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4月初的一天，《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去《知音》杂志社面试，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交上简历。

这个消息，真是让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钱主任，不好意思，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所以没有什么简历，也没有文凭，我在复旦自修的新闻专业还没有通过全部考试呢！我写文章，全是靠天分自学而成的……”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嗯，我已经比较了解你了，但按照杂志社规定的应聘程序，你还需交一份简历，我们要存档的。要不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说完了，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我没有文凭，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了口气：“这就不知道了，说实话，这次所有应聘者的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生。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回家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川，他依旧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他淡淡地说：“这说明你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进入知音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就看你面试时的表现了。”这一刻，我觉得他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超然豁达，如果他说一个“不”字，我想我一定会犹豫自己的选择。但他没有，他始终对我“放任自流”，对我无比信任和迁就。没有他的支持，我的追梦之旅，一定不会如此顺畅。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约需二十多个小时。川建议我坐飞机去，说坐二十多小时的火车太辛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心里又增一份感动。

工作怎么办呢？我犯愁了。

“你还是请几天假吧，等你通过了面试，再辞职不迟。”川说。

我没有立即表态，心里却另有打算——我想干脆辞职。

“那样太冒险了，万一知音不录你，这边工作也丢了，你怎么办？”听了我的想法，川毫不犹豫地反驳。在这点上，他开始固执己见。可我也像鬼迷了心窍，非要辞职不可。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当我跟公司老板张华辞职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当时莘庄办事处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坚持下去，很有机会自己成为真正的老板的。我对张华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圆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张华很惋惜，他认为我的离去，就像一个未来的千万富婆随手丢掉了一座金矿、赤足去追寻自己的所谓的梦想一样。

我说：“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放一堆钞票，和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做编辑。因为我做了编辑，既圆了梦，也可以挣钱啊！”张华无奈地摇摇头，感慨地说：“你迟早会闯出名堂的，因为你的心太不安分了。”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这也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装扮了。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这一天，我没让川送我去机场，因为他要上班。我一个人拖着那只深绿色的行李箱，先坐车到人民广场，再从人民广场转车到虹桥机场，路上辗转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机场。我乘坐的航班应该是晚上20：35分从虹桥机场起飞的。可是，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因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出了故障，导致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发火吵架，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分，我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此时，我的心也随着飞机开始起飞——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我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这是我的责编陈清贫介绍的。这一夜，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编辑介绍一个个编辑老师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编辑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形手势，那是成功的祝福。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