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开始新的拼搏。在我的人生中，这次转身虽不华丽，但很关键。】

1996年的我，宛如一只等待破茧的蝶——拼命想挣脱当前的混沌状态，破茧而出，呼吸新的空气，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这和我去读夜校、去电台做节目、认识了更多优秀的打工朋友有关，我更加不安于现状。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有潜力可挖，但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释放自己的潜力。

我经常疲倦地对川说，服装厂的工作我已经干厌了，第一是压力大，第二是环境压抑，人际关系复杂，我想换个工作。“你现在做得好好的，换个工作不一定会有现在的好吧？再说找份好工作也不容易。”他不太赞同我跳槽，担心我还没找到“马”，却丢了这匹“驴”。可他哪里理解我在厂里的感受。每一年，技术科的上海同事都会涨工资，到1996年底，科长每月可以拿到1500多元了，另一个上海同事也拿到1200多元了，我的工资依然是700元左右。事实上，几乎所有订单都是我和另一个上海同事负责，科长生孩子之前的客户全由我接手，她休完产假上班后，只是帮我们把把技术关而已。我无法做到心理平衡——透过同工不同酬现象，我看到的是人格和尊严的被轻视。

这一年，我已经26岁，川已经29岁。话说三十而立，此时他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下岗危机，而我竟要打破现在端得稳稳的饭碗，这让他感到不可理喻，我们时时因此发生争执。我们像两匹固执的马，拉着名为“家”的马车，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并驾齐驱，要么背道而驰。

“我们还是拿结婚证吧。”有一天，他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毕竟我们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我妈每次写信来，都催问我们什么时候拿结婚证。”

关于结婚，几乎是我们之间长期忽略的话题，或者说，是刻意忽略了它。6年同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已尝遍，一纸婚书对我们来说似乎可有可无。可是，在我们对未来生活把握不定的时候，在我们对人生感到彷徨的时候，在我们的感情落入低潮的时候，成立一个家，就好似在我们的脚上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结婚证，有时候起的就是一块石头的作用。

虽然当时的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已经退潮的感情即使被绑上了石头，也许有朝一日仍然逃不脱漂走的命运，但是，我仍然无法拒绝这块石头。再有，我们各自的背后，还有两块更沉的石头——家人。即使什么也不为，仅仅为了双方家人的安心，也该自缚石头。

1996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宝山区民政局拿了结婚证。由于我的户口还在老家安徽芜湖，我的未婚证明是由妹夫从村委会开了给我寄来的，荒唐的是，我家还因此被村委会罚了500元。被罚款的理由是：我前年已在老家举行过结婚仪式，现在才领结婚证，分明违反了《婚姻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拿了结婚证，我的脚上被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川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但我并没有因此丢弃改变现状的念头。

1997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跳槽了。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一定存有因果之说。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曾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靠书信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不停地在信中鼓励鞭策我。后来，沈刚离开《萌芽》，去了解放日报集团旗下的《上海小说》做编辑，并编辑发表了我的一篇中篇小说《走向深渊》，他对我十分赏识。他曾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也正是他的建议，让我坚定了要跳槽的决心。沈刚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或者业务员。“小赵，你早该出来了，月浦镇是个小地方，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你考虑好之后，给我打电话。”沈刚推心置腹地对我说。

我回家和川说起此事，他有些犹豫，担心我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虽说服装公司的工作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你毕竟驾轻就熟啊，万一你在广告公司干不好，怎么办？那时候你就无法回头了。再说，你以后要去市里上班，每天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坐车，会很辛苦……”川的劝说不无道理，也许，内心里，他更担心我会带着“石头”飞走，但我还是坚持跳槽。早在我17岁时，我就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写下一行字——“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新的机会来了，我决定搏击一次。

1997年5月，我和服装厂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在此之前，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沈老师，我考虑好了，决定从服装厂辞职了，麻烦你给我引荐到那家广告公司吧。”沈老师爽朗地说：“没关系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我很好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去，你哪天有空，先到我编辑部来，我再带你去他们公司。”

如果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老师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数千家广告公司中排名前十名左右。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我上班后半个月左右，沈刚有一天来到公司，我发现有些员工居然找他签字，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板。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一把手汪厂长也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月薪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单独的新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几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开始新的拼搏。在我的人生中，这次转身虽不华丽，但很关键。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我临离开厂里之前，他居然特意在附近的一家餐馆为我饯行，同时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5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 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

我的眼眶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我想石川先生应该会理解。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听了钱先生的翻译后，连连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浓。7年的服装厂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

27岁的我，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