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文字资料记载表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当“临时大总统”，一则是众望所归的黄兴坚决让贤；二则是黄兴劝说诸君时称孙已从各国募得大笔援款（莫理循1912年1月5日的信里称：“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结果他果然分文无有，企盼有钱解决财政危机的诸君送了个“孙大炮”的雅号给孙；三则是已约定袁世凯一旦劝退清廷就立马接任临时大总统职。尽管明知这是个“过把瘾”的差事，从美国赶回来的孙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当仁不让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面要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立即致电：“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29）这个电报足以证明当时的局势，然而，在孙本人竭力说服之下，还是于12月29日选举了“临时大总统”。若说野心私欲，史家送给老袁的那些帽子转赠老孙可能更合适。
其实孙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没准备让出这个宝座。就任次日即令议和代表伍廷芳必须每日向他汇报。“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54）。为了“北伐”，孙急需巨款以充军费，各种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后，2月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约见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将满洲“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财政援助。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不惜出卖满洲，换取日本在阴历年底前支付1500万元，以供其打败袁世凯。森恪随即起草电文，经孙、胡修改后发回日本，写明孙中山同意“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4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同上书，P257）然而，日本受六国列强集体外交制约，非但不肯，反而要求与袁和议成功。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实，此前孙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面借款，大的共有三次。（1）苏路借款。由苏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洽谈，于1912年1月27日正式签约。共借300万元，年利8厘，以公司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铁路营业权为担保。所借300万元，50万交江苏都督府，其余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2）招商局借款。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000万两，全部用作军事费用。1912年2月6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草签借款合同，日本邮船公司先付100万两。该公司所付100万两，实际由日本政府提供。（3）汉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笔。南京临时政府责令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洽谈。属‘合办’，即将汉冶萍公司股本定为3000万元，中日合办，因该公司前已借日款1000万元，此次日方仅提供500万元。1912年1月26、29日，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分别在南京与神户，与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财团签订‘合办’草约。”（同上书，P255）这三起大额借款均严重损毁中国国家主权，只要对比后来“二十一条”相应条款即可知其“卖国条约”性质。因德、美、英诸国干涉，以及舆论强烈反对，除第一项之外，其余两项均未能得逞。
实际上，孙中山在国民中的声望全靠辛亥以后国民党哄抬起来的，尤其是蒋介石“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孙望愈高则蒋权愈重，是一笔双赢的生意。其实，辛亥以前孙在党人之中根本没有身后哀荣那般隆重。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坚持要以其兴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国旗，黄兴反对此种以党代国之暗示，两人闹僵黄兴威胁要退出同盟会；1907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造反赠款7000元，连同日本商会所赠合15000元。除留给《民报》两千之外其余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发起罢免孙中山的运动，要求改选黄兴担任同盟会总理；宋教仁该年日记里亦有记载：“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志写成《孙文罪状》要求黄兴予以公布，被黄兴扣下；而章太炎则在报纸上登检举状，历数孙文不是；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为国旗，被议会否决，议定以武昌首义后议决的五色旗为国旗，意寓“五族共和”。孙文耿耿于怀；随即，孙文要求定都南京，议会以压倒性绝对多数（20:8）决议定都北京，孙大怒，因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加了个“定都南京”的条件，如果按议会通过的决议，此条件便落空了。孙最终以制约袁世凯为由，说服议会复议，改决议定都南京；多数代表意欲实行“内阁制”，黄兴、宋教仁均赞成。孙不干，坚持“总统制”，如果“内阁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没多少权力了。而且，孙坚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议决了的“临时”二字，未能通过。这些事例显示了孙之民主观其实有限，民国初立就有了操纵议会的范例。客观地说，孙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挺“共和”的，缘由在于，这个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当总统而制定的，当总统大势所趋要归袁世凯时，孙中山又转而主张内阁制了。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孙欲诱其到南京陷入孙党掌控之企图，找了岔子不去。3月6日，孙迫于各界压力向参议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总统职议案，获批准后袁于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29日，由南北双方要员组成的内阁成立，4月1日孙向议会卸职，然后游历武汉、福州、广州、澳门等地，表示有志操办中国铁路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开始办公，这个政府主要由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等组成。7月29日，袁世凯发布通令：“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同时邀请孙文、黄兴、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谈，共商大计。细节不赘。总之，革命党人认定的袁世凯设套谋害孙中山的事情没有发生，老袁以最高礼宾规格隆重接待了老孙，乃至于原本担心谋害而留下看家的黄兴也被老孙召到北京。就在老孙抵京次日，8月25日，宋教仁操办的同盟会合其他四个党组成国民党，孙主持了成立大会。各派政治势力极其友善地交换了政见，袁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当孙表示意欲主办修铁路时，袁立即颁发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也被授与川粤铁路督办职。黄兴到京后即忙不跌到处拉人入国民党，孙、黄二人甚至直接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面此时达最高境界，孙中山、黄兴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皇室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英国《旁观者》报驻京记者报道：“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何虎生、陶军谋著《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P351-P378）
孙、袁二巨头各怀鬼胎都有独专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们走共和之路“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国无疑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如。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时授予孙文大勋位，黄兴、黎元洪、唐绍仪等亦授勋位。孙拒绝领受，黄兴也跟着辞受。孙回上海，组建铁道协会，基本任用同盟会之成员，这使袁不高兴，于是准在京另起铁路协会。1913年2月10日，孙携夫人卢幕贞及一子二女、秘书等赴日考察铁路，却不料宋教仁于3月22日被刺后身亡。孙立即从日本赶回，随即开始谋划“二次革命”，兴师伐袁。黄兴反对孙的“二次革命”，他认为现在和平大局来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侦结，应该冷静处置，以免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包括胡汉民、谭延闓、陈其美在内，大都赞同黄兴的意见，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孙中山坚决要求起兵，他打算亲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黄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大失人心的做法；孙中山无奈，派人去武汉搞地下破坏活动，结果被黎元洪破获，所派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罹难；孙甚至派出朱卓文携款两万，去买通几个营连长，要他们杀掉第八师师长、旅长然后北伐。如果孙中山真的崇信民主体制，或国民党内确立了民主体制，“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此时孙中山一意孤行，显露了国民党党魁独断的威权，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内战。其实，根本无证据证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实，既然老袁已下令彻查宋案，依黄兴见解，水落石出并不难。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远没真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