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历史回忆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ZT：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2)
支持第二种方向的人（其中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从较为乐观的估计出发，坚持认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平阵营”的可能性，这一点从1954－1955年开始引起了对苏联外交的严重关注。在苏联上层领导内部斗争中的这样两种战略，有助于解释苏联在外交上及在国际间寻求新的处理方式和策略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不协调动作。这在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上也显现出来。
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关系，努力缓和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评估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处于中立状态的观点。这时另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莫斯科担心在斯大林这个被狂热崇拜的领袖去世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莫斯科也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需要借用毛主席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1、莫斯科急于拉拢北京
苏联与中国接近，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就开始了。苏联新领导人接管权力之后，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几次海外之行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赫鲁晓夫先生在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访问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懂得，苏联想借用毛来加强其在斯大林后的影响力，也打算利用这次机会签订许多条约，主要是经济条约，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长期谈判未果的贸易协定，于1953年5月26日得以签署。为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基础工业，苏联的援助促进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中苏50年代的军事合作，与苏联援华创建工业基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原因。
1953年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5日，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一项协定，由苏联通过贷款为中国至 1959年底的建设提供设备和帮助，援助中国建立和恢复141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几家冶金企业集团、非金属制造企业、煤矿、炼油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发电厂。随后又做了有利于中方的反复修改。
1954年8月，苏联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两国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苏联将帮助进行设计工作，为15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而不是像先前计划的重建这些企业；援建另外14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600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莫斯科作出了提供当时的现代化装备的建议（米格－17喷气机，防空高射炮，坦克发动机等）。这些中国工厂（尤其是那些生产国防物资的企业）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也尚无配备。
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大使尤金认为，有必要注意北京对莫斯科建议做出的积极反应。苏联大使1956年4月5日写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
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向中国工业增加提供总计愈4亿卢布的设备，及援建另外15个企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批准了又一项5．2亿卢布的对华长期贷款。
1954年10月12日，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从旅顺港撤出，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撤出和移交工作将在1955年5月完成。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议也在当时签约。随后中国又要求苏联援助国防和燃料工业，派一批高级地质专家来华。有关的书面要求信件由周恩来通过苏联大使转交布尔加宁。
1956年4月，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4月7日，签订了援建55个大型企业的协议。还有其他一些广泛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批准，其中包括军事合作项目。我们认为下述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利用苏联援助来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重温一下1958年8月中国外长陈毅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我们中国在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学习苏联军队丰富的战斗经验。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苏联远东地区就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当山东省发生战争时，我们这里是前线，你们就是后方”。因此，中国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局势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陈毅在1958年12月1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几天后又说:“需要加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以对付未来将发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苏联有责任帮助中国。”
这是中国方面的需求。当然，苏联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战后自身的经济困难等等问题，苏联不可能对华提供各种武器和装备等物资，因此，关键在于帮助其立起现代化工业，使中国自己能生产出先进武器。这样的军事合作以前几乎没有过，在其之后也不会再有。
09-6-26
支持第二种方向的人（其中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从较为乐观的估计出发，坚持认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平阵营”的可能性，这一点从1954－1955年开始引起了对苏联外交的严重关注。在苏联上层领导内部斗争中的这样两种战略，有助于解释苏联在外交上及在国际间寻求新的处理方式和策略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不协调动作。这在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上也显现出来。
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关系，努力缓和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评估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处于中立状态的观点。这时另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莫斯科担心在斯大林这个被狂热崇拜的领袖去世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莫斯科也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需要借用毛主席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1、莫斯科急于拉拢北京
苏联与中国接近，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就开始了。苏联新领导人接管权力之后，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几次海外之行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赫鲁晓夫先生在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访问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懂得，苏联想借用毛来加强其在斯大林后的影响力，也打算利用这次机会签订许多条约，主要是经济条约，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长期谈判未果的贸易协定，于1953年5月26日得以签署。为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基础工业，苏联的援助促进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中苏50年代的军事合作，与苏联援华创建工业基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原因。
1953年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5日，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一项协定，由苏联通过贷款为中国至 1959年底的建设提供设备和帮助，援助中国建立和恢复141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几家冶金企业集团、非金属制造企业、煤矿、炼油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发电厂。随后又做了有利于中方的反复修改。
1954年8月，苏联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两国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苏联将帮助进行设计工作，为15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而不是像先前计划的重建这些企业；援建另外14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600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莫斯科作出了提供当时的现代化装备的建议（米格－17喷气机，防空高射炮，坦克发动机等）。这些中国工厂（尤其是那些生产国防物资的企业）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也尚无配备。
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大使尤金认为，有必要注意北京对莫斯科建议做出的积极反应。苏联大使1956年4月5日写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
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向中国工业增加提供总计愈4亿卢布的设备，及援建另外15个企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批准了又一项5．2亿卢布的对华长期贷款。
1954年10月12日，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从旅顺港撤出，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撤出和移交工作将在1955年5月完成。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议也在当时签约。随后中国又要求苏联援助国防和燃料工业，派一批高级地质专家来华。有关的书面要求信件由周恩来通过苏联大使转交布尔加宁。
1956年4月，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4月7日，签订了援建55个大型企业的协议。还有其他一些广泛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批准，其中包括军事合作项目。我们认为下述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利用苏联援助来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重温一下1958年8月中国外长陈毅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我们中国在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学习苏联军队丰富的战斗经验。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苏联远东地区就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当山东省发生战争时，我们这里是前线，你们就是后方”。因此，中国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局势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陈毅在1958年12月1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几天后又说:“需要加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以对付未来将发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苏联有责任帮助中国。”
这是中国方面的需求。当然，苏联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战后自身的经济困难等等问题，苏联不可能对华提供各种武器和装备等物资，因此，关键在于帮助其立起现代化工业，使中国自己能生产出先进武器。这样的军事合作以前几乎没有过，在其之后也不会再有。
0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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