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漂泊的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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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自传连载 53)

(2010-07-07 19:22:43) 下一个


53   
我都没好意思对川说——你们这些满腹牢骚者,都是些鼠目寸光、游手好闲之辈!】

 

回忆,就好像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结满蛛网的老宅里寻找自己丢失已久的旧物。有些旧物因岁月的延续而成了珍贵的古董,有些旧货则因经不起岁月的等待而成了消散的灰烬。在上海打拼的八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它丰富多彩,有笑有泪,有爱有恨,有得到也有失去,有疼痛也有快乐,有悲伤也有幸福。上海,无疑是我人生飞跃的起点站。

1993年初,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以后,我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几页纸。

值得庆幸的是,川从来不干涉我看书和写作。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夏天,我就坐在饭桌前写字,桌子下面点着蚊香,头顶上开着吊扇,尽管如此,常常还是有汗珠滴落到稿纸上。最苦的是冬天,夜里很冷,为防冻手冻脚,只好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一开始,川对我如此用功感到不以为然,但见我实在顽冥不化,他也无可奈何了。后来,他还用几片木板帮我钉了一个架子,可以架在被子上写字。

6月的一天,我将母亲在山上砸石头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母亲·铁锤·石头》,寄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之后,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但一直没有盼到用稿通知,也没盼到退稿信,渐渐的就失望了。心里只能自我安慰:《新民晚报》,多牛的报纸啊,副刊一向是名家的阵地,我冒昧投稿,太自不量力了吧?

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潘厂长忽然跑来车间,悄悄问我:“小赵,你是不是在《新民晚报》上投稿了?”我从缝纫机上抬起头,迷茫了好一会儿,脑筋才转过弯来,她怎么知道我投稿的?我只好含糊着点了点头。潘厂长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这就是你写的吧?”

天啊!《新民晚报》副刊的头条,赫然是我写的那篇《母亲·铁锤·石头》!眼眶蓦然温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啊!居然梦想成真了!潘厂长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小赵,你很年轻,又能干,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很看好你!”我只是傻傻地点着头,脸上漾着笑,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报纸上我的名字。

几天后,《新民晚报》的稿费单也寄到了,居然有120元稿费!回家后,我从包里掏出稿费单,不无炫耀地“刷”地亮在了川的眼前:“看看,这是什么!”

见我拿到了如此“巨额”的稿费单,川也很惊喜,他由衷地说:“萍你真行,我以为你不过写着玩玩的,没想到还真能发表,以后说不定你会当作家呢!”我说:“作家不作家我没想过,只要我写的文章能发表就行啦!”

同样是1993年,川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磨难。

那一年,由于很多国营单位进行体制改革,精简部门,他们单位也不能例外。川首先被转岗到了检修公司电工班,每天要去一线的现场上班,爬电杆、接电线、风吹日晒。以前,他都一直是在材料处大院里上班,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七八十平米的大木工房,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他搭档,非常自由。可分配到前勤之后,惬意的日子被颠覆了。

首先,他要学习电工技术,这对他来说倒不难,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脑子灵活,踏实肯干,在工人里面算是积极苦干型的。可是,多年的大锅饭和无所事事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惰性心理,那些原本来自农村、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在宝钢几年大锅饭的滋润下,个个养得心宽体胖,过得心安理得,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所以,现在忽然碰到体制改革,从养尊处优的后方被发配到了风吹日晒的前线,心理非常不适应,一时间怨声载道,牢骚满腹。

川有时回家后,也会对我发牢骚,抱怨国家体制改革的不合理和残忍。我有时也用“天无绝人之路”来安慰他,有时候,听他的抱怨多了,也会忍不住说他几句:“你们这些人已经被大锅饭惯坏了,以为你们这辈子可以躺在父辈打下的江山上睡大觉,所以都失去了干劲,你们现在缺少的就是面对现实的勇气,看来,你还得趁年轻多学点东西,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但川根本听不进去。

之前,我就曾听川的爸爸讲过他的“革命史”——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全国招工,全国很多农村孩子为了能吃上皇粮,拿上工饷,纷纷报名当了工人。他们那批六十年代的工人,后来辗转全国,去过四川攀枝花、湖北武钢等地垦荒炼钢,吃了不少苦。企业正是念着这批老工人的劳苦功高,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和感情,才在他们退休之前,将他们的孩子以顶替职务的名义招工进厂,其实这些农村孩子,文化水平不高,除了卖苦力,什么也不会。当改革大潮席卷而来后,他们立即被冲击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企业改革前的安逸和舒坦,抱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劳累。可是,他们不想想,如果不改革,企业能有发展吗?我都没好意思对川说——你们这些满腹牢骚者都是些鼠目寸光、游手好闲之辈!而且,这还是单位改革之初的小动作,没有一开始就痛下杀手。几年后,当企业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赶尽杀绝”将他们减岗裁员时,才将他们逼到了真正的绝境。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就建议川趁年轻学点什么,万一以后面临工作危机,也不至于被社会淘汰,但他总是不置可否,我对他的“不求上进”非常无奈。他一直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得过且过,对未来没什么规划。他也从来不做有风险或有困难的事情,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并且确信能够做好的事情。他的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态度和我不停要求自己进步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喜欢安稳,我喜欢挑战,我就是不安于现状。

同样是1993年,川经历了第二次磨难——他在上班时出了事故。10月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发现川坐在桌子前面翻一本杂志,而厨房里冰锅冷灶,菜也没买,饭也没做。我觉得好纳闷。我说“你怎么……”,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劲。他眼巴巴地看着我,嘴巴噘着,满脸奇怪的表情。我们家的饭桌是房东家的旧八仙桌,穿过桌子腿,我忽然看到川的一条腿是白的——打着石膏!“呀!”我一下子惊叫起来!

他这才慢吞吞地说话了:“今天下午,我们去抢修一条线路,结果,我刚爬上电杆就掉了下来……”原来,是他守在机房的同事没有将这条线路的电源切断,他刚碰到电线,就被巨大的电流击倒了。想像他从十多米高的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情景,简直不寒而栗!我真是又气又急又心疼。多危险啊!万一……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居然还笑着安慰我:“没事的,就是左腿骨折了,已经打了石膏,我可以休息一个月了。”我依然不能停止哭泣。我带着哭腔说:“你为什么不给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反正已经发生了,告诉你反而让你白担心,我有几个同事在旁边,他们马上把我送到医院。”他依旧笑嘻嘻的,“同事们倒是吓坏了,看到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他们都吓傻了,以为我被电死了呢。”我依然没忘记数落他:“那你也太掉以轻心了,怎么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他这回不笑了,说:“领导已经为这个批评过我了。我这个月的安全奖金也被扣了。”他还告诉我,他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的头部旁边有块尖利的石头,只差几厘米,他的脑袋就砸在了石头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只能这样安慰川。然后赶紧骑车去菜场买菜,我知道伤筋动骨的人最好喝骨头汤,于是买了筒子骨回来炖汤,又买了鲫鱼、豆腐和各种蔬菜,回来后马上风风火火地做饭。这些事情,以往都是川做的。他下班回来时刚好经过菜场,顺便买菜回家。每当我下班回家时,他要么在洗菜,要么已经做好了。吃过饭,他就去健身房练健美,我就在家爬格子。而现在,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了。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川忽然对我说:“你知道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吗?”我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能想什么呢?

“想到你了。”他温柔的搂过我,声音有些异样,“真的,那一瞬间,我只想到你。我心里说,完了,萍,完了……”印象中,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唯一煽情的话。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我相信他那一瞬间的想法。换了我,最先想到的肯定也是他。我悄悄抹去眼泪,故作平静地对他说:“为了我,你以后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安全,这次就是一个教训!”他连连点头,保证下不为例了。

那段川的腿受伤的日子,是我们生活多年来、我唯一伺候他最多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前所未有地繁忙起来。我要上班,还要买菜做饭,洗衣做家务,但却没有任何怨言,很奇怪。如果在平时,川的腿没有受伤的时候,让我一个人做家务,而他跷着腿坐在那里看书,我的心理会非常不平衡的。我会冲他叫,赶紧来帮忙,或者自己也赌气不干。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原来,伺候一个人,虽然辛苦,但也有快乐的。那种快乐,就是当一个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恰好在他身边,并且无怨无悔,就这么简单。

后来,川的腿好些后,他就开始拄着拐杖或单腿跳来跳去地做饭。每当我回家看到香喷喷的饭菜,真的很感动。我们也没有告诉家人他的腿受伤的事情。在外面经历了再大的风雨,都是我们自己扛。这就是相依为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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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五哥 回复 悄悄话 心里有爱,累点儿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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