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共产党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共产党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共产党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达赖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共产党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达赖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中国政府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共产党对内的宣传，只能把达赖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共产党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达赖，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