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作者：夏双刃辜鸿铭是晚清最大的异类！当中国人首次形成崇洋媚外民族性格的时候，辜鸿铭以他独特的洋出身，成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时代”里的大明星。他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一身囊括四洋不算，还号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葡萄牙、马来亚等9种语言，得了13个博士学位，何止前无古人，差不多要后无来者了。很多人说他是疯子，但一个人能做这样的疯子，此生也不枉了。不闻当年来北京的洋人，口口相传着一句话：“到北京宁可不看三大殿，也不能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价值，在于他的见识。晚清朝野，沉沉暮气，虽然也有一些朝气，但暮气的固然行尸走肉一般，朝气的也大多南辕北辙之辈。真正有见识的凤毛麟角，如郭嵩焘，一个见过世面、有思想、说真话的士大夫，本应是湖南人的骄傲，却被湖南人肆意侮辱为汉奸国贼，狼狈而死。当年郭嵩焘作为外交官，饱览欧洲文明之后，不由感慨：“孔孟欺我也。”这句话虽然不太有名，但较之后来陈独秀、胡适、鲁迅的那些名言，只怕更有分量————因为这是从一个标准士大夫而不是小愤青的口中说出来的！我看到这句话，是在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客卿，客随主便，结识了大量高级官员和上流人士，如端方、文祥、张謇、袁世凯、盛宣怀等，甚至外国政要，如伊藤博文。辜鸿铭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轻松而入骨的评价，有的评价甚至是当面指出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现代官员所不具备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尊重士人。像辜鸿铭和张之洞为例，张是封疆大吏，辜是幕僚，吃穿用度皆仰赖张氏，但二人绝非主仆之份，而是亦师亦友。幕僚是师爷，是军师，是良师益友，在官场中有很高的地位。作为张的幕僚，辜鸿铭当面指摘这些朝廷大员的缺点，对方即使不快，也只能付之一笑，这并非看张的脸色，而是当时的官场文化使然。我们今天的官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听取反面意见，除非对方是上司，或者势均力敌的同僚。中国原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宦官政治，现在已经全面化、完全化、正式化。现代中国，既不会有寇准、海瑞，也不会有李鸿章、张之洞。但是，晚清官场和现代官场，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晚清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地方。有人拈出“后清”这个概念，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且看辜鸿铭是怎么说的吧：辜鸿铭对他的衣食父母张之洞，有很多毫不客气的评价。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莫过于批评张之洞“夙夜在公”了。张之洞天天办公务到深夜，誉之者说“夙夜在公”，非之者说“起居无节”。辜鸿铭指出，《论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使民以时”，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髓所在。可惜的是，能把这一条箴言贯彻好的，不是张之洞等熟读《论语》的中国官员，却是西方政府。张“夙夜在公”，这诚然是“敬事”；但张“起居无节”，却是“无信”，更做不到使人“以时”。辜鸿铭认为：如果官场上下都能做到敬事而信，则大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夙夜在公。（按，这个“夙夜在公”出自《诗经》，是一个小吏在疲于奔命时的不平之鸣。）我没有接触过现代西方官场，却对香港政府略知一二。香港政府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却不会出现“夙夜在公”的情况。每年7、8月份，是香港公务员休假的高峰期，因此港府安排重要事项皆回避这个时期。在香港，“使民以时”贯彻得很好，香港公民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都享有充分的私权。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自身私权经常得不到保障的人，会去尊重别人的私权。对于中国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特殊官场，领导的一言一行都是金科玉律，根本不存在对私权的尊重，根本不存在公信力。偏偏领导只有在单位才是领导，在单位大包大揽，下班不愿意回家，由此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政府，只有无休止的会议、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虚文缛节、无休止的阿谀逢迎，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效率低下，体制呆滞，比士大夫主政的晚清官场犹有不及也。其次一条。辜鸿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加了一个“官官商商”，实为灼见。他说自古以来，士大夫都不爱理财，对王安石这种“言利”之徒嗤之以鼻。但是天下之财，却又不可不理。他转而却抛开这个正论，去批评当时的“理财”，说明为“理财”，实际上是“争财”，而“争财”的要点，在于官商勾结，即所谓“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他因此提出将“官官商商”置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为士大夫共戒。所谓“官官商商”，就是要封闭官商苟且的渠道，让官好好地作官，商好好地经商。而如此一来，商富而官贫，总是不公。他认为“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虽然到不得已时，要“宁可伤廉，不可伤仁”，但是“中饱”、“中饿”都是弊病，最好都不要出现。因此，他对张之洞的清廉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本就起居无常，常连夜办公，还要让下僚自己备饭，长年累月如此，自然是侵犯私权的。现代官场的官商勾结，与晚清没有本质区别。晚清官场尚有大量清流士大夫，鄙薄商人，虽难免与商人发生利益往来，却不会让子女亲族去经商。但如今不同，因为商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而现在的官员大多以经济为尚，两者发生关系如鱼水交融。虽然有法令禁止领导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如同一纸空文。因为天下不是皇帝的，也不是人民的，而是“大家的”，一来见者有份，二来上行下效，谁也别看不起谁！看来，如果真的要“为生民立心”、“为人民服务”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则罢了，这个“官官商商”却真是一条金科玉律了。第三条．辜鸿铭在武昌见端方时，端方说他准备创办一所厘金学堂。辜鸿铭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问端方：“是不是也得办一所封疆大吏学堂？”他进而说：“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写入《论语》去鱼目混珠了。辜鸿铭见解如此，也许是出于他对自身教育经历的矜持。他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莱比锡大学、巴黎大学，都是综合类名校，所学又是拉丁文、希腊文、英国文学等曲高和寡的学问。因此对于那种培植“百艺”的专业院校，只觉汗臭熏天。这一点貌似过分，但仅就他这句话而言，却蕴含着巨大的真理价值。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发端于清末，但清末的大学堂，传统经典教育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五四运动后，传统经典逐次被取缔，仅有极少偏什残留在国文课中，整个大学教育向专业化演进。到50年代院系调整后，党委进驻高效，系科拆并，院校重组，大学教育迅速苏联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清华大学由综合类学府变成工科院校。由此，清华开始培养高级产业工人。毋庸置疑，大学教育专业化有巨大好处，尤其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存在巨大的弊端，那便是不能为中国提供文化传承的力量，而且单就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来说，也一定会后继乏力。就像黄埔军校如果只教打仗，是不可能培养出那么多名将的；而牛津之所以是长盛不衰的世界名校，难道与那句拉丁文校训毫无关系？清华呢？自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被腰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你认为清华还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么？“大师何在”，这可是上至总理、下到草民，都在探索的难题啊。也许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相比，可以清醒几分。美国在上个世纪初，也与我国现在一样，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有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等名校纷纷改变教学思路，尤其是本科的教学思路。在全社会的激烈论战中，美国高校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改革，即在本科大量引入通识教育。现在的美国名校，无论什么专业，本科生有一半时间都在学西方历史、文学经典、艺术、哲学等“看似无用”的东西，而且课程又多又密，且大多是必修课。有了这些学分，才能毕业，才能继续攻读，才能走向专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内容中也有“非西方文化”内容，而其中中国诸子哲学占很多篇幅。美国社会已经认同，只有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才具备“大学文化水平”，才够资格为社会服务。而反观我国，虽然近年来，“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引入，但我们的通识教育存在着诸多弊病，如大多为选修课，如以西方文化为主，等等。即使有中国古代经典阅读课，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文言文本来就很无趣，既然是选修课，自然乐得不上。那么，这样的“通识教育”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再来端详一下辜鸿铭的这句话——“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他本来也举了个例子，意思是培养人才就像磨刀，只要刀子磨好了，不论牛肉羊肉都可以割，而不必为牛肉制一刀，为羊肉又制一刀。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大恰当，不过现在的大学教育确实太像职业教育了。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立宪学说，辜鸿铭轻描淡写地指出，实际上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已经有很精确的立宪思想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就“虽不立宪，亦是立宪。（尤其“宫中”、“府中”的区分，与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关系趋同，诸葛亮真超前。）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而“宜开张圣听”一句，则是请开国会的意思。因此，《出师表》就是一篇立宪请愿书。他此说自有揶揄之嫌，不过诸葛亮这几句话，却是中国千百年来谁都没有做好过的。便是诸葛亮当时，蜀汉只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将一定是个“和谐社会”了。而辜鸿铭还提出了立宪政体必须注意的一条，即不能姑息百姓之奸。当时地方官员办事，很怕学生和群众闹意见，和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对此，辜鸿铭用《尚书》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意为既不要违反道义去取悦百姓以博取时誉，也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公民意识高企，而公民素质不符的时代，如果事事都要迁就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官员虽可以博取暂时的名声，却必将有害于更多更大的群体。辜鸿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处处迁就民众的立宪政体，可以说是“马拉马夫政体”。这算得上一条卓见。此外，辜鸿铭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如他将官场的溜须拍马，比作“生祭文”，因为古人只有在谀墓时才会如此下作。如他说当今官员有“三待”，以匪徒待百姓，以罪犯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如嫖娼现象应该由教化来改变，而不应该由刑法来管理。如《天演论》的思想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在《中庸》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等等。辜鸿铭在世时已拥有世界声誉，也为西方所接受。他本人也是中西混血儿，又接受了高尚正规的西方高等教育，有足够的条件融入西方。但他一生崇尚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儒家圣贤，并甘愿在道德的怀感中清贫而快乐地生活。他在充分了解西方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与20世纪早期西方出现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思潮同步，但更为深刻。而他之所以能提出很多卓见，正是因为他有一段“石在他山”的经历，因此眼光眼界都很不寻常。他既然常被人称作“疯子”，那么我们就不妨拿晚清的另一位“疯子”章太炎来与他作一简单比较。“章疯子”最大的成就在于朴学，今天杭州西湖他的纪念馆中，正是挂了一幅黎元洪亲书的“东南朴学”字幅。章太炎的社会思想，一直不够稳定，虽然他是革命派，但忽孙忽黄忽黎，可见其思想的起伏很大。据说他在日本写排满革命文章时，观念经常是朝令夕改，可见其“疯子”的绰号确有其来有自。他最出色弟子的黄侃，果然是一个考据大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而若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判，他远不如康有为。辜鸿铭的缺点，在于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没有带出伟大的学生，但他有限的贡献是一针见血的，虽然只是一个针眼，却很深刻，能给人启发。他们几个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非要为他们划分个派别的话，我认为章太炎是清儒，辜鸿铭是宋儒，康有为是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