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将领已无震慑之才，于是只能走马灯。又无论军阀们的主观意志如何，客观效果是权威弱化的政府，不管它还存在多少问题，制衡已经初试啼声。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总说军阀内战，我们对于北洋政府的印象也只有“卖国”、“内战”，再无其他。

当人们习惯性地谴责“军阀混战”之时，谁又记得，北洋以后内战打得更惨更烈，远不是北洋军阀那几场小仗堪舆比拟的。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称：“据上列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和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2）。可见，所谓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并非都是军阀间征战，主要是孙中山挑起的内战。

更少有人记得，北洋所有首领，无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无一不是耿直的硬汉，至少，他们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无一退让。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基本废除了，夺回了山东权益。而北洋外交家们废除满清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号称“1840年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条约》，就是北洋外交政府顶住苏俄压力与孙中山的捣乱，力争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