爱你一个！”

“那你为什么提出离婚？”

“我想你肯定很想离婚，只是不愿先提出来，所以我干脆帮你提出来。”

“可我不想离！”

说出这句话，我泪如雨下。只有我知道，不想离，不是因为还爱着，而是因为很不舍！——如果，如果我15岁时没有那样刻骨铭心地爱过他！可我也知道，即使我现在不愿意放手，我们的婚姻也只是暂时的苟延残喘。

2003年正月十五，我独自去了普陀山进香。据说，这一天的许愿十分灵验。正月十四夜里，我站在黑黢黢的海边，面对不远处耸立着的巨大观音像，双手合十，泪如潮涌，我恳求菩萨指点我一条明路：放手，还是继续？菩萨无语，海水低吟，回转身，自己必须面对一地泥泞。

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妹、武汉已故女记者樊南方生前曾写过一本书《谁的婚姻没虫眼》，而我想就此引申一下——谁的婚姻不患病？患病了如果积极诊治，一定也会康复如初。而我和川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及时而积极地去诊治患病的婚姻，只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这样的后果，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病入膏肓。在这场患病的婚姻中，我难咎其责——如果我多些家庭责任感，如果我和川勤于沟通，如果我多些温柔、多些女人味，如果我不那么专注于工作，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不那么争强好胜……我们的婚姻，也许就不会患病；如果患病后我们积极诊治，也许就不会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