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借钱和骗钱本是两回事，但欠钱不还和骗子又有多大区别呢？】

时间悄然滑过了1996年的门槛。电脑、网络、E-mail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我也渐渐惶惑不安起来：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当然这和自己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关。如不赶紧充实自己，也许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我经常和川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都对未来深感忧虑。此时，下岗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听说他们单位也正在考虑裁员，他们那批农转非的幸运儿，此刻个个人心惶惶，川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多年的“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早已在他们身上种下了可悲的恶果——他们这批农村孩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跟不上改革形势的需要，也没有后台，如果下岗，他们将首当其冲。

那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川经过专业培训，拿到了电工中级证书。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再多学点其他知识，可他除了对健美一往情深，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的最坏打算是：大不了去街头修自行车。

可我是个不安于现状、也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人，我想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我打听到复旦大学设立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自考夜校，立即去报了名，然后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齐，花了200多块钱，却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川说：“你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课程，能跟上吗？”我也知道困难重重，但我还是想试试看。

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听课，我的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一下班，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从单位食堂买来的馒头。复旦大学在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后，再坐车回家，往往已经11点多。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还要见缝插针地抓紧时间背书。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因为没把握，我先报考了两门课，没想到《新闻概述》我只考了63分，勉强通过。还有一门课只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差一分都不帮你。”我心里也很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我依然信心十足。

1996年夏季的一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直播节目。她是从《新民晚报》的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我的故事的。可我从来没有做过直播节目，怕自己紧张，言不达意，影响节目质量，因此犹豫不决。但陆老师不断鼓励我，说主持人会引导我，与我对话，我只需一问一答，不会有问题，我这才斗胆去了。

于是，我硬着头皮去电台做了一期《海纳百川》的直播节目，没想到，这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半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内，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节目结束后，陆兰亭老师笑着告诉我：“小赵，今天打来的电话特别多，很多电话都没能接进去。你的经历在上海三百多万的打工族里，太有典型意义了。刚才，我们电台的老总听了你的直播，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邀请你做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每周日上午来做一次节目，好吗？”这真是个意外惊喜。我一口答应。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通过电波，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如：河南的张旭贵、申明坤，江苏的毛毛、王健、吴良安，四川的陈静梅，安徽的张振等人。我的视界骤然开阔。这批打工族里，也不乏佼佼者。

其中，在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上班的申明坤是《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名字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出现；吴良安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曾获得过很多书法奖项，后来自己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书法学校；陈静梅喜欢做生意，之后成了百万富姐；王健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花木园艺公司，生意十分红火，身价千万；张旭贵成了宝钢进冶金建设公司的建设尖兵，劳动模范……和他们相比，我只是个非常普通和一般的打工妹。

不过，打工族也是良莠不齐。至今我仍刻骨铭心地记得我被安徽老乡张振骗去2000元钱的事情。我和张振（又名张厚余）是在上海市闵行区群艺馆结识。当时，群艺馆馆长张老师办了一份《打工者之家》的报纸，每月一期，专门刊登一些打工族写的诗歌、散文、小说或摄影等，我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张老师还在群艺馆不定期举办文学讲座活动，我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认识了张振。张振家在安徽金寨县，由于是安徽老乡，我们一见如故。张振一再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玩，说可以唱免费的卡拉OK，但我因对卡拉OK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去过。

有天下午，张振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公司当晚有活动，邀请了很多嘉宾，非常热闹，他也邀请了张旭贵和申明坤等人，希望我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实在推辞不过，我和同住月浦镇的张旭贵、申明坤约好，下班后一起去了张振的公司。

谁知道，这个所谓的某电子公司，其实是个传销魔窟。可我那时根本没有接触过传销，也不知道此为何物。张振见我们来到，一边殷勤地给我们倒茶，一边将我们介绍给他的主任认识，还让我们在一个本子上签名。之后，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密封的大房间，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人，台上有人在讲着什么。房间里空气混浊，灯光昏暗，我硬着头皮在房间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渐渐感到头晕发胀，凭感觉，我知道偏头痛又要发作了。我想离开，但发现门被锁住了。

好不容易捱到讲课结束，我什么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嗡嗡”作响，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大房间，我马上就想回家。张振却满脸堆笑，鼓动我们三人买一台他们公司的产品——一种类似于卡拉OK机的产品，它当时有个洋名，我没记住。张旭贵问多少钱？“这是高科技产品，刚从国外进口到中国，原价一万多，现在买可以打折，才9800元。”张振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们购买了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公司的会员，以后，如果你们再介绍其他人来购买此产品，每台机器你们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想想看，如果你一个月介绍5个人买了这台机器，每台就可以拿980元提成，980乘以5，一个月就是4900元，比你们的上班收入强多了吧……”

可我们三人依旧没有购买的意思。申明坤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根本没带这么多钱，存款也没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我们买不起。”张振无奈地看看我们，想了想，又提出一个建议：“那这样吧，要不你们先付几百块订金，以后再分期付款，怎么样？”可我们三人依旧摇头。

一直磨到夜里11点，我们才得以脱身。一出门，张旭贵就对我说：“这个公司绝对不走正道，以后最好也不要跟张振来往了。”我和申明坤使劲点头。

又一个周日下午，我从电台做完节目后，直接去了闵行群艺馆，参加下午的一个文友聚会。这次，我又碰到了张振。他看到我，就将我叫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赵美萍，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先自己买一台公司的机器，算自己的业绩，不然我就被炒鱿鱼了。如果熬过了这个月，我就是正式员工了，就有底薪拿……我本来想向家里要点钱的，但我爸爸又得了癌症，我想赶紧多挣点钱，给我爸爸治病，所以我才这么着急……”说着说着，他低下脑袋，差点都要哭了。

我吃惊极了，没想到他遇到这么大的不幸，家里再穷不要紧，可怕的是有病。不是有人说过吗——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想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也因没钱治病，而饱受病痛折磨。可我也没那么多钱借给张振，最后我答应借给他3000元，他答应三个月后还给我。“那时候，我应该会晋级到主任了，光底薪就有1500元。”他说。

回家后，我和川商量借钱给张振的事情，但我没说他是为了买机器，而是说他借钱给父亲治病，川没有异议，将存折拿给了我。取出3000元后，我们的存折上只剩下三位数了。下一次我再去闵行时，将3000元钱直接送到了张振和他未婚妻的租房。张振的未婚妻让他给我打一张欠条，我傻乎乎地说：“我们是老乡，干嘛还打欠条啊！我相信你们。”张振也没有坚持要打欠条。我没想到，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么有去无回。

直到一年后，我因参加《知音》杂志社的笔会，要去新马泰旅游，需要钱用，可我几次找张振要钱，他都一直躲着我。无奈之下，我去找他的未婚妻小王要钱。小王也很无奈，说她一定会敦促张振尽快还钱。在我锲而不舍的“追债”下，张振最后还给了我1000元钱。而剩下的2000元，再也没能要回来。张振后来离开了那家公司，停了呼机，也不再去闵行群艺馆参加文友聚会，原来的租房也人去楼空，仿佛从上海蒸发了一样。很久后，我听一个文友说，张振回了老家安徽金寨县，在天堂寨景区承包了一个饭店，至于结果，我至今不得而知。

如果说，骗人者可恨可恶，而被骗者则可悲了。张振的骗术并不高明，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已。更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继续被骗过。每一次被骗钱，都是别人说家中有人患病，急需筹钱救命。因为只有这个理由，最能打动我。借钱和骗钱本是两回事，但欠钱不还和骗子又有多大区别呢？

我不知道张振如今在哪里高就，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欠我2000元钱。但我相信，即使他现在过得丰衣足食、飞黄腾达，在他心里，始终装着一笔沉甸甸的良心债——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