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他花钱也是为了讨我喜欢，他中了奸商的诡计，也不是他的错。而我的责怪和唠叨，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如钝刀慢慢切割着我们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几个月后，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出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也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订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不再低头缩脑，不再感觉自卑，似乎还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谢天谢地，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在厂里，最欣赏我的人就是二把手潘厂长和石川先生。石川先生喜欢给人看手相。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到技术科给我们几个人看手相。在给我看过手相后，他通过钱翻译，当着同事们的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米卡，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以后会有自己的事业，但你的婚姻会不太顺利，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这句话让我悚然而惊！

就在石川先生说这话之前不久，我刚失去我和川的第三个孩子。本来我想留下这个孩子的，但川没有足够的信心接纳这个孩子。“与其让孩子来世上跟着我们受罪，不如不让他们来临。你看看，我们的父母生下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什么？”他用一副悲天悯人的口气说。他的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对未来的信心。不要就不要吧，后悔的应该不是我一个。我当时几乎是赌气地去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好心的妇产科医生口气严厉地告诫我：你如果以后还想要小孩，就不能再流产了！

一次次的残忍流产，给我的肉体带来不可弥补的创伤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川是个憨厚、真诚、善良的男人，但却不是一个敢于负责、敢于接受压力的男人。这让我无比失望。在多年后，当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了强烈的做父亲的愿望，但此时为时已晚，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和他生一个孩子的愿望。这也是后话。

所以，当时石川先生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的时候，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和尴尬。说女人不能生孩子，就好比说一个男人性无能一样，是非常伤自尊的事情。同事陈姐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分辨似的对石川先生说：“米卡不是不能怀小孩，是她现在不想要。”石川先生是个倔老头，说话也很直接：“我没说米卡没有生育能力，我是说她这辈子不会有小孩。”没想到，石川先生一语成谶。

石川先生还曾问过我，是否结婚了。我实话告诉他：男友是我的初恋，我暗恋了他四五年，我现在和他同居着，只差拿结婚证了。

这个巫师一样的日本老头听了，连连摇头，然后让钱翻译告诉我：“谈恋爱，不要超过一年半就该结婚，如果此时不结婚，就别结婚了，结婚了也会离婚。”当时，我对石川先生的话是半信半疑的。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他的许多话言犹在耳，很多事情居然被他不幸言中了。

曾经，潘厂长特别想帮我做媒，介绍一个上海男人。我一次次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嫁给一个上海男人，自然是很多外来妹梦寐以求的，但不是我想要的。

当时，上海电视台八频道播放了一个纪录片《毛毛告状》，讲述一位湖南来沪的打工妹，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后在他人的介绍下，与上海弄堂里的一位腿部残疾的男青年未婚同居，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叫毛毛。可是，毛毛出生后，那个残疾青年和自己的母亲却坚决否认这个孩子是自家的血脉，怀疑打工妹在饭店打工时，与他人有染怀孕，所以不肯认子。无奈之下，那个打工妹母亲只好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找到法院打官司，要求孩子的父亲承担抚养责任。后来，在纪录片导演的介入下，为毛毛做了亲子鉴定，确认了毛毛和残疾父亲的血缘关系……

这部纪录片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也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相对优秀的外来妹，即便嫁给了上海男人，这个男人也往往是身有残疾或是上海农村年龄较大的男人。既是如此，何苦呢？

有一天回家，我忽然心血来潮地向川提出，让他给我买一枚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那种。“我戴上结婚戒指，人家就不会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如是说。川挑挑眉头，不屑地说：“都是你们这些女人无聊，一枚戒指就能说明一切吗？”其实，要这枚戒指，也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那时候，服装厂的那些上海师傅的手指上，大都带着那种镶金嵌玉的元宝戒。每次看到她们的手指在缝纫机上飞舞时，晃动我眼睛的，不是她们技术娴熟的手势，而是她们手指上戴着的元宝戒，羡慕得我心里痒痒的。

不管川觉得我多么无聊，最终，还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我们一起去商场，挑选了一枚18K金的、镶嵌着一颗“绿宝石”的戒指，价值一百六十元，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值钱的礼物。于是，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枚精致的绿宝石戒指一直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熠熠生辉。每天在忙碌中不经意看到这枚戒指，心头就有一股淡淡的满足和安心。

在同居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也会吵架，他总说我很凶，因为我性子急，嗓门也比他大。有一次，我们为了一双新鞋而大吵了一架。

那一次，在我多次“没有穿过真正的皮鞋”的唠叨下，川终于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当我看到那双鞋子的第一眼，就觉得失望——像老太太穿的那种平底鞋，还系鞋带的，看起来很土气。尤其是他告诉我价格的时候，我马上就爆炸了：“什么？这种鞋子居然要120块？你被人宰了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这么傻呢？……”

他万分委屈地争辩：“人家说这是羊皮啊！所以有点贵……”我却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觉得他太笨了，太傻了，被人恶狠狠地宰了一刀，买回来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是不可以像在西方国家一样随意退货的。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退货的意识，花钱买了劣货，就只能自认倒霉。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既心疼那120块钱，也恼恨他的呆傻，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事翻出来责备他一番。可我唯一忽略的，是他对我的好——那时的120元几乎是他月工资的一半，他花钱也是为了讨我喜欢，他中了奸商的诡计，也不是他的错。而我的责怪和唠叨，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如钝刀慢慢切割着我们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

我虽然非常不喜欢那双老式皮鞋，后来还是硬着头皮穿上了。有一次，川骑着自行车带我上街时，坐在后座的我不小心把右脚后跟卷进了自行车钢圈，脚没受伤，但皮鞋却被绞坏了。川十分心疼，一个劲地念叨着：“120块啊，就这么被绞坏了。”我气呼呼地说：“坏了就坏了，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不再说话，抿着嘴唇沉默了一下午。

当时我的并不知道，我的那句话对他的伤害有多大。那时的自己太年轻，太任性，不知道要适时地克制和收敛自己的脾气，不懂得包容和理解对方，不知道如何去维护对方的尊严，不知道婚姻需要经营，不知道家庭比事业更重要。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有些结局已经注定了，有些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了——比如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