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只上满发条的闹钟般疲于奔命。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无论是在武汉市东湖路16号的老《知音》大厦，还是现在的东湖路169号的新《知音》传媒出版集团，在前台大厅的墙上，无一例外地镶嵌着12个浮雕一样的金色大字——“以实力争地位、以创新求发展”。这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宣言，也是我们每个员工的座右铭。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像一只上满发条的闹钟般疲于奔命。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辑部每三个月统计一次发稿排名，实行末位淘汰制，优胜劣汰，残酷而公平。有一天夜里，我梦到定稿了，却没有一篇是我的，我急得大哭，最后被自己的哭声惊醒……从噩梦中惊醒的夜晚恐惧而凄凉，枕边是空的，被子是凉的。此刻，多么希望有个强劲的臂膀，揽过我瑟瑟发抖的肩，轻拍我的背，告诉我：“别怕，一切有我。”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却不可遇、亦不可求。

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咎由自取。我完全可以向自己的男人示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争……安心做一个小女人，躲在他的臂膀下，毫无主张地依赖他，逼迫他强大和强壮。只是，上帝没有赋予我那样的秉性。

没有退路，才能绝地反攻，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坚持每月都出差。每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我总是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相通，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了起来。

除了组稿，我还亲自采写。在我的采访经历中，有一次最为刻骨铭心，那也是我去得最远的一次——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转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我们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长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名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研究黑颈鹤，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缘……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达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题材和稿件。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组也因此稿，向我联系李来兴教授，拍摄了他在青海湖鸟岛的纪录片。

对我来说，找作者和线索都不难，难的是去采访名人，有些名人十分亲切随和，有些名人则相反。

2000年冬天，我出差北京，经一位朋友介绍，去采访音乐家蒋大为先生。那天，我冒着漫天大雪，捧着一束鲜花，找到了蒋大为先生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大为先生聊得十分愉快。他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头条发表后，我特意给蒋大为先生寄去了几本杂志，他阅读后十分满意。

那天，采访完蒋大为先生，我又央求他给我介绍其他明星采访，他便给我介绍了一位蒙古族男歌星，并把男歌星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回到旅馆，我首先打电话到那位男歌星的家里，男歌星的女朋友告之我，男歌星在长春演出，让我打他的手机。我拨通男歌星的手机后，首先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他一下……可我还没说完，男歌星便打断我：“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男歌星便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我说：“某某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男歌星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挂了。那一刻，我真的气得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心怦怦跳着。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蒙古族男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本来，我完全可以到此为止，把对方的电话号码删除了事，可我偏偏不能容忍别人的粗鲁无礼。我想了想，决定以其人之道换之以其人之身。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某某某，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接着我加重语气回了他一句“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可是，第二天，经过一夜反省，我便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如果对方没礼貌、没风度，而我以牙还牙，那么我和对方的素质有何区别？譬如，对方是一只狗，它咬了我一口，我也去咬它一口，那么我和狗又有何区别？

还有一次，我冲动之下，打了一个无耻之徒的耳光。那个家伙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我和他相识于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采访，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去北京时一定要找他。那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时，便联系了他，客气地请他帮忙给我介绍几个采访对象，他一口答应，并说晚上来接我去和几个朋友见面。

可是，当我晚上坐进他的吉普车时，他居然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面对如此无耻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趋于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