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从那时开始，他便陪同我住在了这个简陋的厨房里，这也是我俩真正意义上的“洞房”。我们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非常焦急，他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们单位行政科陈科长告诉他：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找潘祥芬副厂长。那天面试的不止我一个，在厂长办公室门口，我见到了好几个神情怯懦的女孩子，正在等待潘厂长一个个叫进办公室面试。

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轮到我的时候，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用缝纫机绣花，会踩缝纫机。潘厂长上下将我打量一番，然后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我不由心花怒放。机会已经为我开了一小丝门缝，接下来就看我能否牢牢抓住它了。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排满电动缝纫机，坐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这家厂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那时我真的无比相信这句话：命运往往就在你生命的角落里徘徊，它不会挨家挨户地敲门，而必须你自己去寻找。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之后，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不仅使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也使我的人生之路在经历过无数次的逆转之后，终于有了一条光明的行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轻轻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戛然而止。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儿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

出人头地的念头再次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监督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和厂里签了三年劳务合同。服装厂干的都是流水线的活儿，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从此加班加点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厂里还要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从此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十点多才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回出租屋，好在距离并不远，骑车大约十五分钟就到。一天晚上回家时，我遇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事情——一条大蛇盘在门后！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有那么几秒钟，我吓得魂不附体！在所有的小动物里，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尖叫一声、跳着逃跑的。最后，我壮着胆子，用长柄扫帚将它善意地赶了出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窸窸窣窣”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然后，我又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还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后看到了比蛇更让我感到害怕的一幕，就是这件事，使得川当仁不让地来到我身边，成了我的保护神。

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忽然发现隔壁房间的灯亮着，里面传来十分嘈杂的人声。由于厨房和隔壁的房间只有一个薄薄的门板间隔，而且还有好几道手指粗的缝隙。我凑近缝隙一看，不禁目瞪口呆——隔壁居然住着七八个大男人！也许是附近工地的民工。

天哪，我吓坏了！如果这些男人得知隔壁住着一个单身女孩，会不会心生歹意？我也不敢开灯，战战兢兢地合衣而卧，隔壁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却一直没敢睡踏实。第二天一早，隔壁的男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我找到房东老头，问他为什么把隔壁租给一帮大男人。房东老头理直气壮地说：“房子是阿拉的，阿拉愿意租给啥人，就租给啥人，侬管得了哇？”

“那你把房钱还给我，我搬走。”我气坏了。

“侬要是不愿住，就搬走，押金不退，又不是阿拉不让侬住的。”房东老头蛮不讲理地说。

真是气结啊！难道我预付的三个月的房钱就这么白白扔掉吗？我强忍着一腔怒气去上班。在厂里的门房，我用投币电话给川打了个电话，把房东老头的恶行说了一遍。他在电话那头说：“你今晚早点下班，我去看看情况。”

晚上下班后，我没有加班，早早回到了租房。川已经等在那里。一见到我，川就说：“放心，事情已经摆平了。”

别看他平时不善言辞，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思想的。他事后告诉我，他找到房东老头，严厉警告对方，说房子是我先租的，作为房东，他有义务负责我的人身安全，如果我被那帮男人欺负了，他将从法律上脱离不了干系，会作为第二被告吃官司云云。房东老头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加上房东老太也一个劲埋怨老头，说不该将房子租给一帮来历不明的大男人，每天从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让人很不放心。老头没辙，只好退了那群房客的钱，请他们另觅住处去了。

虽然问题解决了，可川依旧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我来陪你好不好？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没有过多的扭捏矜持，从那时开始，他便陪同我住在了这个简陋的厨房里，这也是我俩真正意义上的“洞房”。我们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