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挑战，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也硬着头皮接受了命运意外的垂青。】

一场无聊而寒碜的“婚礼”后，我和川就要回上海了。初六那天，妹妹可怜兮兮地来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打工很辛苦的，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在家每天看着爸妈吵架。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妹妹说着，眼圈就红了。

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当我和父母说，要把妹妹带去上海打工时，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好在川也没有反对我带妹妹去上海，他唯一担心的是，妹妹住在哪里。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去了再说吧。

于是，大年初七，我和川带着妹妹来到了上海，当时我们厂里一直在招工。好歹我也是个小头目，凭着“三分薄面”，很轻易地将妹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做了拷边工。相对流水线上的缝纫工而言，拷边工算是比较轻松的活儿，也不会和同事抢活儿干。因为共同的苦难，我对妹妹一直都有着一份想要呵护和保护她的强烈心理。我一直鼓励妹妹好好干，给自己挣嫁妆。

那时妹妹21岁，正和我的表弟（继父的外甥）开始一场纠结的恋爱。妹妹和表弟算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俩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初中也在一所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都一起走。回家时，我听说村里追求妹妹的男孩也有好几个，但我表弟长得最帅，人也最实在，所以我家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交往。最高兴的人当然是继父了，亲上加亲啊！妹妹和表弟同年同月出生，都属牛，脾气都有些犟，在一起时经常为一点小事拌嘴，所以妹妹决定出来打工，冷静地思考一下两人的感情该何去何从。

妹妹来上海之后，多少有些影响了我和川的生活。为了省钱，我们没有给妹妹单独租一间房子，而是在我们的床对面，靠墙支起了一张单人木板床，挂起了蚊帐。接着，我又用厂里的废布边角料拼接了两块大大的“门帘”，然后将两块“门帘”分别挂在了两张蚊帐的前面，以此遮挡一点隐私——就和电视剧《蜗居》里的海藻住在姐姐海萍家一样。这样的日子，有温情，也有尴尬。川也曾在私下里向我抱怨过，三人同居一室给我们夫妻生活带来的不便。但我只能安慰他，这只是暂时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1994年，我的人生有了意想不到的飞跃。

首先，我写的一篇征文获了奖，还在上海电视台露了一回脸。

这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要求写出打工一族在上海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作为打工妹，我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我决心一试。在选题上，我想起了葬身车轮下的陈花娇。她的打工故事，无疑是动人而悲情的。之后，我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颁奖过后，当时还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

“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话音一落，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在和晶的追问下，我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人们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写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一本书，把我的故事也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读《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然后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欣喜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啊！

也就是这年秋天，我的人生有了第二次飞跃——升职。

十月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小赵，你很聪明，又很能干，我一直很看好你。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会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继续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才，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挑战，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也硬着头皮接受了命运意外的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