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存在幸福公式，会是什么样子？爱+工作+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对268名男子进行了长达72年的跟踪调查，从他们进入大学，奔赴战场，成家立业，生育子女，到退休终老。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如果存在幸福公式，会是什么样子？爱+工作+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对268名男子进行了长达72年的跟踪调查，从他们进入大学，奔赴战场，成家立业，生育子女，一直到退休终老。堪称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全面的社会科学实验。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当格兰特研究的对象纷纷退休。韦兰特已经追踪他们有1/4个世纪，至此，他已经找到预测健康老去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稳定的婚姻、不吸烟、不酗酒、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重。

　　去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的一间资料室里度过了一个月，希望发现美好生活的秘密。这间资料室属于“成人发展研究计划”，是历史上时间最长，也许还是最昂贵的心理和社会学实验，历时七十多年。计划开始于1937年，研究对象当时都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全部为男性）。

　　从读大学、参加二战、结婚、离婚、职业升迁，直到退休，这些人定期接受身体检查、心理测试、回答调查问卷、接受采访。研究者收集的个人档案和未经编辑的字典一样厚。它们全部被锁在波士顿芬维公园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那个房间朴实无华，铺着米色地毯，挂着普通荧光灯。里面除了社会科学调查问卷，还有成堆的数据表格、一台1993年产的苹果电脑。唯一缺少的是最早用于数据分析的IBM打孔卡。

　　过去42年，心理学家乔治·韦兰特一直是这些人生资料的主要监管人、调查者兼分析者。他自己的人生也被编织进这项研究，二者密不可分。现在，韦兰特即将退休（他已经74岁），研究对象们有一半已经离开人世，仍然活着的一半已年近90岁。现在正是为这项漫长研究进行总结的好时候，为此，我需要随意查阅研究对象的资料，而从前这是只属于研究者们的专利。

　　韦兰特在年轻时爱上了纵向研究，这类研究需要在长时间里跟踪调查少数样本。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精神病中心担任住院医生时，韦兰特对两位狂躁抑郁症患者产生了浓厚兴趣。25年前他们被诊断患有不可治愈的精神分裂症。韦兰特开始寻找其他处于精神分裂症缓解期的患者的病历。“当初留下这些记录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韦兰特告诉我，“但它们是记录此时此刻的确切信息，没有经过记忆的扭曲。”1967年，在跟踪研究吸毒者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哈佛大学的“幸福生活研究”，深受震动。他说，“能够在如此充裕时间里，深入研究人生，跨越这么长的岁月，就像获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只不过观测的对象是人生。”在亲身参与这一研究，可以接触研究材料后，他像个捡到宝贝的孩子，兴奋地向自己的心理医生炫耀打开档案柜的钥匙。

　　阿里·博克是一位直率，没有废话的医生，出生于爱达荷州，上世纪30年代接管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服务部，和他的赞助人W·T·格兰特（一位百货公司经理）一起策划了这个研究项目。1938年9月，博克在文章中写道，医学研究过于重视病患；把人体分割成症状和疾病，从100个专业的角度做管窥，这样永远无法回答最迫切的问题———人要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博克说，他的研究将以“独立自主的”大学生为对象，重点研究“塑造正常年轻人的力量。”他对正常的定义是，“具有构筑成功人生的情感和心理因素。”

　　博克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集合了医学、生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各个学科的专家。通过健康数据、学业成绩和哈佛校长的推荐，最终选择了268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大多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进入大学。研究者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用所有能够获得的工具对学生们进行了测量。从主要器官功能、运动5分钟后肌肉乳酸水平到嘴唇的大小都被记录在案。当时最先进的脑电图仪被用于测量大脑活动，信手涂鸦也成为分析性格的途径之一。社会工作者挨个进行家访，收集的信息巨细毕究，包括男孩什么时候停止尿床？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性？有无家庭病史？他的父母和亲戚的状况。男孩们接受了罗夏墨迹心理测试，上交了笔迹样本，和心理医生进行长谈。他们还被扒光衣服，接受全身测量，因为根据当时盛行的全身颅相学，从一个人的身体比例可以推断他的主要性格特征。

　　博克野心勃勃，对这一研究计划寄予厚望。1942年，他告诉哈佛大学学报，他的此次研究的目标之一是“缓解这个世界的不和谐。”甚至有报道把它和苏格拉底、伽利略和巴斯的实验相提并论。事实上，一开始，研究人员大多受到各自科目的局限。从他们的研究论文标题可见一斑：《血压和年轻人健康的关系》、《男性姓名用法观察》。早期研究的最大用途也许是方便了二战征兵者挑选士兵。

　　多数纵向研究因为投资人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半途夭折。W·T·格兰特也不例外。他的耐心坚持了10年，之后就断绝了研究经费。上世纪4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注意到这一研究，并表示兴趣，资助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兰提斯追查到几乎所有（少数几个除外）研究对象的行踪。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再次陷入困境。最初的研究人员相继离开。该计划最后只剩下心理学家查尔斯·麦克阿瑟一人独立支撑。问卷调查的频率减少到两年一次。由于赞助者变成了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调查的题目也增加了吸烟习惯？喜欢什么品牌的香烟？其中一个问题“如果你从未吸烟，为什么没有？”大有引诱人尝试吸烟的嫌疑。

　　研究似乎离其初衷和伟大目标越来越远。

　　但正如韦兰特所指出的，纵向研究，正如葡萄酒一样，越来越成熟。随着格兰特研究（因为最初赞助人为W·T·格兰特，所以得名）的对象进入中年———上世纪60年代，他们进入不惑之年———其中有人取得巨大的成功。有4人曾竞选美国参议员，一人曾任总统内阁要员，一人成为总统，一人成为畅销小说作家。但是在耀眼的成功下面隐藏着灰暗的阴影。1948年，20名研究对象出现严重精神病症状。到50岁时，几乎1/3的实验对象都曾出现过韦兰特所谓的“心理疾病”危机。在哈佛毕业生成功人士的外表之下跳动的是脆弱的心脏。阿里·博克百思不得其解。1960年他告诉韦兰特说，“被我选中时，他们都是健健康康的。肯定是那些精神病专家坏的事。”

　　研究对象141号：他怎么了？

　　141号出生在富有家庭，他家的豪宅有11个房间，3个浴室。他父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医生。大学二年级时，他对自己的父亲的评价是，聪明、有趣、有耐心。“虽然偶尔会被孩子们气得大发雷霆，但从不会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他的母亲爱好绘画，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在他的眼里她“有艺术气质”，思想民主。

　　孩提时代，141号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和两个姐妹相处融洽，经常上教堂。每年年末，他和主日学校的同学一起研究社区里的贫困家庭，决定圣诞礼物篮子该送给谁家。垃圾工人的妻子听说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后伤心地哭了。但他很快就战胜疾病，恢复健康。他说，“我的人生中从未出现过大问题。”社会工作者家访之后认为，141号的家庭“美满和睦。”

　　在哈佛，他依然耀眼。“也许比其他格兰特计划的孩子更出众。”研究者评价说，“他展示了超人的个性：稳重、有智慧、良好的判断力、健康、理想远大。”基本上研究者们都被他所征服，成了他的粉丝，形容他是“最可能达成理想的人。”在空军短暂任职后，141号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他说自己从事的是能帮助别人的职业。“我们的人生只是暂时借给我们的，我们有机会和特权最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

　　结果呢？他结婚后，接受了一个海外的职位，开始吸烟、喝酒。1951年，在31岁时，他写道，“说到我的心理面貌，一个逐渐显露的重要特征是‘敌意’，在早年，我曾以没有这样的阴暗思想而自豪，但现在看来，它们只是被深深隐藏起来，我不愿意并害怕面对它们。”到35岁左右，他几乎消失影踪，不再反馈调查问卷。“拜托，拜托……让我们了解你的消息，”1967年韦兰特在给141号的信中恳求。他回信说会去大学拜访他，会认真填写最后一份调查问卷，可是，当研究者再次得知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因为突发疾病去世。

　　韦兰特医生找到了141号的心理医生。医生说，他似乎无法长大，他和一个有精神病倾向的女孩发生婚外情，变得越来越不修边幅。他对父亲日益不满，觉得他冷漠，霸道。他对母亲的评价也从民主变成了专横。她让他觉得自己是那个显赫家庭的耻辱。他的父母最终离婚。

　　在最后的日子里，141号“无法安定下来，”据一位朋友说，他“漂泊不定”，住在船上，吸大麻，但仍然保持幽默感，喜欢毫无预兆地朗诵拉丁诗歌，参加过各种心理治疗小组，有时参加和平示威。这位朋友还说141号是他遇到过的“最复杂，又最有魅力的人之一。”141号的讣告写得很漂亮，他被描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战斗英雄、和平斗士、棒球迷。

　　在韦兰特所有的著作中，格兰特研究对象的身份一直保密。少数几人公开承认自己是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在他的自传《美好人生》的开篇就讲到他第一次拜访格兰特研究办公室。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也是研究对象之一，但他的资料早已被调走，直到2040年方能解密。当然，身世显赫死于暗杀的肯尼迪绝非博克所设想的“普通人”。然而，这更能说明问题。研究者的初衷是把人生分割开来，摆放在一片片玻璃载片上，准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但是，人生太庞大、太古怪、太多悬念、太多矛盾，无法被装进一个简单的“成功人生”概念。阿里·博克想要一个简单的是否答案。但事实证明，对于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用“是”或“否”来回答。研究对象的人生复杂而充满矛盾，研究方式也不同于普通科学实验，需要一个故事叙述者的想象力和圆滑技巧。

　　格兰特计划在乔治·韦兰特身上发现了讲故事者的技巧，而韦兰特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数据。韦兰特身材高大，一头银发，有一对擅长表达情感的眼睛和一个深沉的嗓音。他出身豪门，颇有贵族气质，但又像许多心理学家一样感情外露，有些心不在焉，不拘小节。一位同事回忆他曾穿着拖鞋去上班。像他的许多研究对象一样，韦兰特的天赋和才能也被需求和痛苦所塑造。韦兰特出生于1934年，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大萧条时代，他家还有一名护士、一名女仆、一名厨师。他的父母的爱情故事像童话一样浪漫。他们在墨西哥城相遇。她是一位美国银行家的女儿，他是一名发掘阿兹特克人文物的考古学家。乔治两岁时，他父亲“从印第安纳·琼斯变成了普通上班族，”他先后担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说，他是个成功的人，很少表现出自我怀疑或抑郁。但是，1945年，他却突然自杀了。他妻子在游泳池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旁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嘴里有一个致命弹孔。他的大儿子乔治当时只有10岁。

　　很快在悲剧周围落下沉默的帷幕。“按照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传统，”韦兰特说，“对这事的处理原则是，‘尽快把它放到一边。’”他的母亲苏珊娜·贝克·韦兰特带着孩子迁居亚历桑那州。“我们再也没有回去过。”乔治的弟弟亨利·韦兰特说，“我们甚至没有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好像从此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

　　几年后，韦兰特家的邮箱收到哈佛大学寄来的他父亲的校友会请柬。乔治把请柬带在身上好几天，不时拿出来看一眼，上面有他父亲的同学们当年的照片和当时的近照。短短篇幅之内，20岁的青年变成了中年人。那时，乔治的心里就埋下了纵向研究的种子。1967年，格兰特研究的对象返回大学参加第25次校友会。韦兰特33岁。他将用余生跟踪这些人的人生。

　　韦兰特广泛的专业知识和本人复杂的性格最终在研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他在马萨诸塞精神健康中心担任住院医生，之后又就读于波士顿心理分析学院，他称那里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殿堂”。他学会了各种正统理论，包括用文学方法解读人生。与此同时，他也接受过严谨的实验科学培训，曾在斯金纳实验室担任过两年实习生，主要研究鸽子和猴子的神经传递素水平。

　　心理分析学的基调是悲惨的；弗洛伊德认为“正常”是“理想主义的幻想”，还公开宣称只要能把“歇斯底里的痛苦变成普通的不愉快”就很满足了。与之相对的，现代社会科学却乐观地相信人生的秘密能够被赤裸裸地剖开。韦兰特是一个带悲观色彩的乐观主义者，这不仅指他的经历也指他的品位。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封他手下的住院医生写给后辈的信。建议他们多读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玻璃动物园》、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因为，韦兰特常常会引用这些晦涩的文学作品。韦兰特还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和黑色幽默作家查尔斯·亚当斯的卡通。当他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喜欢给他们讲一个阴暗的童话故事。说一群住在伊甸园里的随遇而安的小熊遭到更聪明强大的外来熊族侵略，沦为奴隶。“这个故事让我嚎啕大哭，”韦兰特的女儿安妮回忆说，“我父亲却觉得它很有趣。我想他大概是要告诉我‘这就是人生现实。’”

　　虽然喜欢戳穿理想主义的肥皂泡，但韦兰特的性格中乐观的成分居多。他说有个故事最能概括他的乐观性格：一位父亲在圣诞前夜分别把一块金手表和一团马粪装进了两个孩子的袜子。第二天早上，第一个孩子拿着金表来找父亲，愁眉苦脸地说，“爸爸，我不知道该拿这块表怎么办，它太脆弱了，很容易坏。”另一个孩子兴奋地大叫说，“爸爸！爸爸！圣诞老人送给我一匹小马，能找到它藏在哪里就好了！”

　　这个故事命中韦兰特对研究所采取的角度。他提出的核心问题不是研究对象在人生中遭遇的麻烦多少，而是他们如何应对这些麻烦。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适应性”，或者说对痛苦、冲突和危机的无意识反应。安娜·弗洛伊德在其父亲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说，适应（又叫“防御机制”）是无意识的思想和行为，它们能够塑造———也有人认为“扭曲”一词更为恰当———一个人对现实的认知。

　　韦兰特解释说，防御是基本生理反应，只不过是心理上的。就好比，我们切伤了皮肤，血液会立刻凝结。类似的，当我们遭遇无论大小挑战———亲人的去世或鞋带断掉———防御机制引导我们游过情绪的沼泽。正如凝结的伤口可以让我不至于流血致死。防御机制既可以成为救赎，也可以毁掉我们。韦兰特把防御由坏到好，分成4类。

　　最底层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说是“病态”的适应，比如妄想狂、幻觉、夸大，虽然对于动用这些防御的主体，它们可能是一种适应现实的手段，但在其他人看来却是疯狂。紧接着上面一层是“不成熟”的适应，具体表现包括被动攻击、忧郁症、想入非非。它们虽然不像病态适应一样让人孤立，但也有让人无法亲近的效果。“神经质”的防御在“正常”人中并不罕见，包括理智化、情感抽离、压抑，韦兰特说具体表现可能是“貌似无法解释的幼稚行为，记忆空白，或者无法接受某些感官信息。”最健康，或者说“成熟”的适应包括无私、幽默、未雨绸缪、升华（为情感找到宣泄口，比如把攻击性用到体育运动中）。

　　韦兰特认为“适应”源于痛苦经历，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断完善。以格兰特研究中的两名男子为例，暂且把他们分别叫“大卫·古德哈特”和“查尔顿·塔里唐恩。两个人都在孤独和恐怖环境中长大。古德哈特生长在一个蓝领阶级家庭，有一个顽固的酒鬼父亲，母亲”神经质、易怒、爱焦躁不安，是个杞人忧天的人。“塔里唐恩家庭比较富裕，住在条件优越的郊区，但他同样有个嗜酒如命的父亲，他的母亲郁郁寡欢，一副随时想要自杀的样子。古德哈特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韦兰特认为他是”成熟“适应的典范，擅长寻找情绪宣泄口。在古德哈特40多岁时，格兰特研究评定他是所有研究对象中心理适应性最好的人之一，心理健康程度位居第5名。与此同时，塔里唐恩却排在倒数第5名。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不再行医改为政府工作，3次离婚，习惯用酒精和药物麻醉痛苦。韦兰特认为他是”神经质“和”不成熟“防御的代表。长期吸毒后，塔里唐恩在53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古德哈特活到70岁。虽然他晚年发福，变得迟钝，讣告上仍然盛赞他是民权运动的英雄。

　　心理学研究大多强调区分健康和疾病。“社会焦虑障碍”和害羞是不同的。抑郁被认为是一种认知错误。相比之下，韦兰特的工作把健康和疾病视为共同空间中的不同气候。“多数所谓的精神疾病，”韦兰特写道，“只是反映了我们‘不明智’的防御机制部署。如果我们正确使用防御，就会被认为是精神健康、幽默、尽职、有创造性、无私的个体。如果我们错误使用防御，心理学家就会将我们诊断为病人；邻居会认为我们不好相处，社会会给我们贴上不道德的标签。”

　　这些观点是在长期漫长过程中形成的。而医生们注重于解决某个时期的问题，相比之下，韦兰特就像个传记作家，试图理解整个人生———或者说他看得更远，视野更广阔，更像试图总结一个时代的人类学家或博物学家。他说，好消息是，疾病———和人一样———有一个“自然发展史。”毕竟“病态”防御在蹒跚学步的幼童中相当普遍；儿童时期的心理防御机制大多是“不成熟”的。它们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在青少年时代，格兰特研究的对象比成年后更容易使用不成熟防御，但在中年后，他们更可能使用成熟防御———这样的进化过程持续到老年。韦兰特发现，在50岁至75岁时，无私和幽默越来越普及，而不成熟的防御日益罕见。

　　这意味着，单单窥探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或片段往往会造成误导。一个20岁的无私模范也许是一个情感天才，也许只是一个比同辈们更擅长逃避现实的人。另一方面，一个20岁出头的人如果表现出令人无法理解的伤感，他也许正在大步朝成熟迈进。

　　比如格兰特研究对象中有个“戈德弗雷·米诺特·卡米尔医生”，他是个爱惹麻烦的年轻人，老是在哈佛大学医务室抱怨自己有这种那种暧昧症状，校医宣布说，“这个男孩正在朝神经病发展。”他生长在一个缺少关爱的环境中，6岁前一直独自一个人吃饭，回忆自己的孤独，他总是滔滔不绝，措辞让人心碎。一名研究者建议他说：“如果滑落到绳子的末端，那么就打个结，继续支撑下去。”他回答说，“但是结早就打了，我撑了那么久。”从医学院毕业后，他曾尝试自杀。

　　在心理治疗和时间的帮助下，他的忧郁症减轻，开始显露“转移”防御，即是把注意力从痛苦的根源转移到其他地方。当他的姐姐去世后，他把一份解剖报告邮寄给格兰特研究办公室，还留下一张便签说，他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一条新闻”。当另一位家庭成员去世后，他报告说：“我得到了母亲留给我的遗产。”

　　对卡米尔而言，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似乎是一种防御进步。35岁时，他因为感染在医院里住了14个月，得到他所谓的精神上的大彻大悟。他写道，“有个名字打头字母是S的人很关心我。”后来，他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把自己的需要转变成服务。他说他喜欢心理治疗“既疏远又亲近”的感觉———并且还能获得经济报酬。韦兰特评价说，“最后，在40岁时，愿望终于变成行为。”

　　在2002年出版的《优雅地老去》（AgingWell）一书里，韦兰特又谈到这名男子的故事。这次他给他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特德·默顿。（韦兰特的书中，研究对象们都有华丽的假名，比如贺瑞斯·兰姆、弗雷德里克·莱恩、比尔·洛曼，等等。）韦兰特试图用默顿的例子说明，成熟的适应好比人生的炼金术师，有着把感情危机、痛苦锻造成良好人际关系、创造力和成就的神奇力量。“这样的机制，如果打一个比方，就像牡蛎遇到入侵的沙粒，最终却能把沙粒转变成夺目的珍珠。”他写道，“人也会面对各种干扰和侵袭，无意识地发起反击，激发出有创造性的行为。但”创造性“并不等于安逸。55岁至60岁时，默顿又患上严重抑郁症。第一次他需要住院治疗。第二次发病正巧碰上离婚。他失去了”妻子、存款、工作，甚至还有职业上的朋友。“

　　研究对象158号

　　158号是一个来自蓝领阶级家庭的性格温柔的英俊男孩。给研究人员留下乐观、沉稳、外向的印象。心理医生在报告中写道：“我的感觉是，这个孩子将会成长为正常、适应性强———活跃、积极向上的成年人。”

　　大学毕业后，158号继续学业深造，开始攀登事业的高峰。他娶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两人常一起演奏钢琴。最后他们有了5个孩子。当问到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时。他回答，“我感觉不像在工作，而是兴趣所在。我知道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样的。”25岁时，当被问到，“是否有任何个人问题感情冲突，”他回答，“没有。”根据档案上看，他是个聪明、理智、勤勉的人。“这个人总是用一张笑脸面对世界，”1949年，心理医生在家访后总结说。根据当年的调查问卷，他得到一种“感觉……158号在工作上并非觉得一切尽如人意。”但是，他没有抱怨。在第25次哈佛校友会上，韦兰特在和他见面后评价说“是个沉稳的人。”

　　两年后，49岁的他已经掌管着一家重要机构。然而职业的压力却让他不堪重负。当被要求简短评价目前工作时，他写道：“要对一切负责，一切错都算到我头上。无论干什么都是错的。好像狩猎场里任人宰割的鸭子。只要是只鸭子，哪一只都一样。”除了工作上的麻烦之外，他的母亲患上中风，妻子被诊断患了癌症。3年后，他不得不提前辞职，以免被炒鱿鱼的羞辱。那年他52岁。从此再没有工作，回家靠股票和退休金养老。

　　7年之后，韦兰特再次采访158号，感觉到“他依然对自己的被迫辞职耿耿于怀。”4年后，两人再次重提这个话题，他依然愤愤不平。又过了4年，情况依旧，“似乎对于他，时间停止了在他辞职的那一刻。”韦兰特写道，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他对待第二个妻子就像对待“一只穿旧的鞋。”

　　但158号认为自己是快乐的。74岁时，他再次收到问卷调查，其中一道题目是：“你是否曾经陷入人生低谷，觉得什么都无法让你振作起来？”选择答案有“一直、有时候、从未。”他回答，“从未”。另一题问，“你是否觉得平静安宁？”他回答“一直”。两年后，问卷又问，“许多人希望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有智慧。是否能举例说明你从生活中学到的智慧？”他回答说，童年患过小儿麻痹症和白喉，病愈后，他学会了“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期待失败。如果失败来临，不要哭。”

　　随着人的年龄增加，是什么让他们能继续工作，继续去爱？当格兰特研究的对象纷纷退休。韦兰特已经追踪他们有1/4个世纪，至此，他已经找到预测健康老去（心理和身体上）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稳定的婚姻、不吸烟、不酗酒、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重。在106名研究对象中，50岁时，符合上述5至6个因素的人之中有一半在80岁时过得“健康而快乐”，只有7.5%觉得“悲惨而病弱”。与此同时，50岁时，上述因素中只满足3个或更少的，到80岁时，无一人过得“健康快乐。”7个因素中，只符合3个或更少的人，即使在50岁时身体还很健壮，80岁时死亡的几率却比符合5个因素以上的人高了3倍。

　　哪些因素是不重要的？韦兰特在分析后得出一些惊人的发现。50岁时的胆固醇水平和老年的健康毫无关系。社会适应能力和大学时代及青年时期的心理评价有很大关系，但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童年的性情似乎也没有任何预见作用：害羞、忧虑的孩子在青少年和成年初期可能比较难过，但到70岁后可以和外向孩子过得一样健康快乐。韦兰特总结说：“如果你跟踪调查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现决定健康生活的因素也在改变。在一定年龄你需要注意自己的胆固醇水平，一定年龄段后可以完全忽视。”

　　格兰特研究还发现了其它一些惊人结论。通过大学时期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后期生活的心理健康，远远比预测身体健康更加准确。抑郁症确实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在50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中，超过70%在63岁时或已死亡或者重病缠身。此外，相比乐观者，悲观者的身体更容易生病，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较少和他人交往，或不擅长照顾自己。

　　在格兰特研究对象中，80%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韦兰特得以研究战争对人生的影响。那些曾经历恶战，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更容易患慢性疾病，并比那些未曾参加战斗或未曾遭遇激烈战事的人寿命较短。战场上受伤的严重程度可以精确预计未来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可能性，这听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驳斥了PTSD只是原有心理毛病受刺激后被呈现出来的理论。韦兰特还发现，根据最初采访时心理学家对研究对象性格的判断，能相当准确地推测他未来会成为民主党（性格特征包括敏感、有修养、自省）还是共和党（实际、有条理）“。

　　酗酒是韦兰特感兴趣的话题之一。目睹一个个的案例后，他发现，酗酒在多数情况下是事情的起因，而非结果。“人们常说，‘那个可怜的人，老婆离开后他开始酗酒。”韦兰特说，“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实际情况是，他先开始酗酒，然后他老婆才离开。”韦兰特就这个题目专门写了一本书《酗酒的自然史》。

　　韦兰特另一个主要兴趣是人际关系。“社交能力”，他写道，“比智力或父母的阶级地位更能决定老年的幸福。”温暖的人际关系是必须的———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关爱，那么还可以从兄弟姐妹、朋友、导师哪里获得关爱。韦兰特发现，一个男人在47岁时的人际关系，比“防御机制”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预见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良好的兄弟姐妹关系作用似乎尤其强大：65岁时生活健康幸福的男人中93%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姐

　　妹或兄弟。2008年3月，韦兰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你从格兰特研究的对象身上学到了什么？”他回答：“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纵向调查由于资金断流，研究对象失踪等等原因很少能保质保量地坚持下去。而韦兰特通过联邦津贴、私人捐款等方式确保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体检，每15年进行当面访问。从一开始就参与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刘易斯·戴维斯一直帮助研究对象的持续参与，事实上说服他们并不困难。格兰特研究的对象们以参与这个社会科学实验为傲。

　　韦兰特还接管了另一项研究。它开始于1939年，由犯罪学家谢尔顿和埃莉诺·格鲁克夫妇创立，研究对象是波士顿贫民区一群少年犯。与之对比的还有另外一群非少年犯，但两组孩子成长环境相似，家庭贫困，父母都是外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上世纪70年代，韦兰特和他的手下找到了大多数非少年犯，因此，今天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包括两个团体：“格兰特小组”和“格鲁克小组”。韦兰特还采访了曾参与斯坦福特曼研究的工作人员。特曼研究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追踪加利福尼亚一群高智商小孩。

　　和格兰特的数据不同，格鲁克研究显示，童年时代的勤勉程度———比如是否打工、是否参加学校俱乐部或者体育运动队———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预言成年后的精神健康状况。“我们做什么，”韦兰特总结说，“会影响我们如何感觉，反之亦然。”

　　有趣的是，虽然格鲁克小组比格兰特小组成为酒鬼的可能性高出50%.但他们最终戒酒的可能性也更高。“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韦兰特说，“睡在高架桥下更容易让人意识到他是个酒鬼，而每天在私人俱乐部喝得烂醉如泥的人却难得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韦兰特试图尽量忽略两组人的差异。比如，他承认，虽然格鲁克小组成员在68岁至70岁时的死亡率已经相当于78岁至80岁的哈佛小组成员，但这个差异主要是教育程度低、肥胖、酗酒、吸烟所造成的。“当这4个变数得到控制，”他说，“相对地他们父母所属的阶层、智力和目前收入状况并不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很难“控制”的变数。韦兰特指出，70岁时，受过大学教育的格鲁克小组成员和哈佛毕业生一样健康。但是，只有29名格鲁克小组成员读完大学，仅占6%.

　　经过了如此长的岁月，格兰特研究见证了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每个时期关注的重点和研究方式都不相同。上世纪30年代，阿里·博克的工作受到“体质医学”运动的影响。50年代中期，查尔斯·麦克阿瑟接管后，主要关心通过心理测试如何帮助人们找到适合他们的职业。韦兰特用统计法求证心理学理论，反映了60年代末的学术时尚。

　　当弗洛伊德被生物精神病学和认知心理学所取代，韦兰特的工作也面临危机。但是到90年代末，“正向心理学”的潮流让他的研究起死回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推动下，正向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幸福生活”主张被学术界和公众所接受。韦兰特成为这一领域的“教父”。他比其他人更早提出，心理学不仅能治愈疾病，也能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但在许多方面，他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就像个捣蛋分子。去年10月，他给塞利格曼的学生作演讲，谈正面情绪———敬畏、爱、同情、感恩、宽恕、愉悦、希望和信任———的力量。“幸福指南说，‘尝试幸福，你会发现这样做比痛苦更舒服’，这样说绝对没有错。”他告诉同学们。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告诉心理医生，他们会故意穿过马路，回避一个昨天才表扬过他的人？

　　事实上，韦兰特解释说，相比负面情绪，正面情绪让我们更脆弱。一个原因是，正面情绪是针对未来的。而恐惧、悲伤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保护我们免于攻击，或在痛苦的时候博得同情。感恩、愉悦的情绪，长期来看可以为我们换来健康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但短期内却会将我们置于风险之下。这是因为，负面情绪可能伤人，正面情绪却可能被人所伤，被拒绝，导致心碎。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名格兰特研究对象。一名医生，深受爱戴的丈夫和父亲。“在他70岁生日时，”韦兰特说，“他刚退休，结束行医生涯。他的妻子悄悄联系了他的许多病人，问他们‘你能给我丈夫写一封感谢信吗？’不久，她就收到100封充满深情厚意，附带着照片的感谢信。她把它们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丈夫。”8年后，韦兰特采访这位医生时，他把盒子从书架上取下来，对韦兰特说，“乔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个，”男人说着哭了起来，“但我是永远不会读它们的。”韦兰特总结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容忍被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转B06版）

　　研究幸福的科学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结论：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婚姻和信仰可让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结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点”———一个人多数时候的快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绝对）决定我们幸福与否。

　　书店货架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幸福生活指南”。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去30年，在全球幸福生活调查中，丹麦一直高居榜首。但丹麦人看上去并非乐呵呵的类型。如果问一个美国人“最近过得怎么样？”，他大多会说，“挺好。”如果问一个丹麦人，你会听到，“还可能比现在更糟。”“丹麦人通常对未来期待不高（很现实）。”一群丹麦学者总结说，“结果，年复一年，他们惊讶地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比他们预料糟糕。”

　　当然，研究幸福的科学家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结论：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金钱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婚姻和信仰可让人更幸福（也可能是恰好相反：幸福的人更容易结婚或有信仰）；天生的幸福“基点”———一个人多数时候的快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但非绝对）决定我们幸福与否。但是，为什么自我感觉最幸福的国家，自杀率也是最高的？为什么一方面养育孩子被认为辛苦讨厌的差事，另一方面，人们却认为子女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源泉？科学家们依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研究对象218号

　　第一眼看上去，218号堪称格兰特研究的楷模。根据韦兰特医生的精神健康“十项全能”测评———18岁至80岁期间对心理素质进行的10个方面的评估，包括21岁至29岁评定的个性稳定性；70岁时评定的社会支持度———218号在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

　　他的秘诀究竟是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力？在大学一次事故后，他打着背部夹板回到校园，看上去依然乐观健康。他在感情上似乎也有着超常的坚韧。13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最好的朋友私奔。一年后两人重归于好，但是依然争吵不断，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社会工作者家访时，他轻描淡写地提到父母的离异说，“这没什么，就好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有一天我也想尝试闹点婚姻问题。”

　　二战期间，218号参与了一项重要的武器研究，战后，他研究生毕业，然后结婚。岁月流逝，他和妻子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母亲却一直是个问题人物，后来被诊断患有狂躁抑郁症，多次入院接受电疗。除了这一点不和谐之外，他似乎和生命中其他重要人物都相处融洽，并对外祖父有着尤其深厚的感情。

　　他的档案显示，他人生中唯一的小小遗憾是职业选择。大学时代，他憧憬未来要赚大钱，另一方面又怀疑也许当医生更有前途。战后，他觉得自己对金钱不再像从前一样执着。33岁时，他在调查问卷中说，“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我确信自己应该当医生———但现在太晚了。”44岁时，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考虑是否去高中教书。他似乎觉得“他这辈子对人类没有做过真正的贡献。”74岁时，他再次重申，如果可以重活一次，会选择行医。事实上，他的父亲曾建议他当医生，以此逃避兵役。结果适得其反，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

　　1987年，63岁的218号在问卷中写道，“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不希望改变生活中任何东西。”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在自欺欺人。他自己也无从知道。根据韦兰特医生的心理适应理论。我们对付现实的方法是扭曲现实，只不过我们在无意识地这样做。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一大堆更多的问题冒出来。

　　218号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烦恼。当被问到“是否有什么信仰、哲学理论帮助他度过人生困难？”他回答说，“这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个爱自省的人。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也许可以说一种哲学）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或者像《圣经·传道书》中说的一切都是‘捕风捉影’，反正，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事情让我觉得痛不欲生。”

　　研究对象47号

　　他是个典型的反英雄，是个破坏分子。从个人档案的第一页看，他就是个性格让人侧目的人物。在社会工作者的办公室里，他笑得旁若无人，一边还使劲拍打扶手椅。采访他的人刘易斯·格利高里在档案中写道，“他似乎觉得‘家庭特质’很可笑。他有一种让人愉快的即兴式幽默……很有感染力。”他自己在问卷中说“如果你对我的家人说我是个‘正常孩子’，他们会笑掉大牙。”

　　他逃避战争，拒绝服兵役。在1946年的调查问卷中写道，“我回答了太多问题，现在我想问你们这些家伙几个问题。你们凭什么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应社会“？幸福？满足？充满希望？如果这些人拼命去适应一个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里把这个世界毁掉的社会，那么该去如何看待这些适应者？”

　　他结婚早，干过各种零工，还曾经去一家医院当实验“小白鼠”，研究题目是“遭遇海难后人的生存”。那时候他对医院精神科病房里住的“疯子”倍感兴趣，思索着能否逃脱“WASP茧子”的束缚。后来他进入公共关系行业，生下3个孩子。

　　他说想当个作家，但那似乎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美梦。他开始酗酒。在大学时，他是无酒精派对的灵魂人物。1948年，他开始喝葡萄酒。1951年，他养成不时小饮一杯的习惯。到了1964年，他在问卷调查中写道，“我吃得太多，抽烟太多，喝酒太多，喝咖啡太多，运动太少，得尽快改变这个状况。”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害怕改变习惯会打破平衡。“对于一个神经质的人，我算是适应良好的了。”

　　离婚后，他搬迁到大陆另一头，第二次结婚又离婚———他为情妇离开了第二个老婆，情妇又离开了他———接着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然后他开始写作，成了全职作家。格兰特研究的问卷调查上也留下他的不少出众笔墨。有道问题是，“什么信仰支撑你走过艰难时光？”他写道，“重要的是爱和尝试，哪怕爱和尝试的结果很蠢、白费劲，或者根本看不到一丝痕迹。”当被问到格兰特研究对他的影响，他回答，“只是多一个证据说明，我是上帝的宠儿，不过，我其实不再需要这样的证据，多谢。”

　　上世纪70年代初，韦兰特医生登门拜访。那时47号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房间里有一张旧沙发，一台破打字机、满水槽脏碗碟。他再次问韦兰特，他对“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他最喜欢《悲哀与怜悯》（TheSorrowandthePity）这部影片。在片中，格兰特研究所定义的“正常人”都和纳粹狼狈为奸，而“怪人和同性恋却加入了抵抗军。”他建议韦兰特医生去读一读约瑟夫·海勒的书，了解一下传统成功商人的悲哀。

　　韦兰特在他的笔记中写道，47号“的精神状态似乎自相矛盾。”显然他患有忧郁症，但看上去却精力充沛，洋洋自得。“在战争年代，他也许能成为抵抗军领袖，他似乎确实是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好奇的韦兰特将自己的部分手稿寄给47号，征求他的意见。他答复说，“数据部分引人入胜，分析手段非常复杂。但最终的判断和结论过于简单。”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想象某个可怜的王八蛋达到了你所定义的成功标准，……退休后移居风景宜人的热带，整日盯着窗外的海洋，等待下一次心脏病发作，一边思考他这辈子到底少了些什么。一个人在临死前一刻，带着满足的微笑想，”哇，我这辈子算得上物尽其用了。“另一个人在死前还念念不忘地想坐时光机器回去完成某个未竟事业。这两种人生又有什么区别？”

　　218号后来成为勤奋高产的作家、一位重要的同性恋权利斗士。晚年，他和父母、子女、前妻的关系得到改善。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依然嗜酒。他解释说，拴了一天，晚上也该把狗放出来遛一下。

　　1981年，格兰特研究的问卷调查问“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你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于人，如果有，会寻求谁的帮助？”他回答，“我已经认识到，‘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但没有用还添乱。你能相信阿里·博克会怎样帮助我吗？所谓的‘以帮助人为职业的专家’通常是主流文化追随者，比如牧师和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和韦兰特除外）。”

　　与此同时，韦兰特医生在记录中这样评价47号：“我的头脑中还在争论，我无法预知他是否特例，他能否打破所有精神健康规则，酗酒如命依然得到善终，或者最终以悲剧收场。只有时间能够得出结论。”韦兰特劝他戒酒。不久他摔下楼梯死了，死时64岁。验尸报告说他血液里酒精浓度极高。

　　说到适应人生，47号像侦探小说一样让人无法猜测结局。韦兰特仰慕他的无私、高尚和雄辩。但也担心“他和死亡、自杀、贫困走得太近”。他反驳说，“当然，死亡是最准确的预测……见鬼，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死了。如果不幸言中，让所有人知道……尤其在人生的最后5年———‘我肯定是透彻地活过了！’”

　　幸福的生活有标准吗？我们能否笼统地评价说，谁谁谁曾拥有“幸福的人生”？有时候，韦兰特像科学家一样冷静地陈述事实。在《人生适应》一书里，他写道，“作为发现真相的途径，实验当然比直觉准确。”更多的时候，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在同一个段落里，他写道，“他们的人生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太人性化，对统计数字而言太优美，对医学诊断而言太悲伤。”在一次对话中，他形容格兰特研究的文档就像几百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我问他，人是否会改变。他的研究教给我们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道理。他回答，“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波士顿，读一读这些俄罗斯小说？”

　　确实，人生———无论是戏剧化的，可悲的，让人深省的，还是疲惫透支的———有其独特的振动频率，数据和图标是永远无法与之同步的。透过那些记录在泛黄纸张上的文字，似乎能听到这些男人的声音，看到岁月流逝时代的变迁（他们投了谁的票，杜威还是杜鲁门？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学生示威、嬉皮士和吸毒问题？），看到秘密曝光（有一个人直到70年代末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像这样深度而私密的人生报告确实够得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