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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大小: 发表于 2012-03-02 08:07 |只看楼主
    转载者按：2003年的文章难免有时空背景的局限性。作者对“党”、对华国锋、对所谓四人帮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批判邓小平的正确性。           

                           “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  

       第八个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的“新马克思主义”特色理论的经典提法与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口号与方针。邓小平当时还就他提出的这个口号与方针曾经作了具体的阐述与说明。他指出应当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作一个发展的过程来看：“农村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他当时把中国先富阶层发展的最终目标就定在了百分二十的底线上。他大概认为中国社会只要有了这百分之二十的先富阶层，就可以通过先富带后富，从而最终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目标。邓小平当时称：“这是一个大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新闻媒体在大力宣传邓小平的这一“大政策”时，还同时特别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的口号与方针，《人民日报》还专门开辟专栏组织讨论和宣传。由于“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这个口号确实有些太露骨了，曾遭到党内外不少同志的抨击，他们纷纷以“共产党员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富起来”的口号与之相抗辩，因而在党的十三大之后，特别是在“八九动乱”之后，这个臭不可堪的口号就没有人再去讲了。但是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口号与方针，党中央直至今天还仍然坚持在那里大力宣传并继续贯彻执行着。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与方针，这不但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而且这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显然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分明是要在中国培植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党和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也深知他这样讲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而他除了一再地说明他提出这个口号与方针完全是为了打破我国社会里所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格局与弊端，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与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精心设局拿毛泽东主席来为他自己挡驾和开路。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先向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施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他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7页）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重要口号与方针，并且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以此来看看大家、看看党内同志们的反映。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看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与提法之后，觉得毛主席也讲过这样的话和这样的方针，这个问题重要了。可是他们几乎翻遍了毛主席所有的文稿与讲话记录的档案资料，但都没有查到这句话。对此他们很纳闷，于是请示有关负责同志，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太幼稚了， 邓小平这样讲是有他的用意的，你们怎么能当真呢？！很显然，这位领导同志很清楚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那样的话。因而邓小平在这里无疑是在造毛主席的政治遥言，他设局把毛主席绑票来为他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的出笼进行辩护和开路，用的是一种十足的江湖骗子政治伎俩与骗术，实在无耻得很！

    我们凡是读过历史的人，凡多少懂得点中国发展史和世界发展史的人们都应当知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他们所占的比重一般也就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也多多少少地带动了另外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社会阶层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的状况。

     在封建社会里，作为统治阶级的先富起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就曾带动农民阶级有了比奴隶阶级要高一点的社会地位与好一点的家庭生活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统治阶级的先富起来的资本家阶级，又把工人阶级从过去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到提升到自由人的地位上来，并且还确实带动一部分工人贵族也富裕了起来。但是，不论是封建社会还资本主义社会，也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先富起来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先富起来，都没有带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同时富了起来：相反几千年来，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一直没有得到改变，一直都是很悲惨的。

     我们知道在地主阶级的占有制和资本家阶级的占有制的社会制度下，这两种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它既决定了那个社会制度条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决定了先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根本不可能带动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也同时或者最终共同富裕起来。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条件下，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能背离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能不能放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原则的共同富裕的方针和政策，去借鉴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也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和政策，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进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呢？作为一个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你能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党和政府先行培植一个占全国城乡人口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先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我们的国家就能最终依靠他们这部分先富阶层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吗？！难道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没能做到的，我们党今天实行这个政策就一定能做到吗？！这会不会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一种天方夜谭工的政治大骗局？！

    我们知道，社会财富的分配从来都是决定于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分配关系的，因而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从来都是一部分人先富的首要条件。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让我国社会中占5-20%的人首先富起来，党和政府就必须首先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让这5-20%的社会成员占有比其它大多数社会成员要多得多的生产资料，依法赋予他们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的特别权利，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一定要重新恢复私有制的社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第一步，从领导和发动在全国范围里推行农村“大包干”的改革起步，全面摧垮了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力地扶植和发展农村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功地培植和发展了一大批农村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和重点户。

     作为第二步，让“包字进城”，在全国范围里全面推行城市国有和集体经济的承包制的改革，继而在大力推行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与“MBO”式的大规模地消灭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民营化的改革，党和政府一步一步地通过这种大规模私有化性质的转制改革，确实使我国社会大约10-15%的社会成员占有了约占我国半数以上的生产资料和80%以上的社会财富，不仅涌现出了一批成百万、上千万计的百万富翁，而且涌现出了一批成千上万计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有一位叫高粱的老同志写的《给邓榕的一封信》中说：“你家就不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报载你大姐邓林在香港办画展，带去一百二十幅画，一抢而空。她拿了十幅画的钱二百万元（港币），赠给了内地一个艺术单位。由此可以推算，她这次画展至少可以收入一千到两千万港币之间。据报道，类似的画展，在海外至少办过三次，据此推算，收入在三千万人民币不止吧？你家庭的其他成员，收入也许没有邓林那么多，也许难说，或许更多。”高粱同志指出，其实并不是邓林的画技高和画的价值真正值那么大的价钱 ，而是邓林小姐的家庭背景实在太值钱了。这使我们知道，邓小平家庭同样得风气之先，也首先富了起来，即使还不算是亿万富翁，也早已经是千万富翁了。但是，人们同时看到的一个十分残酷和凄惨的社会景象就是，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两极化的恶性发展已达到了极点。

     随着我国社会这5-15%的先富起来的日益权贵化的强势社会群体阶层的出现，我国数以亿万计的创造了无尽社会财富的工人、农民同胞们，却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阶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入到无尽的贫困状态之中。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项“大政策”，实际上为我们党在中国培植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一个日益主宰着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拥有中国社会80%以上社会财富的新资本家阶级，这个率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人们，他们除了拼命地攫取国家和社会的大量财富和千方百计地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血汗外，并没有真的去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也跟着富起来，即使那个得风气之先的作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邓氏家庭，也没带动过多少人民群众富起来。看来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个重要设计，这个“大政策”，并没有真正地惠及我国大多数劳动人民，他既欺骗了全党，也欺骗了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大政策”，还直接导致了党和政府内严重腐败的滋生。这中间功勋最大的还数那个“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的“大政策”，它更进一步地直接导致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日益腐败和日益资产阶级化。

    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和政府的这种腐败趋势就已经开始了。各级党委政府在积极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这一先富政策的过程中，从而就变成了一种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垒大户的热潮。他们亲自挂帅去抓，积极帮助大户们选择建设与发展的项目，帮他们在政府立项，要资金给资金，要技术给技术，要物资（钢材、木材、水泥等）给物资，要人才给人才，确实搞得轰轰烈烈。思想越解放，干得越放手，大户培植的越多，其政绩也就越大。这同时也就把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大众的命运和利益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一方面是大款傍大官，另一方面是大官傍大款，从此后，党和政府腐败的滋生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和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了。

    特别是那个“共产党要带头富起来”的口号与方针，还要更加具有十分强大的诱惑力和杀伤力，它使权力私有化和权力资本化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成为可能。还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不少的同志指出，如果这个口号与方针也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农村的大队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无疑应当比广大党员先走一步，要首先带头富起来；在一个公社范围里，公社党委书记无疑应当在全公社先走一步，要首先带头富起来；在一个县、一个地区和一个省的范围里，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无疑应当走在全县、全地区和全省的前列，要首先带头富起来；同样地，华国锋主席无疑应当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大富翁，否则他们这些党的书记们又怎么通过充分发挥其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去模范地贯彻邓小平为党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的这一“大政策”呢？！

    我们知道，党的十三大之后，党报党刊就基本上不宣传“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这个口号与方针了。但这并不等于党中央和邓小平已经放弃了这项大政策。实际上，到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在十五大、十六之后，党中央才真正地彻底放开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这项“大政策”。从1993年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并且规定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际和可操作化了。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第一次公开地放开了一般党员干部可进入股市买卖股票的“大政策”。

     1997年又进一步放开了党员领导干部（县团级以上）可以投资入股市买卖股票的“大政策”。2001年又进一步放开了党员领导干部可以进入股市买卖股票的“大政策”。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之后，党中央同时出台了“国退民进”加“MBO”式的私有化、民营化的“大政策”，允许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收购国有企业。江泽民并且代表党中央公开宣布，我们党不但允许共产党员去做资本家，而且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而把共产党要富起来的政策推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内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虽然一年比一年增多了，可他们并没有响应邓小平的伟大号召，去同时带动广大的工人、农民同胞们也富起来，反而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同胞们剥削压迫得甚至到了生存不下去的地步。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推进医改、教改、房改和企改，已经给少数权贵们积累了成千万上亿万的巨额财富，可他们并没有真正遵循邓小平的教导，哪怕是施舍出十万八万的善款去资助那些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和买不起房的人们，连同邓氏家庭的富豪们也不愿意这样去做，这不禁使党和人民怀疑邓小平的这项“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能不纯粹是一种骗人的“大政策”吗？！

    今天中国的现实，就全党来说，我们这个党已经基本从一个“穷人的党”变成为一个“富人的党”了，党内的“富豪”越来越多了，它使我们这个党逐步地越来越变成为中国社会那15%左右的富人权贵阶层的代表了，成了他们的先锋队了。他们现在只愿意傍大款，哪还愿意傍工农，特别是傍那些下岗工人和无地失地农民？他们早已变成 中国社会中的一群冷血动物了，根本不会把工人、农民的利益和冷暖放在心上！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连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领袖们，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口号与方针，尽管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其最基本的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都是立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们从不这样公开地宣传，他们害怕公开讲出这个社会的事实会引起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可见我们的邓小平要勇敢得多，他敢于公开这样讲，比之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领袖们要更有点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了！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最后一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十分郑重地许下了他那个“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的政治诺言，这就是他那个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要讲话。只是不知道他这个“最终富起来”的日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他看来，党和人民只要相信反正总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了。不过，在许多头脑还并不糊涂的中国人看来，邓小平这一次，也不过是用这个“最终”可实现的目标的承诺，来粉饰和掩遮现阶段我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现实，来再次吊吊党和人们的胃口罢了。

     实践的发展一再地证明，邓小平所精心设计和推出的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纲领和路线，完全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和路线，是一条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和路线。因而全党全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相信他这个鬼话了，而应当坚决地把它一同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